佩里・安德森：论2011年阿拉伯地区政治动荡

《新左翼评论》2011年3―4月号刊登了该刊主编佩里・安德森题为《论阿拉伯世界的级联性政治动荡》的社论，全面论述了阿拉伯世界一系列相互引爆的政治动荡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左翼应该采取的政治议程都做了阐述。作者从多重视角独特地解剖了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这一复杂问题，值得参考。文章内容如下。

2011年阿拉伯地区的起义属于罕见的历史事件：一连串的政治动乱，一起引爆一起，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此前只发生过三次类似的事件：1810年至1825年的拉丁美洲解放战争，1848年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1989年至1991年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解体。每次事件对于当时当地都有其历史特殊性，阿拉伯地区的这次动乱也不例外。每次事件持续的时间都在两年以上。这次动乱的导火线是去年12月在突尼斯点燃的，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烈火蔓延至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阿曼、约旦、叙利亚。任何关于这场风波的预测都为时过早。此前的三次政治动荡中，最激烈的那次却在1852年以完败而告终，另外两次取得了胜利，虽然结果总是很苦涩：可以肯定，远不是玻利瓦尔或伯莱所希望的结果。阿拉伯地区这次动乱的最终命运也不外乎这两种，但必定有其独特性。

一

有两个特征造成中东和北非长期游离于当代政治格局之外。第一个特征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西方帝国对该地区长期控制的时间之久、程度之深，是独一无二的。一战前，从摩洛哥至埃及，整个北非都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海湾地区也是英国的保护领地，亚丁湾是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前哨。一战后，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落入英、法之手，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地区也落入欧洲列强之手。后来，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式进入殖民统治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地中海东部成为殖民地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早就是欧洲殖民地，更不用说拉丁美洲了。然而，与任何这些地区不同的是，在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实质性的不间断的一系列战争和干预一直伴随着这个地区的去殖民化进程。

二

这始于英国远征军于1941年在伊拉克重建傀儡政权。此前，英国在1938年至1939年镇压了巴勒斯坦动乱，后来在其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犹太复国政权。从此以后，英国成为一股不断扩张的殖民势力，时而作为合作伙伴，时而充当代理人，更多的是作为地区侵略活动的始作俑者出现。它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后者代替英国和法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霸主。自二战以来，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起宗主国或占领者引发的暴力事件。上世纪40年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发动侵略战争。50年代，英国、法国、以色列袭击埃及，美国侵占黎巴嫩。60年代，以色列持续六天袭击埃及、叙利亚和约旦。70年代，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发动赎罪日战争，反击以色列，美国最后掌控了局势。80年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镇压了巴勒斯坦起义。90年代，爆发海湾战争。在本世纪之初，美国侵占伊拉克。这次，也就是2011年，北约轰炸利比亚。并不是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起源于华盛顿、伦敦、巴黎或特拉维夫，本地引发的军事冲突也很常见：60年代的也门内战，70年代摩洛哥侵占西撒哈拉，80年代伊拉克袭击伊朗，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西方势力的插手或纵容总是存在。该地区的任何微小变动都受到西方势力的密切关注，必要时后者还会动用财力或武力予以干涉。

三

欧美对阿拉伯地区特别警惕，插手也多，其原因很简单。一方面，该地区石油储备量最大，这对西方能源密集型经济至关重要，鉴于此，欧美建立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基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地弧，东边以伊拉克为前哨，沿波斯湾建立了海军、空军和情报基地，往西深入至埃及、约旦、也门和摩洛哥的安全机构。另一方面，以色列被安插在这个地区，需要受到保护，因为美国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的大本营，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实力极强，没有哪一位总统或党派敢得罪他们，而欧洲又一直对大屠杀心怀愧疚。由于以色列在这个地区属于占领国，同时还要依靠西方势力的保护，其西方保护者自然成为伊斯兰组织报复的对象，就像当年伊尔根和勒伊为光复犹太国在地下从事恐怖活动一样，这使得西方帝国对该地区的控制越盯越紧。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像该地区这样如此吸引西方列强的长期关注。

四

阿拉伯地区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自从去殖民化发展以来，当地各种独裁统治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程度深。在过去的30年，“自由之家”所倡导的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广泛传播。在中东和北非，类似的政体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形形色色的暴君长期掌权，并不为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有什么变化。沙特家族――更合适地说是西西里家族，自罗斯福与其加强了联系之后，一直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要地――已经统治该半岛近百年，而其权力不受任何监督。英国通过与海湾国家签署休战条约扶助海湾小国和阿曼的建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认为没有必要听取臣民的意见，但有必要与相邻的华盛顿的伙伴协商。约旦哈西姆王国及摩洛哥阿洛伊特王国首先是英国的工具，后来是法国殖民主义的受惠者，已经持续三代控制着皇帝的宝座，议会至多在表面上用手势做个表决而已。酷刑和谋杀在这里很常见，而这些政府是西方国家在本地区最好的朋友。

五

这一时期的政权都打着共和国的名义，实际上一个比一个独裁、专制，大多数王朝不比君主帝国好多少。而且，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在位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卡扎菲在位41年，阿萨德父子40年，萨利赫32年，穆巴拉克29年，本阿里23年。唯有阿尔及利亚是像巴西一样由军队首脑轮流执政，但除此不同外，其他处处都是专制统治。从外表看，这些政体对西方霸权的屈从也表现出不完全一致。埃及的独裁政府只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从1973年的军事溃败中死里逃生，自然就成为华盛顿的忠实爪牙，也没有沙特王国那样在行动上比较独立。也门统治者之所以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因为在反恐战争中提供了服务。突尼斯政府在欧洲，主要是法国，但不限于法国，培养自己的靠山。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政府通过出口自然资源获取巨大收入，如果更加全面地屈从，会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例如阿尔及利亚要求西方允许对伊斯兰反对派实施屠杀，利比亚要求免除过去的罪过并在意大利投资。能够坚持不让步的国家只剩下叙利亚，因为以色列的阻拦，叙利亚一直无法收复戈兰高地，也不情愿充满宝藏的黎巴嫩被沙特收买或落入西方情报机构之手。然而，纵使叙利亚有些特殊，也很容易被编入“沙漠风暴行动”的队伍之列。

六

本地区长期受美帝国主义的支配，长期缺乏民主制度，这两个特征一直是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并非简单的相互衍生关系。一旦美国及其同盟认为民主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民主，正如摩萨德、阿本斯、阿连德以及目前阿里斯蒂德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反之，当独裁制度重要时，必定会得到很好的维护。依赖部族施舍和对外来劳动力的剥削建立的阿拉伯专制统治，是美国的战略齿轮，为保护这种专制统治，美国五角大楼随时都将插手。无论是帝制还是共和制形式的独裁政府，是一种方便的、策略性的制度。所有这些专制政体并不是由美国建立或强制建立的，美国主要是援助和支持它们。不管华盛顿如何对它们百般呵护，它们仍然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专制?政府。

七

列宁有一句名言，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政治外壳。自1945年以来，西方决策者或战略家无不同意这个观点。欧美帝国原则上更愿意与阿拉伯民主派而不是独裁者打交道，只要他们同样尊重西方的霸主地位。80年代以来新近成立的民主政体已经证明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何同样的过程在中东和北非就行不通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及其盟友有理由担心公众的情绪不会让选举给他们带来令人安慰的结果，因为这个地区受帝国主义迫害的历史太长，受以色列的强征暴敛也太多。在刺刀威逼下通过罗致选票选出一个代理政权，如伊拉克，是一回事。而更加自由的选举完全是另一回事，如阿尔及利亚的将军政府和法塔赫强人发现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一旦面对在西方看来对自己不够驯服的伊斯兰力量将取得民主胜利，欧美就会鼓动取缔或予以压制。帝国主义和独裁主义逻辑依然相互交织着。

八

这就是阿拉伯起义最终爆发的背景，该地区两大文化纽带――语言和宗教――使得这次动乱一起接着一起，形成级联效应。动乱以大规模游行为主，参加示威的人员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纪律堪称楷模，虽然处处都面临着催泪瓦斯、水枪乃至子弹的打压。要求政府下台的呼声从一个国家传向另一个国家。各个国家广场上、街道上的示威人群无一例外都要求政治自由，消除暴政。尽管人们对民主这个词并不陌生，各国政府实际上也尽力利用它，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体验过。民主很少被看作是一套明确的制度形式，它的魅力更多是来自对现状的否定――只要专制不是的它就是。惩罚旧政府高层官员的腐败要比关心新体制下的具体细节问题更有吸引力。起义的动机已经很明确，他们的目标是最古典意义上的纯粹政治性的：自由。

九

那么，当局的可憎面孔顽固地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暴乱，为什么动乱发生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时机不能从起义的目的中去寻找，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新的传媒方式：半岛电视台、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使公众沟通很方便，但不可能建立起新的起义精神。引发动乱的导火索暗示了答案。这一切始于突尼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上一位贫穷的菜贩在绝望中的死亡。阿拉伯地区动荡的背后隐藏着随时导致火山喷发的社会压力：贫富两极分化，食品价格上涨，住房紧缺，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口金字塔中青年人（包括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青年）的大批失业。没有其他地区隐藏的社会危机像这里这样尖锐，也没有其他地区像这里这样如此明显缺乏令人信服的发展模式，因此未能成功地把新生代力量融入社会之中。

十

然而，至目前为止，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和这次动乱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较大脱节，这正部分反映出这次革命是以偶发事件为主。在大城市里（麦纳麦除外），总的看来，涌向街头游行示威的人群并非穷人，工人持续的大规模的罢工仍然还没有出现，也很少有农民参加。这便是几十年来警察压制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各种集体组织被消灭。重新组建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种脱节也是意识形态退化的结果。在这里，几十年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被信任，激进的忏悔主义被阉割，只剩下褪色的伊斯兰教义被奉为万能。在这种专政造成的环境中，起义的词汇只能集中于政治意义上的专政及其倒台，仅此而已。

十一

但是，自由需要与平等重新结合起来。如果不把二者结合起来，动乱很容易退化成旧秩序的议会化，无法对社会矛盾和能量的爆发作出反应，最后只不过是下一次革命来临前堕落的寡头统治而已。阿拉伯地区重新组建新秩序的战略首先是消除革命者之间的裂痕，力争建立允许社会各派实现最佳表达的政治自由。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呼吁完全废除各种紧急法令，解散执政党或取缔家族统治，清除旧体制中各种无实效的国家机构，将旧政府中相关的领导人物绳之以法。另一方面，一旦旧体制被清除，就意味着需要面临新体制中新出现的许多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各种细节，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这里一些要求至关重要：任何公民或工会都有言论和结社自由；未被扭曲的选举制度，即按比例而不是领先便获胜的选举制度；避免总统大权在握；防止媒体垄断，无论是国家媒体还是私人媒体的垄断；享有最低公共福利的法定权利。只有在这种公开的制度框架之下，起义爆发时提出社会公正的请求才可以在集体自由中呈现，这些请求也需要集体自由来找到实现的途径。

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动荡中还缺少另一样东西。在所有的级联性起义中最著名的1848年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是三种最基本要求，而不仅仅是两种要求相互交织：政治的、社会的和民族的。这次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中，民族要求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群体运动还没有发生单一反美或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因为埃及纳赛尔政策的失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性地得不到信任。另一个原因是，叙利亚、伊朗、利比亚政府虽然随后一致抵制美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