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中亚形势变化与“上海合作组织”

中亚地区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其政治、安全、外交和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亚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空间依托，中亚形势的变化也即“上海合作组织”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面对中亚地区变化了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也需根据新的现实进行调整。本文将就“9・11”事件后中亚形势变化的特征、中亚形势变化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三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9・11”后中亚形势变化基本特点

“9・11”事件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中亚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的表现之一是不仅中亚(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与大中亚地区(指中亚及其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从分割状态变成连为一体，而且也与南亚和西亚在空间和政治上打通。

在“9・11”事件之前，由于阿富汗塔利班的存在，使在地理和政治上紧密相连的中亚、南亚、西亚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政治和安全上支离破碎和相互敌视。从地理上说，阿富汗坐落在中亚、南亚和西亚中间，这使这一大地区的三个次地区相互隔断；从政治和安全上说，由于各国对塔利班政策的不同，造成或加剧了这一地区国家间的隔阂、分裂和敌对，这包括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关系，中亚国家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亚国家与土库曼斯坦的关系等。塔利班政权的垮台消除了由于它的存在所造成的大中亚地区的割裂，这一变化对该地区的战略含义是出现了形成范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协作与合作机制的可能，出现了形成中亚经济特别是能源开发新格局的可能，同时还出现了这一地区内国家关系大调整的可能。

“9・11”事件之后中亚战略态势的又一重大变化是美国全面进入中亚。美国从苏联解体后即开始进入中亚，包括军事上的进入(注：美国积极参加从1997年开始的中亚营每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在1998年中亚营的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国伞兵从本土出发直接降落到哈萨克斯坦。后来成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谢尔顿将军也在其中。)。但在“9・11”事件后，美国对这一地区进入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历史性的，它正在产生和将会产生的意义是战略性的。一方面，美国有选择地同除伊朗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改善了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对这一地区的进入是全面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同时，美国的进入是长期的。考虑到“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存在的实质性加强，美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美国在阿富汗的主导性作用，以及美国同土耳传统盟友关系的巩固，大中亚地区在美国外交中第一次成为一个完整的战略地区，美国也成为这一地区外交资源最多、影响最大的国家。从此，这一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和利益都明显提升，这使美国将不会从这一地区战略性退出，而且，是否在中亚地区保持长期直接军事存在也不是美国从这一地区战略撤出的自然标志，即使以后美国从中亚撤出其直接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国也将全力保持对中亚的战略进入和控制能力。

中亚的大国关系在“9・11”事件之后也呈现出新局面。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主要角色是中俄美三国。在“9・11”事件之前，三大国在中亚的态势是：俄罗斯在中亚的控制和影响力虽然大大减弱，但它仍是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而且，在从2000年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投入增大，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呈恢复上升之势。在战略思想上，俄罗斯仍然把中亚作为自己特殊利益地区和“后院”，不希望中亚对其他大国完全开放；中国在与中亚五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开始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进入中亚，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中亚的力度和期望都明显提高；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亚，但在其对原苏联地区的外交政策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背景下，中亚处于边缘地位(注：美国直至1997年才有了明确的对中亚和高加索的战略政策，1997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表示中亚和高加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美国准备逐步增加对中亚和高加索的投入。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1992年访问中亚，此后直到2000年4月奥尔布赖特对中亚地区的访问之前，美国国务卿没有访问过中亚。见TheSecurityoftheCaspianSeaRegion,SIPRI,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9.)。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开始加大对中亚的投入力度，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经援、军援显著增加，美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迅速发展。不过，在中俄在中亚积极协作的背景下，美国在中亚扩展的势头在90年代末有所减缓。按照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阿什巴耶夫的分析，在从中亚国家独立到“9・11”事件发生之前的这一期间，俄美中三大国在中亚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势是形成了脆弱的力量平衡。三国分别在中亚建立了自己的立足基础和主导领域。其中，俄罗斯的主导领域是军事政治影响，美国的立足基础是能源投资，中国则通过商品贸易在中亚扎下了根(注：见阿什巴耶夫向2002年5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9・11”事件后，中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态势发生了扭转。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发展势头受到遏止，中俄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遭受挑战，俄中在中亚的地位受到削弱，中亚国家安全和政治合作重心向美国转移。阿什巴耶夫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俄美中在中亚脆弱的力量平衡发生改变，美国在中亚的基础从能源扩展到军事政治领域，攫取了俄罗斯在中亚的立足基础，使美国成为该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注：见阿什巴耶夫向2002年5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

中俄美三国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有意味的变化。美国在中亚直接军事存在的出现，对于中俄都是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但是，与通常在这种形势下应做出的回应相反，中俄对于美国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都没有进行抵制，不仅如此，中俄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在“9・11”事件的背景之下，美国在中亚部署军队进行反恐军事行动有道义上不可否定的理由；其二，中俄都认为美国在中亚打击塔利班对它们有利；其三，中俄都没有现实的能力阻止美国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其四，中俄都不想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和与它发生冲突。中俄美三国相互关系的这种状况，其最深刻的含义之一是打破了“9・11”事件之前中俄在中亚联手拒美的态势，形成了中俄美三边互动交叉的局面。中俄美关系这种新局面为三国关系的组合提供了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因而它增加了中俄美三国在中亚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9・11”事件之后，中亚的安全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塔利班政权的垮台，中亚最严重的威胁源被消除，这减轻了中亚国家对本国安全最大的担忧，中亚的安全环境得到了重大改善。塔利班政权的垮台和中亚安全环境的改善，使中亚国家的安全重心和方向出现了转移的可能，这将导致中亚国家对本国安全战略的重点、目标、方向、方式等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同时，塔利班垮台之后，中亚国家最危险的共同敌人消失，中亚国家与塔利班的矛盾不再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矛盾，这有可能使原本被遮盖着的其他矛盾凸现出来，包括中亚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

二中亚形势变化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

中亚形势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但它同时也向该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挑战。

“上海合作组织”起源于边界安全。边界涉及国家安全，共同边界往往成为国家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不过，边界安全对于国家关系的稳定虽然极为重要，但它不具有推动国家关系向纵深发展的持续张力，因此，随着边界安全问题的基本解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上升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基本动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之所以在中亚广泛存在，有双重原因：既有中亚国家内部的原因，也有中亚国家外部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指塔利班。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后，中亚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恐怖主义成为对中亚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力虚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中亚国家对区域性安全机制有现实需求，以反恐为主要目标的“上海合作组织”被中亚国家作为对本国安全的保障机制而接受。

“9・11”事件之后，有两个因素使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保障需求有所变化。其一是塔利班垮台。塔利班政权被击溃之后，恐怖主义对中亚国家的威胁虽然没有根除，但危险的程度有所降低，性质有所变化。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塔利班是悬在中亚国家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塔利班随时可能的出兵北上对中亚国家构成了直接威胁，塔利班对中亚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是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依赖，同时，塔利班政权还是中亚地区毒品、走私等有组织犯罪活动源头。塔利班政权的被粉碎，使由于塔利班的存在而形成的对中亚国家安全的威胁大大减小，中亚的安全形势趋向好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虽然还继续存在，但它们对中亚国家政权的威胁已不是生死存亡的威胁，其尖锐性和迫切性程度都明显减轻。安全形势的变化，使中亚国家安全需求的形势相应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将表现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安全机制的需求和依赖程度的变化。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安全需求变化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军事基地，哈萨克斯坦也为美国后勤性质的军事活动开放了空军基地，美国武装力量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部署到中亚。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十分强大的安全保障。在此之前，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的两个基本安全机制。此外，还有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由于美国军事存在所提供的新安全保障的出现，使中亚国家增加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期望(注：阿布杜拉扎科夫认为，现在中亚地区安全保障由四个因素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这样一种安全保障体系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见阿布杜拉扎科夫向2002年5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亚形势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不确定时代的两难选择――“上海合作组织”能否成为新的合作模式?》。)。

“9・11”事件之后，由于美国在中亚政治、军事、经济影响的增长，美国对中亚国家外交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在“9・11”之后都向外界表明它们仍将奉行多方位和平衡的外交政策，它们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不会损害其他大国的利益，也不会影响它们与中俄的关系。中亚国家表明的继续保持多方位和平衡外交政策的立场是可信的，但中亚各国外交在“9・11”事件之后均明显向美国偏移也是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拥有了更多和更有力的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的手段之后，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中亚国家。在美国认为有必要在某一问题上向中亚国家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亚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和态度可能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通过中亚国家，美国有可能间接地对“上海合作组织”进行某种程度的制约。这是中亚形势变化对“上海合作组织”带来的又一潜在影响。另外，由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与美国的关系处于不同层次和不同方位，该组织成员国在看待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和美国在中亚地区作用问题的角度不会完全相同。这一状况导致出现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需要协调的新问题，处理不好会对“上海合作组织”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由于美国摧毁了塔利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