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是民主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作者从民族政治的角度对之加以解读。第一，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但它在当下如何被“记忆”与“重新发现”才是理解这一根源的关键。第二，在乌克兰二十余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两种路径的张力与冲突，这是导致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国内政治根源。第三，在乌克兰民主实践中，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这一合体包含了内在张力，实际上是乌克兰国家转型不成熟的标志，这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第四，不恰当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则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根源。第五，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源自国家建设的失败，其民族政治更应从国家建设意义上加以审视。鉴于乌克兰危机短时间难有转机，面对危机发酵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冲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仍不容忽视，民族政治在未来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仍将是一个棘手的对象。

【关 键 词】乌克兰危机/民族政治/民族自决/政党政治

一、问题的提出：乌克兰危机中的民族政治视角

2013年11月21日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尚未结束，其重大国际影响力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该事件持续发酵甚至可能导致后冷战格局终结(也即美国单极霸权的终结)，倘若如此，那将是1991年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了，政学各界须审慎对待与深入研究之。这一仍在发酵的重大事件，是民主政治(广场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这里的民族政治因素既有其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又常常与民主政治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混搭在一起，因此从民族政治角度审视这一危机的演进及其政策内涵是不可或缺的。

回顾半年来危机演化进程，中间至少有三个拐点性事件使得冲突与危机向纵深挺进。第一，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准备工作，同时表示将加强与俄罗斯等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此举引发乌克兰国内亲欧民众不满，于是爆发了自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本已十分脆弱的乌克兰政治生态中，乌克兰广场政治在旧动力驱动下找到了新“广场”，也使本已经极化的乌克兰政治生态进一步彰显与表面化：亲西方的西部乌克兰与亲俄罗斯的东部乌克兰；亲总统派与反总统派；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①第二，2014年2月18日，数千名示威者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出发，朝议会大楼方向前进，举行号称“和平进军”的活动，要求议会恢复2004年宪法。随后示威者在议会大楼附近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数百人伤亡。惨重的人员伤亡标志着危机升级，而新危机与新挑战势必接踵而至：社会舆情更加愤怒并走向决裂，对立的精英政治家开始摊牌，国际干预日益升级。第三，在俄罗斯因素驱动下，2014年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进行“入俄公投”，95.5％的投票者赞成加入俄罗斯。克里米亚“入俄公投”及俄罗斯的赞同与接受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②下展开的，它意味着乌克兰危机由国内事件转化为国际事件，意味着国际干预的深化以及大国地缘政治摊牌在即，意味着乌克兰危机愈来愈超出乌克兰所能掌控的范围，乌克兰领土完整、国家主权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前述三个拐点性事件中，前两个事件不是显性民族类事件，但其中包含了民族因素，而最后一个事件是一个显性民族事件，因为克里米亚公投的主要法理基础来自俄罗斯族的民族自决。那么，乌克兰危机演化进程中，民族因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在其政治生活中产生作用，这是本文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具体分析思路是，探索乌克兰民族冲突的历史溯源与历史记忆、乌克兰国家建构中的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的冲突与张力，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族政治的合流与冲突，克里米亚民族自决权的边界与滥用。

二、历史溯源与历史记忆：民族积怨与民族主义的循环对抗

当前的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民族(ethno-national)构成中乌克兰族排名第一，约占总人口的78％(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中部与西部)，俄罗斯族排名第二，约占总人口的17％(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东部)，其余为犹太人、鞑靼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渊源颇深，历史上两者既合作也不乏冲突，但在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双方的历史积怨与民族主义循环对抗更容易被两个群体所记忆与提及，这是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

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在文化与族属上是近亲，它们均为东斯拉夫人，历史上都属于古罗斯民族，9世纪时建立了罗斯国家。13世纪蒙古西征改变了古罗斯国家的走向，罗斯大部为金帐汗国所统治，只有西南边陲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在波兰等势力支持下得以保持独立，而乌克兰一词由此产生(古俄语中“边地”的意思)，这一意涵也暗示了乌克兰的命运(强权挤压下独立困难，生存压力重重)。在蒙古人统治期间，罗斯分化为东北罗斯、西北罗斯与西南罗斯三部分，乌克兰的内涵逐渐由加利西亚―沃伦公国这一“边地”演化为整个西南罗斯。在接下来的乌克兰历史变迁中，乌克兰民族性的建构具有反波兰和反俄罗斯的特性，③因为乌克兰夹在更为强大的波兰与俄罗斯之间，往往处于安全“赤字”与独立困难之状态。1569年乌克兰与波兰合并，1667年乌克兰被波兰与莫斯科公国瓜分(分成西乌克兰与东乌克兰)，18世纪末波兰被欧洲列强瓜分之际，乌克兰被归并入俄罗斯。在波兰与俄罗斯统治时期，乌克兰族均遭遇民族同化政策，并曾引发过乌克兰族规模不一、类型不一的各种对抗，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是1648年哥萨克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乌克兰一度独立但旋即被波兰占领，1921年列宁与波兰签约承认西乌克兰归属波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苏德签约瓜分波兰，西乌克兰归属苏联。苏联时期，乌俄两族矛盾又有新的积累，苏联领导人工作重点旨在预防与打击乌克兰地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不乏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与举措，这被认为是为乌克兰独立与乌克兰东西对立埋下了新的祸根。⑤

上述溯源中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决定乌克兰当前危机的本质与形式，但理解这一背景颇为重要，因为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各方政治势力都在动用与挖掘历史资源(特别是独立的民族史叙述)，民族历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史，为不同人群因不同原因而“记忆着”与“再造着”。尤其是在国家显现危机(包括族际冲突)时，“历史记忆”既成为凝聚与动员族群的必要资源，又是族群(及其变体)寻求并保障其现代权利与诉求的主要证据(历史正义性)。因此，从历史层面探究乌克兰危机的民族因素，最为关键的是，把握当代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历史是如何被编撰和使用的，其现实指向是什么，特别是政治体系如何理解、阐释与建构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

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二十余年的历史来看，乌克兰族历史成为了主流叙事，这意味着要对原来的苏联叙事和俄罗斯叙事进行区分乃至清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乌克兰族成为新国家第一大民族。然而，这一新的历史叙述并非天然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与积极社会效果，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后果，需要乌克兰政府审慎权衡其局限性。从现代国家实践一般情况看，缺乏包容并整合民族差异的“向前看”规划指引，工具性地使用“向后看”历史策略，往往导致族群偏见固化，或撕裂社会政治团结，因为那只不过是民族主义循环对抗的续集而已。从乌克兰近年来的实践看，苏联时期乌克兰境内的大清洗、大饥荒、⑥民族语言政策、移民政策成为当前乌克兰政治争议的重要话题，也是乌克兰民族记忆中新的对立乃至伤痛。因此，乌克兰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地区对立被接续下来，导致其东西部区域国家认同差异与冲突不断积累，重新发酵。

三、国家建设的张力：国族政治主导还是主体民族主导

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在政治上面临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nation building)这一重大且全新的现代任务。就发展政治学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包含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路径，前者的主体是政府，后者的主体是公民。从政府角度说，现代国家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威覆盖到整个领土上以及国家在地区、民族等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形成标准化的共同文化。⑦

关于什么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共同文化，政学两界在思想与实践上不乏分歧，大致存在着最小共同文化与最大共同文化两种不同策略。最小共同文化策略是指，国家不太关注社会文化的差异与分殊，只强调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这一底线共识及其标准化，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可以存在，但一定程度上要限制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依托与源自主流社会文化)；最大共同文化策略是指，在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两个层面，尽量让非主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被同化，形成文化齐一化。这两种策略均为一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遵循，然而从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看，最小共同文化策略占据了上风，但最小共同文化的具体构成内容在各国是不同的、也是存在竞争的。

在乌克兰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通过多方努力，国家权威整体上覆盖到了所有领土范围，到1997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乌克兰周边各国纷纷承认乌克兰边界的合法性。⑧然而，新国家的共同政治文化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则显得问题重重。⑨按照现代政治的一般原则，从民族角度说，新国家应形成超越主体民族的国族建构(国族包含国内所有民族，尊重它们的权利与自主性，也明确其义务与权利边界)，形成并巩固超越地区与民族差异的国家主流政治文化。在这一方面，乌克兰存在着政治实践的思路与努力，譬如1996年乌克兰宪法规定乌克兰民族由全体乌克兰人民组成，不分种族，并赋予少数民族以保留本族文化传统等权利。这里的乌克兰民族是国族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乌克兰领导人致力于推进宪政⑩民主与政党政治建设，它们能够为现代国家提供超越地区、民族、宗教差异的同质性与秩序架构，它是现代的。但是在实践中，乌克兰政治精英们对乌宪法基础一直缺乏共识。(11)更为麻烦的是，乌克兰政治领袖在建构现代国家(国族)时，颇为自信地采用了“主体民族国家化”的方略(12)――以宪法确定乌克兰族的主体民族地位，极力推广乌克兰语，(13)大力挖掘与利用乌克兰族文化资源。

虽然乌克兰国家建设中的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国家化道路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张力，但一些观察家们一度对乌克兰国家建设颇为自信，即乌克兰不仅不会成为下一个南斯拉夫，而且其精英们的共识正在增加，其分离分裂因素日益可控。(14)实际上，乌克兰新国家建设中的主体民族主导与国族主导的对立是挥之不去的，因为“主体民族国家化”具有传统文化取向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民族排他性，它还面临部分已俄罗斯化的乌克兰族人对此不感兴趣的局面，因而实质上难以也无法为其现代国家提供文化同质性。

四、民主政治的不成熟：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的合流与冲突

在矛盾的现代国家(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建设设计下，乌克兰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它既是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又是2013年以来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

自1991年来，乌克兰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形成了若干特点，(15)它们都与民族政治存在直接与间接的关联。第一，乌克兰实施多党制，但缺乏领导性的、能够稳定全国政局的全国性政党，其政党体系属于小党体系。乌克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多党制，2002年约有120个政党，到2011年该国合法登记的政党约有190余个，形成了多党林立的局面。在议会选举中，上述政党中领先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得票率均不高(往往最大两党得票率之和不及46％)，说明其政党制度属于小型政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