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智勇：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形成及影响因素

一、绪 论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内的行为体为了追求权力、安全或利益，可以采取两种手段：一是通过增强本国的实力，二是通过与别国结盟或破坏敌对方结盟。后者涉及的就是贯穿国际关系历史的结盟现象。朱利安•弗里德曼(Julian Fridman)认为，结盟现象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对历史上的结盟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并试图对未来的结盟行为进行前瞻性预测，是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诸多国际政治理论流派对结盟理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而又互为补充的观点。

（一）联盟与权力、威胁平衡

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家认为联盟是实现权力平衡以使均势天平保持平衡的砝码。他们认为，均势使国际权势在不同国家之间分散分布，任何一国都无法将足以支配其他国家的权势集于一身，从而使国家的独立成为可能。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置身其中的国家首先要追求生存与独立。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对国家独立的主要威胁是一国之于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而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则是平衡这一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

传统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及马丁•怀特(Martin Wight)、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等理论家主要以均势论为基础，探讨联盟的起源和功能，认为联盟是国家之间实现权力平衡的有效工具。摩根索曾明确地指出：“联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权力均衡的一个函数。”[ 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185.]

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的一条主线即是构筑国际均势。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由于俄罗斯的非首要位置，总是存在比俄罗斯实力更加强大的国家，平衡其权力优势，避免其取得优势地位以免自身的独立地位受到威胁，是俄罗斯采取制衡联盟政策、维护体系均势的基本动因。

部分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论”提出了质疑和修正，他认为，在联盟研究中，权力不是唯一因素。“安全”才是国家结盟的最主要动因，而“安全”就是“应对威胁”。沃尔特将“进攻性意图”引入对威胁的度量，认为“进攻性意图”可以使权力变得更具威胁。他认为国家结盟主要取决于“威胁程度”而不是“权力大小”，即国家制衡的是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因而，在沃尔特的理论中，国家联合起来针对的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是对别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沃尔特认为“制衡”比“追随”更加普遍。

在国际关系史中，俄罗斯采取制衡联盟政策的案例显然符合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在大北方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十月革命前称沙皇俄国，十月革命后至1922年苏联成立期间称苏俄，其后称苏联，直至1991年解体）组建或加入制衡联盟的针对对象，几乎都不是当时国际体系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都是在欧洲大陆或其局部对俄罗斯威胁最大的国家。

（二）联盟与维护现状、修正主义

维护现状指维护既有权力均势，而修正主义则指打破既有权力均势。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家对国家的现状偏好提出质疑，认为国家既可能存在现状偏好，也可能存在修正现状偏好；国家既可能追求权力与安全平衡，也可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国家对体系现状感到满意，可能会较为关注权力与威胁平衡问题，并致力于维护现状；当国家对体系现状不满时，则可能会采取修正主义政策，致力于打破体系现状，并追求利益最大化。

沃尔弗斯根据联盟的进攻与防御态势，将联盟划分为进攻性联盟和防御性联盟（或修正主义联盟和维持现状联盟）。[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270.]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际体系存在现状国家(Status quo states)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现状国家是指满足于当前国际秩序，意图维护现实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国家。修正主义国家是指认为现状不公正或对己不利，意图打破现有秩序的国家。对于前者来说，安全和维护现存体系是其目标所系。而对于后者来说，其目标是攫取权力而非追求安全。“现状国家对秩序变化感到恐惧，而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则冀望于此。”[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 Vol.19, No.1, p.107.]

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既有维护现状动因，也有修正主义动因。在体系层次上，俄罗斯寄望形成均势格局，制衡具有潜在权力优势的其他大国的霸权企图，具有维护现状的动因；而在其周边地区，在面对众多弱小国家、民族形成的缓冲带出现扩张机遇时，俄罗斯又试图采取打破现状的修正主义政策，进行对外扩张。需要从不同层面观察这两种倾向，在体系层面，俄罗斯基本上属于维护现状国家，而在局部层面，特别在其周边地区，俄罗斯又常以扩张主义者的形象出现。

（三）联盟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联盟形成中的作用，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在结盟理论领域争论的焦点。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在联盟形成中意义不大。建构主义者强调，意识形态对联盟形成具有确定无疑的构建作用，其中，价值与规范对联盟成员国彼此之间的认同与信任，发挥了无法忽视的影响。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既然攻击性意图决定威胁程度，那么这种威胁的观念从何而来？对此，卡赞斯坦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人们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威胁来源与程度的评价体系，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之间进行权衡时，对成本收益的计算一定会受到现存意识形态的左右。”[ Peter Katzenstein(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8.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始终将意识形态诉求（发动世界革命、输出布尔什维克体制等）作为对外结盟目标形成的考虑因素之一，只是随着国际权力结构与安全环境的变化，对其加以取舍而已。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分析了国家颠覆邻国的动机，及其对国家对外关系的影响。他指出，“脆弱政权更害怕不友好的邻居，因而更为坚决地想将与其类似的政权强加于邻国。……俄国革命后，类似的担心激起了苏联与西方的冲突，因为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的颠覆。”[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9-180页。]因此，沃尔特的“意识形态在联盟形成中作用有限”的结论，就更值得推敲。沃尔特接受了建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对联盟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作用重新进行了评估，并指出，“一国认为国际环境越安全，在选择联盟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更多，当国家面临紧迫威胁时，则会弱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意识形态能够增进同盟的团结，但其重要性将随着威胁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578-579页。]当国际环境比较安全时，如，在美、苏关系缓和期间，苏联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就会加重，而在安全环境比较险恶时，苏联就会弱化甚至放弃对意识形态因素的关注。

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沈志华等冷战史学者，阐述和分析了苏联在二战前后及冷战时期在对外目标与政策方面的调整，其结论与本文上述内容相符。他们指出，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出于国家安全目标的考虑，对均势论的价值重新作出判断与权衡。在这一时期，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寄望于国际体系能够维持均势与和平，因此，苏联抑制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理想及对外进攻战略。在对外目标与结盟政策方面，重拾权力政治与均势逻辑的思维，对其作出淡化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化的改变与调整。但是，来自地理与传统的不安全感与意识形态偏好，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始终发生影响，苏联领导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使其在建立缓冲区并使其意识形态化方面态度坚决。[ 参见[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序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传统现实主义注重“权力”变量，新现实主义注重“安全与利益”变量，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提出法治、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存在一定影响。但是，三者都具有共同的范式基础和理论前提，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体系的基本结构单元由主权国家构成，实际上三种理论流派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

（四）联盟与地缘环境

怀特、尼古拉斯•J•斯拜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索尔•科恩(Sol Cohen)、冈瑟•E•罗森博格(Gunther E.Rothenberg)、埃弗拉、钱乘旦、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和G•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米尔斯海默等学者，分别从国家位置结构、幅员纵深、缓冲带、距离与险阻等视角，对地缘环境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地缘环境与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稳定的相关性。领土的面积、气候、土质决定了一国的基本资源禀赋，并对其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限制作用，在国际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及幅员纵深对一国的安全形势具有根本影响。地缘特征塑造了国家安全方面的观念与传统，对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偏好具有重要影响。

怀特就地缘关系中的“三明治”结构对结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地缘关系结构观察，如果你的邻国是你的‘天然敌人’，那么与你邻国相邻的其他国家则是你的天然盟友。天然盟友眼中的防御联盟，在地处它们之间的国家看来可能就是‘包围’。”[ [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7-108页。]他认为“邻国的邻国是天然的盟友”在国家选择结盟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怀特还对缓冲国与大国联盟的“三明治”结构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同上，第108-113页。]怀特的理论对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一般情况下，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大国形成大国“三明治”结构，形成彼此牵制与制衡结构。比较典型的是：1700年俄国与丹麦、萨克森、波兰―立陶宛结盟对抗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