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国家转型模式的反思

作者为利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五年之后，利比亚依然处于无政府、无安全的内部冲突状态。在利比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有五大“主义” 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其发展进程。未来利比亚的国家发展道路必须兼顾这五大因素，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探索适合自身的模式。

[关键词] 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转型模式

2011年2月17日，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利比亚爆发了反抗卡扎菲政权的革命。五年之后，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依然处于无政府、无安全的内部冲突状态。在利比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有五大“主义” （或者说五大因素）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其发展进程，利比亚依然在苦苦地寻求自己未来的国家模式。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著名的学者福山曾经在冷战结束后声称，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

利比亚革命以反对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建立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为目标。在法国、英国、美国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北约国家利用联合国决议的模糊和争议，对卡扎菲政权进行了空中打击，并使得利比亚成了联合国保护的责任的第一个实验场。

在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利比亚过渡委接管政权后，利比亚在2012年成功地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民大选，利比亚政治重建似乎出现了曙光。但是，无论是利比亚过渡委和此后成立的历届政府都没有重视利比亚转型中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安全重建问题，无力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证。于是，利比亚的民兵从革命前的2万人变成了革命后的20万，而政府手中却无兵可用。2014年，利比亚新的内战再度爆发，利比亚出现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分立局面，一方是国际社会承认、代表世俗势力的国民代表大会，另一方则是由宗教势力支持的国民议会，双方武装冲突不断。

很难说，此时的利比亚人是否更多地支持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显然不是利比亚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国际社会当前的共识是，先不要谈自由主义，先建立利比亚团结政府。2016年1月，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负责人马丁・科布勒在接受专访时强调，“早些时候签署的《利比亚政治协议》必须得到冲突各方的广泛支持和有效落实，这是化解当前利比亚冲突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目前的重点工作就是尽可能扩大和夯实政治协议的民意基础，最大限度地把利比亚各阶层利益代表包括进来。”

联邦主义

利比亚的联邦主义（或者说是地区主义）主要来自东部的班加西。著名的班加西在2011年是利比亚革命中成为“圣地”之一，但是在2012年也发生了美国使馆人员被炸的惨剧。2012年3月，东部的一些联邦主义者发起了抵制的过渡委员会的运动，宣布利比亚东部的拜尔盖地区(旧称“昔兰尼加”)实行联邦自治。

利比亚的联邦主义并不是新的东西。二战后，利比亚本来就是一个人为拼凑的国家，由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昔兰尼加（东部）和费赞（南部）三个地区构成。考虑到当时三个不同地区的差异，利比亚独立后成立联邦制联合王国，伊德里斯一世成为国王，上述三个地区拥有自治权。然而，在联邦制的利比亚，效率低下，经济不景气。1963年，利比亚发现石油。随着利比亚石油成为支柱产业和政府经济的主要来源后，联邦制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1969年9月，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此后，卡扎菲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刻意对东部进行打压，于是整个东部几乎都成了反对派，政府与东部地区一直存在矛盾。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原本在班加西的过渡委迁移到首都的黎波里。东部的联邦主义者害怕过渡委会重用卡扎菲政权的旧部，使得国家回到原状。随着过渡委工作的开展，联邦主义者开始对其失去信心，号召抵制2012年的大选。但并没有成功。2012年的利比亚出现了许多新的行为体和具有部落性质的组织――政党、极端组织、公民社会以及青年团体等。这些在1951年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不一致，没有一种超国家的认知力量来驾驭整个东部的力量，东部支持联邦制的民众也不到7%。因此，利比亚的联邦主义整体上无法迫使利比亚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局面。

不过，利比亚的联邦主义力量还是成功影响了利比亚的过渡进程。在利比亚，西部人口占三分之二，他们一直希望按照人口来分配选举代表，而东部则要求按照区域平均分配席位。当时的过渡委没有满足东部要求，而是按照西部102席位、东部60席位以及南部38席位来安排第一次议会选举，但是还是屈从了其压力，同意利比亚制宪委员会按照每个区20人的等额来组成，并不受政府控制，联邦主义者获得了部分的胜利。

2015年，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利比亚两大力量决定成立团结政府。有学者也提出按照联邦制来解决利比亚的危机，但是联邦制能否适合利比亚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伊斯兰主义

尽管人们对伊斯兰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在利比亚主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有三组：相对温和与低调的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军事色彩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和新近的更加极端的利比亚伊斯兰国。

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是利比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伊斯兰主义团体，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卡扎菲统治时代，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多次受到打压，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双方有短暂的对话与妥协。在利比亚革命爆发的时候，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基本上处于碎片化的状态。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是利比亚第二大伊斯兰主义团体，主要由一些在阿富汗与苏联战斗过的利比亚人组成，其目的就是与卡扎非政权进行战斗，推翻其统治。该组织反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在与卡扎非冲突中损失沉重。在2011年初，该组织的骨干也零散地分布在欧洲和中东地区。

随着利比亚革命的兴起，利比亚各反对派找到了共同的敌人――卡扎菲，并在反卡的大旗下团结起来。包括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在内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组成了“国家雨伞运动”，通过公民社会和政治游说等方式来挑战过渡委的世俗导向。利比亚反对派夺取政权后，穆斯林兄弟会经过自我评估，决定正式涉足利比亚政坛。与埃及等国不同，他们没有组织自己的政党，而是选择加入其他志同道合的组织和团体。在2012年的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多以个人身份或者通过其依附的正义与建设党来参与选举。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在卡扎非死亡后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该组织更名为伊斯兰改革运动，参与利比亚新的政治过渡进程。整体看来，在利比亚革命前后，传统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在政治选举中也没有取得多数控制权，但这并意味着他使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恰恰相反，他正以新的方式影响利比亚的政治进程，2014年以后，利比亚两大对立集团中的利比亚国民议会及其支持者就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与此同时，利比亚的第三支重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利比亚伊斯兰国也开始崛起。由于国家处于无统一政府的失去秩序状态，利比亚许多地方出现的安全真空，伊斯兰国的大量成员在2014年前后进入利比亚，并在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的旗帜下在德纳进行了重组。2014年10月，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宣布利比亚东部是所谓“伊斯兰国”的一个省，将其称为“巴恰省”(昔兰尼加省)。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战斗人员总数大约为2000至3000人。该组织先后在的黎波里、米苏拉塔、图卜鲁格、贝达、塞布拉塔和艾季达比耶开展的“军事和安全行动”。 利比亚伊斯兰国并没有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是对利比亚的短期和长期安全构成了威胁，最重要的是它“打算在利比亚控制更多的领土。这一情况令人关注，因为利比亚是该地区的一个过境点，具有战略地位，控制该地可使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进一步影响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当前的各种冲突，并且还可在中东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之外的领土上得到一个新的枢纽地。”

部落主义

在人类进化和民族发展过程中，部落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族类共同体。长期以来，部落是利比亚社会的主要构成元素。在利比业有大小部落2000多个，它们在利比亚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有三个部落，即瓦法拉、图阿雷格和卡达法。

在历史上，利比亚的族群结构就特别复杂，在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时期，部族问题就十分突出，殖民当局对来自部落的反抗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也通过团结部分部落酋长来保持力量均衡，维持其统治。利比亚独立后，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逐步构建了其具有独特“社会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三条道路”。他一方面致力于部落整合，重新划定地方边界，规定新的地方政府必须包含不同的部落，只负责管理地方和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利用部落忠诚度来巩固权力。卡扎菲属于是苏尔特地区的卡扎法部落，该部落一直效忠于他，并在安全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该部族并不大，于是卡扎菲通过各种部落联邦来获得军事支持，这些部落包括利比亚最大的部族瓦法拉部落、马加哈部落等。客观地讲，卡扎菲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部落问题。

在后革命时代，利比亚部落之间的冲突在依然在继续。在利比亚南部的费赞地区，冲突尤其严重，冲突双方主要是图阿雷格部落和塔布部落。2014年８月以来，利比亚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分别拥有各自控制的议会和政府，利比亚各派武装纷纷选边站队并不时爆发冲突。图阿雷格部落支持由宗教势力主导的利比亚国民议会和“救国政府”，塔布部落则支持由世俗势力主导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和利比亚临时政府。除部落冲突外，利比亚在冲突后的存在腐败和舞弊问题也也直接或者间接与部落相关。正如一位利比亚专家指出的那样，由于“家族和部落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