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以色列的现代化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近年来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冲击着传统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它的一些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可以拿来分析和打量以色列的现代化。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通过个人-国家-国际三个层次的结构，以色列的现代化呈现出它独特的地方，扩充了现代化的内涵。

关键词：国际关系 建构主义 以色列 现代化

Modern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of Israel

Guo 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Xiang Tan University,Xiang Tan,411105,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vism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a force for strong impact on traditional new realism and liberalism, and some of its unique Angle of view to analyze the problem can be used to analyze and look at Israel's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 the three levels of structure, Israel's modernization presents its unique places,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onstructivism Israel Modernization

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建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建构主义发展日益成熟，逐渐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亚历山大温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现在虽然建构主义流派分支众多，但是仍然有一些共同性的观点。它强调国际社会除了有物质力量外还有观念的力量，主张分析共享知识、文化、观念、精神力等非物质的因素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影响。众所周知，国际社会的主要组成单位是主权国家，因此建构主义可以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本文拟从建构主义出发，按照个人-国家-国际的逻辑层次打量分析以色列的现代化。这也可以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在现代化的研究中，跨学科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视角，更全面、更独特的认知一国的现代化过程。以色列的现代化以往我们强调它的高效的农业，高瞻性的教育以及中东战争等具体的内容，忽视了从长时间段、总体上看待以色列的现代化。本文即从建构主义的视角，长时间段的、总体上认知以色列的现代化方面做粗浅的探讨。

一

从个人层次上看，建构主义认为，政治家和其他人的行为动机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也包括他们的认同感、道义观以及有关什么是社会文化所认可的合适行为的认识。考察领导人及民众改变偏好、产生认同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的过程非常重要。以色列建国初期的领导人们大多是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他们一方面认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另一方面则坚信犹太民族的传统信仰。这样的交融式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在确定政治制度的时候展开了激烈的争讨。“最后确定了以西方社会为蓝本，以议会民主制、多党并存、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同时考虑到犹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因素，以色列又创造性的确立了对立党联合执政、比例代表制等原则” 1。因此以色列也被称为中东“集权主义汪洋中的孤岛”。在建国之初，本古里安大力的推行“国家主义”，这就奠定了以色列领导人对“国家至上”理念的推崇。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本古里安的强势反映出当时以色列领导层对国家快速发展的渴望。在周围都是穆斯林的敌视的环境下，以色列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是十分的强烈的。因此可以说以色列初期的现代化是在地缘政治状况恶劣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国家需要短时间内强大起来，内部必须高度的团结。“国家至上”的观念于是得到了领导人和民众的认同，军队国家化、教育体制统一化、国家干预经济等等措施为以色列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经过了大约二十年的发展后以色列把中东的那些穆斯林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1964年“六日战争”以以色列的大胜而结束，这一事件是以色列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以色列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到处都弥漫着自我优越、安逸、轻松的气息。“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人更加自信、更加高傲、更加充满了优越感。突如其来的成就感使以色列人的自我价值判断急剧膨胀，人性中固有的放纵意识得以诱发。他们开始习惯于发号施令，热衷于以强制胜。轻而易举的获得也消解了他们在建国初期所具有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与创新意识，许多人甚至不愿意再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 2这样的民众心理对以色列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被外界扣上了“种族主义”的帽子，备受国际社会职责。以色列在新占领土的基础上推行了“经济一体化”政策，现代化进入了更高的阶段。但是阿拉伯世界复仇心理强烈，更加敌视以色列。最终1973年爆发了“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先败后胜，民众自我优越的心理被沉重打击。阿拉伯世界的空前团结，石油危机的爆发，以色列的现代化步入了低潮，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政治形势动荡，民众陷入了彷徨，梅厄政府倒台。此后的拉宾、佩雷斯都没能力挽狂澜，最终贝京的“利库德革命”开启了以色列现代化的“新篇章”。新政府在七年的时间内，内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所以才被称为“利库德革命”。贝京政府被民众给予了太高的厚望，“我相信并祈求我们的新领导人，不管他们是谁，如果勤奋努力的话，将逐渐的使以色列上升到不会掉下来的理想主义的的顶峰上。” 3贝京对自由主义有高度的认同，他企图快速的实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众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出现了偏差，过度的西方化问题严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盛嚣尘上，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很大的提高，消费水平却增长迅速。过度消费，入不敷出。市场运行混乱，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造成了八十年代恶性的通货膨胀。同时贝京的“巴比伦行动”和“大以色列计划”再一次加深了巴以矛盾。1982年“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陷入了绝境。外部国际社会强烈声讨谴责，内部政府失信于民，民众的反战情绪极度高涨。领导人和民众的道义观、战争观、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等发生了巨大的分歧，“现在实现和平运动” 4就是最好的体现。1983年，贝京辞职。此后的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联合执政，领导人在和平和战争的选择间摇摆不定。拉宾的被害说明，以色列仍然存在着很强的右翼势力，和平仍然十分的遥远。以色列的总理们打打和和，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有时强硬，有时温和。以色列的现代化曲曲折折。和平进程大起大落，民众心理复杂纠结。可以说，以色列的现代化与和平进程紧紧绑在一起，同时领导人对和平的认识，对发展方针的选择以及是否和民众保持一致对现代化影响重大。以色列政坛动荡不断，但是国家却不乱，由此可见建国初期领导人们对体制的良好构建该是多么重要。

二

从国家（社会）的层次来看，建构主义认为，理解共享知识与期望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这样的“社会事实”是怎样影响政治行为的。所谓共享知识即行为体共同具有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这种共同的理解和期望主要是民众的精神、观念等力量。他们能够建构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

犹太民族精神的作用。在建国初期，以色列人最原始的发展动力即来自于“犹太复国主义”。比如当初每年大量的吸收移民，就有一些领导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以色列刚刚建国，实力尚弱。大量的移民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但是当时的主流声音是“尽管我们还很弱小，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绝不抛弃任何一位犹太人，只要他们愿意到以色列来生活，我们就欢迎。”犹太人千百年来受尽了磨难，他们养成了居安思危的习惯。在建国初期以色列的发展过程中，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犹太人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和民族任劳任怨。犹太民族的民族精神就像是新教伦理一样，激发着人们的斗志，是以色列现代化的巨大精神动力。虽然在以色列还生活着一些非犹太人，但是在建国初期，这并不妨碍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地位的不平衡才有了民族问题，后文将会详细提到。以色列最早的一批犹太人大多受的是西方教育，他们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从他们对政治制度的选择就可以看出，“自由、平等、法制”等观念他们是给予了充分的认同的。这样犹太人就逐渐在国家将建国初期的这些认同观念推广开来，主要的手段就是教育。犹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力量除了体现在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上外，还体现在以色列人参军的巨大热情，几乎是全民皆兵。他们作战勇敢，团结一致。这就像是《亮剑》中李云龙所讲的“军魂”一样。

民众情绪与认同对政治的“双刃剑”作用。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强敌环伺。加上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天然敌视，犹太人普遍支持对阿拉伯国家开战。民众战争情绪高昂，他们的这种具有沙文主义的民族情绪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前四次中东战争民众的洪流推着国家对外强硬作战，国内主张和平的声音被洪流所淹没。最终的结果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兴起，联合国一度把“犹太复国主义”定性为“种族主义”，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撤销这样的说法。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度膨胀，回归在他们心中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建立‘大以色列’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弥漫。” 5这

种带有极端色彩的民众情绪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让以色列的现代化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第五次中东战争的时候，由于有了之前的“戴维营和谈”以及“现在实现和平运动对民众的警示。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不得民心，政府失信于民。反战情绪普遍高涨。当时普遍的观念是“以色列已经获得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不应该再与邻国开战。”他们共同的期望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这就直接推动了后来拉宾的和平政策的出台，而且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以色列的现代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虽然通货膨胀问题任然很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普通民众以反战为主，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右翼分子不断制造极端事件，挑起民族仇恨，这让政府的政策处于摇摆的状态之中，但是总的趋势是和平的。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民众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在建国初期，由于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再加上那时非犹太人势力很小，因此整个国家看起来是高度的团结一致的。但是当外部矛盾逐渐趋于缓和，内部发展出现不平衡的时候，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就逐渐上升成为了主要矛盾。以色列的犹太人分为两大类，来自欧美地区的犹太人和来自东欧、非洲、西亚等地区的犹太人。习惯上把他们称作“西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前者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就业、收入、教育、文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后者文化素养一般较低，有的甚至不会读写。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的“打工者”，大多是工人和农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两个以色列”。这是非常明显的两个社会层次，时间越长，差异和矛盾就越明显。尤其是年青一代，对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的不满，同样都是合法的公民，为什么差别这么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东方犹太人经常游戏、罢工、静坐来表打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政府是民选政府，越来越多的东方犹太人选票流失，这就让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除此之外，犹太人和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也逐渐的激化。虽然建国初期这些民族人口很少，但是由于他们的生育率很高，几十年来人口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国内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虽然他们说的是希伯来语，但是由于在血统上是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