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库克：美国对埃及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本周末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将开始开罗之旅，在同埃及官员会谈时不可避免会提到一个老话题：两国领导人都喜欢说的一句话，即美国和埃及共同享受“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然而，两国谈论的共同利益和紧密合作的种种，很少有实际意义。过去两年中，埃及政治危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则一直致力于保持华盛顿和开罗处在良好的关系轨道上，但这个轨道到底会走到哪呢？

对于这点，总统们也不是完全清楚。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2009年结束5年的“不走访”而访问华盛顿时，奥巴马又回到了老生常谈，称赞埃及领导人是“一个领袖，同时也是美国的顾问和朋友”。而实质意义上的层面却无从谈起：在这次访问三年后，奥巴马坚称埃及既不是美国的盟友也不是敌人。

如果埃及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人，那它（在战略上）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当面对这个问题时，美国官员一贯保持迂回态度。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在2004年年底发布“关于中东地区自由的前倾战略”后，一个在开罗的美国高级官员在面对华盛顿的记者和智库关于“美国想要从埃及得到什么”的提问时，说道“我们所希望的和埃及人是一样的”。

这样的声明是虚伪的，埃及政府在当时显然不希望美国介入他们的民主进程，即使这会受到部分民众的欢迎。还有如果埃及人希望中断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呢？或者想要与伊朗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呢？进一步来说，由于不能确定整体埃及人民的真正需要，而显然不仅仅是一群人，那样的申明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直到2013年，美国人都还在摸索与埃及的关系。在一次不经过埃及的中东之旅后，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说，美埃关系的未来不是由华盛顿政府说了算。他于2月27日在一次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聚会上，指出美埃关系的程度取决于埃及人。

这种混乱并不能真实反映美埃关系。即使远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杰斐逊・加菲利拉拢激励埃及第二任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时称，埃及一直是美国战略上优先考虑的国家。因为在冷战时期，埃及在苏伊士的战略地位以及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影响力，都是苏联连接东地中海、北非和东非，和确保波斯湾石油运输的宝贵资源。

然而，由于美国国会反对庞大的军事援助方案，并且反对埃及成为西方国家在中东安全系统中的领导成员，使得加菲利拉拢纳赛尔的努力化为泡影。但是，在艾森豪威尔和纳赛尔统治期间没完成的工作，在理查德・尼克松和安瓦尔・萨达特执政期变成了现实。开罗于20世纪70年代初对莫斯科逐渐厌倦，萨达特开始相信，只有华盛顿可以为埃及不断追求现代化提供资源。因此美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诞生。

之后，埃及成为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堡垒。直到萨达特的军队前往耶路撒冷，埃及以色列战争状态才得以结束。之后埃及又作为西方在中东安全系统的一个关键支柱，可见二十年前的概念终于在这个时代实现，这也成为继续服务美埃关系的基础。然而以上的关系在穆巴拉克政权被起义推翻之前就过时了，华盛顿却还是告诉自己埃及衰老的统治者仍是美国的资源，因为他保证了苏伊士运河的开放、保持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抑制了伊斯兰主义者。但是，随着接下来两年的政治动乱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华盛顿政府错误的逻辑愈显清晰。毕竟，时任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没能推翻该地区的政治秩序或挑战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

由于冷战已经逐渐从记忆中消褪，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要阐明日益过时的美埃关系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已经脱离“希望埃及人要什么”（的实际），或者因为双方的“工作关系”导致疏离得足够远。从狭义上讲，随着穆巴拉克时代的结束，一旦两国在经济上讨价还价，美国和埃及的官员就开始公开宣称所谓的“战略关系”。埃及人从来没有得到或很难掌握所谓的武器系统军事援助，另外所谓的经济援助对埃及大范围衰落下的经济帮助微乎其微。

这种模糊的关系不会利于任何一个国家。在华盛顿特区，与埃及的关系存在奇怪的脱节。其中有部分官员清楚埃及改变了多少，但无论是在2010年还是1999年还是1989年，他们基本不谈论与埃及合作生意。谈论的都是关于对埃及领空建设的援助和苏伊士运河，这些替代了对美国更为重要的本质的合作项目。

还有另外一些决策者，例如国会的议员，也认识到埃及的变化，并想要惩罚它偏离美国的利益。正如一个国会山内部人士描述了这种肤浅的观点，他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都是恐怖分子，因此埃及不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于此同时，其他人仅仅被“新埃及”的复杂性所困扰，只是希望埃及不会被重压下的经济问题和离奇的政治环境所压垮。

如何定义战略的问题在于，华盛顿对开罗没有太大的兴趣。虽然可以肯定的是，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讨论了埃及推动民主的重要性，但美国在该地区有更重要的政策目标，即确保该地区的石油流入、帮助保护以色列、并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据中东（当然，除了美国）。

换句话说，无论埃及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都是美国达成其他结果的手段。华盛顿希望埃及能够稳定，因为它更感兴趣的是沙特的安全，或伊朗的挑战，或以色列的福祉。

现在，最新任命的国务卿将访问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希望可以重新建立关系。但是，除了对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相似的构想之外，美国人再次在表达战略性调整的内在原因上捉襟见肘。美国想把战略目标转移到“贸易而非援助”的建议从未得到积极的响应，更别说这会成为战略关系的基础。同样，为了改革而削减援助的威胁对埃及政治轨迹的影响微乎其微。

如今埃及的政治如此不安稳，美国要想有目标清晰的政策似乎是不可能的。在官僚内生性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约75亿美元的援助成本似乎沉没了，而事实上，埃及人在当前“有婚无爱”的美埃关系中更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

这可能仅仅是因为美国与埃及之间的战略一致性已经成为过去。美国在开罗投资的收益已经带到了华盛顿，而现在对美国来说最好的事不是去试图修补旧的战略关系，而是启动新的。奥巴马团队在2011年5月认识到这一点，并宣称美国人必须以谦卑的态度来看待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但同时不放弃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识到埃及人不可能希望建立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关系，而是希望用一种用更尊重的方式来确报国家利益。

这个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美国人（还有以色列人）的紧张。但同时也有好的一面：无论将发生什么事，开罗是不可能与美国的敌人结盟的。穆尔西对待伊朗的关系向埃及人民表明，这个时代是和穆巴拉克时期有区别的。这个信号同样表明开罗计划在沙特地区成为有影响力的存在。基于此，埃及人比预期当中更加强烈地进行伊斯兰抵抗运动，从而拒绝该组织关于在开罗成立一个办公室以及在埃及-加沙边境建立洪水隧道的要求，这也为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补给线服务。因此毫无疑问的，新埃及对真主党或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仍然没好处。

在克里的访问之后，华盛顿不太可能会对开罗产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但不容置疑的是：埃及正努力改变自己的内部难题，这也是迫切需要经济援助的。当然，假设奥巴马和克里面对的不是当前危机下的埃及，如果他们将过时的美埃战略关系转为更加正常的关系，使之适合埃及和周边地区的变化，那么他们将能够实现更多的目标。

当然这需要政策制定者采取长远的眼光，一个强有力的现在政府需要理解，目前华盛顿和开罗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是一件好事。说不定，也许一段时间的分离反而会提醒这两个国家他们起初为什么会站在一条战线上。

文章选自美国外交协会《外交政策》，原文发表时间是2013年3月1日。作者是外交协会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