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试析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来源和未来发展

内容提要：当前朝鲜国内所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甚至已成为朝鲜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对朝鲜的对外关系带来重要的影响，可被看作朝美关系在冲突和缓和的循环中不断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给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缓和及无核化进程带来种种变数。本文试图通过各种不同视角进行分析以把握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来源，进而分析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在未来的发展和对美朝关系、朝鲜和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对朝核问题的影响。

当前，朝鲜的官方和公众心理中存在着程度极深的反美主义情绪。朝鲜对美国的极端负面的情绪已弥漫到朝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刻地影响朝鲜的国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对外宣传。朝鲜在对外政策上所采取的种种强硬态度中许多正是基于美国军事威胁论的政治逻辑。因此，对于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原因的认知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把握朝鲜在朝核问题、朝鲜半岛统一和朝美关系缓和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为方式，亦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未来发展进行理性的预期。

朝鲜内部究竟为何会存在整齐划一的、持久的反美主义情绪？在地缘上依托中国和俄罗斯并接受两国政经援助的朝鲜为何坚信美国正在处心积虑地策划针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其自身安全局势要比处于美国后院、受到美国明确制裁的古巴更为危险？为什么遇到经济困难的朝鲜将大量的社会资源调配至军事部门以应对在其认识体系中越来越严重的美国军事威胁？未来朝美关系的发展是否将同样受到朝鲜的大规模反美主义情绪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解读朝鲜的对外政策和把握未来东北亚的安全格局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为，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有复杂的国内、国际原因，以及半岛统一层面和民族心理方面的来源①。这些方面的因素共同致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以及相关政策的产生、发展和强化。只有对这些导致反美主义情绪的各因素做全面的分析，才能把握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原因和实质。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国际根源

（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推行的敌视和封锁朝鲜的政策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对朝敌视政策，造成了朝鲜不安全的心理状态，成为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主要根源。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由来已久。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指责朝鲜为侵略者，开始对朝鲜进行封锁并派遣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战争结束后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反对朝鲜所提出的“统一方案”，并提出“关于朝鲜问题的16国声明”，试图坚持朝鲜半岛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使朝鲜半岛统一进程长期陷入僵局。冷战结束后，在中国承认并与韩国建交的同时，美国拒不进行交叉承认，拒绝对朝鲜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延续自朝鲜战争以来的对朝封锁和经济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朝鲜当前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成因。

不难看出，美国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中强烈的“救世精神”，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仇恨的延伸和各种形式的“民主和平论”的影响，长期以来将对外推广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作为自身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朝鲜由于自身比较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加上自身所处的极其敏感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美国敌视而意欲染指的目标。美国早期的对朝政策基本上基于“朝鲜崩溃”的假设。在老布什及其后的克林顿政府看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将使朝鲜半岛局势呈现一个必然的趋势――朝鲜必然将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一样走向瓦解。因而，对于美国来说最佳的结局就是“半岛问题内部化”，即以韩国为主导，逐步实现“吸收统一”朝鲜，而美国则静观其变②。这种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美朝关系的正常化，对朝鲜顺利融入国际体系形成障碍。朝鲜得不到与韩国对等的外交待遇和安全保障，是美朝敌意螺旋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可以看作朝鲜核问题产生、激化、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诱因。

从朝核问题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到美国基于自身单边主义倾向对朝鲜进行遏制。总体上说，美国不仅自身在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方面行为保守，而且往往在朝鲜与韩国和其他周边国家关系走向缓和的时候通过提出和渲染朝核问题而影响朝鲜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进程。如1990年4月，当朝鲜与韩国确定将进行第一次总理会谈之际，美国突然公布卫星照片，使朝韩的总理级会谈受阻。2002年10月，当朝鲜半岛和解合作进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启动，日本首相小泉已经实现了对平壤的访问，并决定在年内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宣布朝鲜承认拥有核开发计划，通过重新提出核问题而触发新一轮的核危机。再如，2005年9月15日，美国冻结了朝鲜在汇业银行的账户；而9月19日第四轮六方会谈第2阶段会议即将发表《共同声明》，内容为朝鲜承诺放弃所有核武器和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朝方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要求美方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否则就不能弃核。从之后朝鲜围绕在澳门汇业银行的资金转账而进行的一系列外交行为不难看出，美国对于朝鲜资金的冻结可被视为朝鲜突然改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朝鲜核问题的再现和升级表明美国试图在朝核问题上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一方面要阻止朝鲜成为核国家，另一方面要用朝核问题牢牢控制南北和解的进程，并通过朝核问题构筑多边框架，以主导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③。

基于自身战略取向和意识形态，美国对朝不信任、不妥协、不和解的遏制政策造成了朝鲜的不安全感。这也是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一个直接来源。

（二）朝鲜对其盟友中国和俄罗斯的不信任感和安全方面的危机感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重组而增加

冷战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相继土崩瓦解，战后世界格局进入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中国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思想的指引下，采取更加稳健和务实的外交政策处理对外事务。俄韩建交、俄罗斯废除原有的苏朝同盟条约、中韩建交等一系列行动对朝鲜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尽管1961年的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对于平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盟国都丧失了它的信赖，平壤在国际社会中突然地丧失了自己的盟友，来不及做出渐进的调整”④。

冷战后，朝鲜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其生存受到颠覆力量的威胁，这主要来自安全环境极为不利状况而产生的恐惧感⑤。其中威胁最主要来自美国，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软实力，即一度兵不血刃摧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演变。在自身盟友已经不能很好地保证自身生存的认知基础上，朝鲜的反应一方面是加强自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自力更生发展国家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渲染和强调美国对自身的威胁，从而有效地抵制美国意识形态对自身的渗透。

因而，从国际层面分析，美国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战略取向采取的强硬态度和遏制政策是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直接原因。冷战后朝鲜所面临的恶劣的国际安全环境，对原盟友的不信任和对美国咄咄逼人的硬实力扩张和软实力渗透的担忧则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种情绪。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国内因素

（一）朝鲜反美的民族心理根源――大国不信任主义

在民族心理层面，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朝鲜民族具有较长历史渊源的对大国的较深层次的不信任情绪的延伸。

朝鲜半岛具有高度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博弈的中心。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就是大陆力量和海洋力量相互争夺的关键性地区。如韩国学者所分析，朝鲜半岛扼守东北亚的海上交通要冲，朝鲜海峡形势非常险要，堪称东北亚门户，交通战略地位非常重要⑥。朝鲜半岛由于其处于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并且拥有“北太平洋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⑦，成为长期以来周边大国博弈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地域。美国学者斯皮尔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就深刻地论证了这一点。他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历来都是强国争相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带。谁支配着边远地区，谁就能够掌握世界的命运⑧。处于大国博弈中心的朝鲜，长期以来对于大国对其主权的侵害感受到痛苦与无助。正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指出的，“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在地区关系和全球关系层次上屡受动荡，它的历史进程总是与它的人民的愿望相悖而与大陆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这些国家的你争我夺，意在控制朝鲜半岛使之成为进攻对方的基地或者抵挡对方进攻的缓冲区。因而，朝鲜的历史是这个国家人民对其地缘政治命运的挑战史。”⑨可见，饱受周边大国争夺之苦的朝鲜半岛出于自保的动机，对于周边大国怀有深切的不信任心理，这种认知体系一旦形成，就会坚持一种态度维持机制，即沿着原有的路径运行并自我维持，仅仅接受最小程度的改变⑩。即便在当前，虽然朝鲜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援助才能支撑其摇摇欲坠的经济，而韩国已经同周边的所有大国建立了友好的官方关系和频繁的经贸往来，但是长期以来被作为大国博弈的一个筹码的历史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不会因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与盟约而消弭。因而，朝鲜整个民族，即便是在当前，对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周边的所有大国所持有的不信任感与其现有的悲情的民族主义是在长期互动中建构的产物。朝鲜恶劣的安全环境，使得朝鲜表现的不信任感更加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方媒体对于大国的批判呈现一种选择性，即在官方层面主要反对美国和日本，以及批判韩国与其政见不同的“顽固势力”，而在外交上小心维护与中、俄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以获得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根源，即对周边所有的国家均表现出内心深处的不信任情绪。朝鲜民族对于周边大国的心理阴影，是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朝鲜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促使朝鲜反美主义情绪滋长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根源部分可以从朝鲜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找到。由于历史原因，朝鲜自建国始就全面移植了苏联早期“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上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集中配置资源，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这样的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调动人力物力，发挥后发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从长远来看，斯大林模式具有盲目脱离生产力水平而强调“大”、“公”而损害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进而造成效率低下、排斥世界市场、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弊端。经济管理上对于政府权威的极大依赖容易造成在推行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路线中形成中央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党政领导体制(11)。

60年代朝鲜大力推广新的农业指导体系、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新的体制实际上是对生产进行集中统一的指挥，在企业管理中加强科学性和计划性。有学者认为，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造成一些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2)。尽管60年代获得中苏的鼎力援助，朝鲜的体制弊端造成的恶果仍开始初现端倪。即使金日成也认为，由于朝鲜过度加强国防建设，严重压抑了经济的发展(13)。随后的6年计划和第二个7年计划尽管按期完成，但是由于指标过高、任务过重、建设规划不均衡，这个时期的种种经济问题开始涌现，一些部门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甚至出现了经济紧张的状况。经济上逐步陷入危机的朝鲜又在第3个七年计划中将资金投入到旨在抗衡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及朝鲜建国40周年庆典中。朝鲜正常的生产秩序受到干扰，经济问题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