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拉美之行的十大困惑

“非洲是欧洲人的孽债，拉美是欧洲人的作品。”这是笔者不久前拉美之行得出的鲜明感受。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智利安德烈斯 贝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2014年11月24-25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市西班牙宫举行。参加论坛后，笔者又赴巴西多地访问，感性与理性认识的反差十分明显。来到拉美，才真正领悟到世界之大、所知之小。

漫步在里约海滩，犹如置身于欧洲；翻越一座山，贫民窟映入眼帘，又似乎来到了非洲。何以至此？为什么智利、墨西哥成为OECD国家，而曾经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的阿根廷却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种种困惑萦绕脑海，迄今无法消除：

困惑一：为什么拉美不如北美？

拉美的发展条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落。

先说天时。两个世纪前，拉美国家纷纷从欧洲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其后世界经历了多次世界产业革命，拉美面临的发展机遇一轮又一轮，为何没有崛起为像北美那样的发达社会呢？难道天道罚懒？

其次说地利。拉美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雨水充沛，热带雨林比比皆是，且气候适宜、风调雨顺。亚马逊河没有像尼罗河、黄河那样泛滥。中国人常说饥寒交迫，拉美人无论如何体会不到――天气宜人、物产丰富，饿不死、冻不坏，因此就安于现状，不去奋发图强。难道是福兮祸所倚？

再说人和。巴西两百年前独立，没有经历如美国那样血腥的内战，独立后可谓既无内忧，又无外患。一战、二战也与拉美无缘。整个拉美地区整体上享受了几百年的和平红利，为何没有发展起来呢？难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困惑二：为什么拉美二元性如此突出？

从里约机场来到宾馆，贫民窟沿途可见，街上脏乱差、堵车现象不亚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穿越隧道来到海边，完全是一派发达国家景象：游艇、洋房、休闲设施比比皆是。

这不是一般的贫富差距，而是折射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病”的“二元性”。正是这种“二元性”，造成种种“拉美悖论”：一是南方国家，欧洲文化。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政治超前、经济滞后的现象，物价偏高而贫富差距大，未能处理好社会、国家、市场关系。二是国家化滞后于全球化。以城市化为例，拉美比率仅略次于北美，高出欧洲十多个百分点，但城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未实现现代化，过度城市化现象严重。三是地区化未发展为一体化。拉美有各种版本的地区化进程，但未汇聚成更高水准、更具包容和更广泛的拉美一体化――拉共体仍然显得松散。

欧洲人来之前，拉美有辉煌的古老文明，如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法如北美那样几乎在一张白纸上做文章，因而陷入现代（欧洲）、传统（拉美）的二元悖论，并在欧洲殖民者离开后沦为美国的后院而始终未能成为自己。

近年来，中国发展如此迅速，让许多拉美国家羡慕不已。得知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时，他们感慨不已――长期被美国的发展经济学所“忽悠”，后来又被告知只有靠“华盛顿共识”才能发展起来，让拉美国家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拉美一些国家实施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就是摆脱美国影响、探索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尝试，可惜并未成功，政治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依旧。

困惑三：为什么拉美中产阶级蛋糕做不大？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局不稳，主要原因并非富人与穷人的矛盾，而是中产阶级困境：缺乏上升为富裕阶层的渠道，还可能被重新拉入穷人的行列，脱离中产阵营。选举民主在拉美国家的乱象之一，是候选人承诺给贫民窟里的穷人补贴、发钱，换取他们出来投票。本来领取补助，是要登记的，承诺将小孩送往学校接受教育，但这些穷人往往领钱后就花掉，协议成一纸空文。如此，街头乞讨、偷盗的小孩随处可见。教育跟不上，结果只能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贫困遗传下来，发展不可持续，蛋糕做不大。

巴西等拉美国家未学到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性，却问题丛生：物价高，民粹盛行，老百姓动辄游行示威，政府好的政策无法贯彻执行。

困惑四：为什么拉美文化缺乏资本主义精神？

拉美文化：粗而不俗，粗而不放。

先说粗。不管什么年龄、身材的女人，皆开放袒露，落落大方。可惜，漂亮者不见得自感其美――没有欧洲人的高傲气质；丑陋者不觉得自己丑――没有亚洲人的矜持与含蓄。另一层粗的涵义就是赤裸裸地抢。智利治安最好，但我们代表团就在聂鲁达故居被偷，其他地方更是直接抢夺：单反相机不敢拿出来，圣保罗教堂不敢进去，里约海滩不敢下水……

拉美人不俗。阿根廷、乌拉圭等少数国家以白人为主，多数国家以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为主，秘鲁、玻利维亚等一些国家以印第安人为主。但不管怎么说，没有北美那么多黑奴，阿根廷更是地地道道的欧洲文化在拉美大陆的发扬光大。

然而，粗而不放，成了拉美发展的软肋――缺乏资本主义的开放与革新精神。天主教文化不如新教文化，人较懒散，不重视教育，大概也是拉美不如北美发达的原因之一。拉美大城市里贫民窟比比皆是，黑帮持枪把持，治安极差。贫民不断从平地往山上发展，占据一个一个山头，政府只好出资在山头间修建索道。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会养懒汉，劳工标准高、物价高，比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收入又不高，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育。

访问圣保罗市的《南美侨报》，巧遇对面共济会大楼，张扬得让人大跌眼镜――圆规与直尺的会标刻在大门旁，十分醒目，这在欧美都难以想象。反对天主教的共济会曾经推动了新教的崛起，共济会在巴西如此显赫，怎么就没有像德国那样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呢？

困惑五：为什么拉美一体化无法企及欧盟？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三大类地区化思路在分裂拉美：一类是以委内瑞拉、古巴为代表的左派、反美色彩浓厚的国家，致力于建立意识形态联盟，第二类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地区大国组成的具有地区保护主义色彩的南方共同市场，第三类以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组建的太平洋联盟国家，推行与亚太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且不说如何对接，就单说一体化动力、目标、成就皆无法企及欧洲。

在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后，又陷入美国霸权阴影之中，为何拉美不能联合自强，而沦为别人家的后院呢？2013年底，美国宣布门罗主义过时，拉美不再是美国的后院。这是否加速拉美一体化进程呢？我们拭目以待。

困惑六：为什么拉美会过度城市化？

拉美城市化率几乎与世界最高的北美地区持平，平均高达87%，比欧洲都高出十个百分点。缺乏像中国的户籍制，加上政党轮流坐庄，选举丛生，导致政策执行力、连续性大打折扣，城市像野草、杂草那样生长和蔓延，造成过度城市化和畸形发展，成为拉美病的典型写照。

在圣地亚哥市郊外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参加中拉城市化比较研讨会，拉美朋友异口同声地告诫中国新型城镇化千万要汲取拉美惨痛教训，并好奇地想了解，中国城市化为何能井然有序？

困惑七：为什么拉美无战事？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国殖民地，这些宗主国历史上矛盾重重，打斗不断，但拉美并未遭遇大的战乱，是相对安宁的大陆。其间根源何在？阿根廷学者对笔者谈及，后悔与英国开战，称应该学中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

在巴西与阿根廷、巴拉圭交界的伊瓜苏市郊，有座伊泰普水电站，在三峡大坝之前一直是世界最大水电枢纽。由巴拉圭、巴西共建、共享。中控室一半是巴拉圭、另一半是巴西。大坝前由两国国旗各一半组成，标有“Etaipu Binacional”字样，体现水库主权共享精神，颇有法德煤钢联营的味道。难道是欧洲和美国起了离岸平衡作用，帮助实现拉美和平？

困惑八：为什么拉美不反感欧洲殖民统治？

拉美33个国家，按照其发展水平，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国家：好西方的好学生，好西方的坏学生，坏西方的好学生，坏西方的坏学生。智利算得上既是欧洲的作品，又是“华盛顿共识”的作品。然而其他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拉美地区新兴经济体集中，但贫富差距巨大，既是欧洲的作品，又是南方的缩影。拉美人主要是欧洲人后裔，欧洲白人、印第安人、非洲黑奴后代比较好地混血，故拉美俊男靓女多。欧洲的拉美化使得拉美人不仅不反感欧洲殖民统治，反而在捍卫欧洲价值观。

困惑九：为什么拉美人不真的反美？

虽然古巴、委内瑞拉等少数拉美国家反美，长期由左派执政，一些国家结成意识形态反美联盟，但总体上说，拉美人并不真的反美。巴西总统罗塞夫在美国演讲，大谈不学中国模式，称那是剥削劳工权益、污染环境为代价的模式，就有讨好美国之嫌。

墨西哥人更是如此，常常抱怨“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每年偷渡到美国去的青年人不计其数。拉美国家被门罗主义影响一个多世纪，为何不真的反美?难道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宣布开启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进程时所言“Todos somos americanos)”（我们都是美洲人）？！

困惑十：为什么拉美的华人这么少？

中国人遍布天下，但拉美相对稀少。华工来到拉美修路、开矿。其后太平天国余部转至拉美。在古巴，华人帮助实现民族独立，这是两国友好的历史正资产。但总体上，拉美相对于其他地区，华人较少。直到近年来，生意人才多起来。巴拉圭未同中国建交，但华人带你入境，就为做生意。拉美到处是Hecho en China（中国制造），富了华人。中国义乌小商品泛滥，但华人并未潮涌。在巴西，华人才25万，其中20万住在拉美最大城市圣保罗，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相当。为何拉美的华人这么少？难道生活环境、气候不适合中国人？显然不是。难道语言不通是障碍？那为何在非洲就有百万中国劳工呢？

种种困惑，其实也是中国的世界困惑――鸦片战争以来，天下观破灭，东西南北四大问题简化为东西问题，而中国又自诩为“东”（印度作为东方文明的又一代表，是有意被中国人忽视的），而紧盯强者的逻辑又让中国人假定美国代表“西”，于是东南西北简单为东西方或中西关系；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更简化为老大（美国）与老二（中国）关系，思维和视野越来越简单化、模式化。不到拉美，不知道世界之大，中国之远；不到拉美，不知道发展之悖论，中国之幸；不到拉美，不知道西方影响之深，中国之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