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进运动”与中东冲突

“西进运动”指的是中国的战略重心，移向国家西面的趋势。尽管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停留在学术圈，国家也没有形成正式的“西进战略”，但向西战略逐步地体现在一些政策之中。这种政策动向有其重要性和必然性。不过，在“西进”提升为国家战略时，必须考虑战略所包含的风险。
尽管类似的风险也存在其他各种战略调整，但“西进”所包含的风险巨大，如果不当心，中国就会陷入中东冲突的泥潭。中亚和中东地区过去是埋葬帝国的地方，现在仍然是。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精明的策略，就会很难避免重复其他大国所走过的老路。
至少有三个客观因素驱使着中国的“西进”，它们也是学术界和政策界论证“西进”策略的主要论据。
首先，在中国的东部，与美日等大国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自从日本民主党在处理钓鱼岛问题犯了严重错误（即所谓的“国有化”）以来，中日之间的纠纷在一段时间越演越烈。再者，随着美国近年来实行所谓的“重返亚洲”策略，中国的海洋战略面临巨大挑战，范围涵盖从东海到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袤海域。美国的“重返亚洲”不仅关乎美国本身，也改变了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一些国家认为中美关系会重复往日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而选择了和美国站在一边。同时，那些和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例如日本和菲律宾），更是利用其同盟关系，在最大程度上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第二，中国的能源需要。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不会改变。中亚和中东地区是能源产地，其能源供应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南中国海是中国的生命线，中国80%以上的贸易通过南中国海。贸易当然包括能源，并且是中国进口的主要部分。能源对中国的重要性和南中国海战略的复杂性，也促使中国希望打通西部通道，直接从陆地把中亚和中东的能源运输到中国来。
第三，“丝绸之路”策略的确立。“一带”指的就是陆地丝绸之路，即把中国经过中亚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和欧洲连接起来的商贸路线。丝绸之路是当代中国的大国际战略，主要发展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丝绸之路具有广泛的含义，包括能源商贸、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随着“一带”战略的启动，中国和中亚、中东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会越来越紧密；一旦实现了互联互通，经济上的整合和互相依赖就会成为可能。
然而，无论是能源贸易还是互联互通，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战略和外交意义。而后两者往往超出人们理性的估算。在推进“西进”战略时，不得不考虑到诸多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的问题。“西进”战略的吊诡，也在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及其由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战略认知的变化。

美国消退后的遗产
在中国的西边，现在面临的是美国力量逐渐从中东地区消退所留下来的遗产。二战之后，整个中东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美国（和广义上的西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基于其能源的需要，和对其盟国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需要的考量。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还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占领，都和美国的能源及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有关。但是从近年的发展来看，美国必须改变其中东政策。有几个因素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美国的帝国已经过度扩张，导致负担过重。尽管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在维持扩张过度的帝国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这表明美国必须收缩帝国战线。
其次，美国在中东进行了大规模和持续的反恐战争，但那么多年下来，发现要消除恐怖主义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调整心态，承认恐怖主义是常态，反恐是长期任务。正是这种新认知，美国要逐渐减少从事反恐的军队。
其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进行再工业化运动。页岩气的开发使用，正在有效减少美国对海外能源尤其是中东能源的依赖，美国正在快速地向能源大国转型。二战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能源是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成为能源大国表明，地缘政治格局会出现很大变化。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能源，甚至变成能源出口国，美国从中东减少军事存在的速度必然加快。
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简单地认为，美国从中东撤出，为中国创造了机会，填补美国撤出后的空间。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美国撤出对中国会产生三个大方面的挑战。
首先，中东的安全问题。中东整体安全构架是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中东是“搭便车者”（free rider），或者说，中国的总体安全是美国提供的。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美国一旦撤出，中东整体大安全构架不在，安全必然成为中东最大的问题。要建立新的安全构架谈何容易？而中国在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必然面临如何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的挑战。
其次，美国撤出中东会是一个动荡的过程。一旦撤出，那里的亲美政权必然遭遇困难。而且，美国承受“民主”的包袱，也就是要在那里推动民主化。尽管今天中东和北非的民主化革命大多是内发的，但美国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和西方）在逐渐撤出的同时，也在努力推动那里的民主化运动。这里也包括帮助推翻美国（和西方）所界定的专制制度（非民主政权）的努力。这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例子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当然，新生的政权更有可能是反美的。更严峻的是，在旧政权被推翻之后，产生的往往是失败国家。
对中国来说，必须认识到，不亲美甚至反美并不是说这些政权可能会对中国更友好。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地缘政治招致当地人的不满。现在美国走了，中国要进入。但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政治，如何不招致当地人的不满呢？这对中国是一大挑战。但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现存政权解体，新政权如何建立？建立新政权并非容易。民主（主要是选举）可以产生新政府，但也容易推翻新政府。中东地区这些年的政局动荡就说明了这一切。如果政局不稳，中国又如何走向中东？在过去，美国力量能够在中东生存和发展，同美国在中东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中国不可能重复美国的道路，那又如何走向中东？

影响中国边疆稳定
再次，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双向的，中东变局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边疆政治社会稳定。一个能够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向中国的延伸和扩张。随着美国的撤出，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贸易交往变得频繁。这也必然促使两者之间的文化、人员（商人、学生、学者等等）的交往。这应当是正常现象，也应当促进。不过，中东很多国家不能建立有效政权，甚至成为失败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崛起。失败国家也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训练地。中国和这些地区的交往增加，必然受这方面的影响。从近期新疆的暴力恐怖主义事件来看，境外和境内的激进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关联。
和新疆问题有关的地缘政治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中亚地区。在冷战期间，这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中亚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一消亡，美国势力就乘机进入。这个地区的政治和政府稳定性要比中东好一些，但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地区，政府从政治纷争中以民主的方式产生，但民主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稳定下来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这些政府不能引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就不能有助于民主政治的进步。
这些国家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民主很难造就稳定有效的政府，有能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低度社会经济水平制约着民主政治品质的提升。再者，这些政府也没有能力提供有效的社会秩序，在旧（苏联）体制解体后，新的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这经常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中东地区一样，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经常为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有利空间。而这些又必然影响临近的新疆。
尽管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也要像传统那样，修筑“长城”把境外极端因素隔离在外，但这种情况的确表明“西进”战略如果处置不当，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会面临怎样的地缘政治风险。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减低和消除“西进”所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这方面，中国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也已经积累了经验。例如，中国可以通过多边主义，在推进经贸合作的同时，防范负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和俄国、中亚国家合作的产物，意在共同反对恐怖主义、推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近来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是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机构。
可以预见，中国会继续努力推进这类组织的建设，回应新出现的挑战。再如，中国可以和“西进”路线的大国合作，包括俄罗斯和印度，一方面减低大国之间对地缘政治影响的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大国合作来协调这些区域的安全。例如中国可以和大国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合作，通过鼓励穆斯林温和派文化来约束中东地区的宗教激进主义。
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能确定上述这些可能的举措，是否能够应付美国逐渐从中东退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大变局。总之，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由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要应付这些挑战，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和方式。“西进”过程中既要防范国家越来越不安全，更要防范在美国“撤出”后深深陷入美国那样的泥潭。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