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翻译：新华社副译审、清华大学科技政策兼职研究员尹宏毅）

【本刊讯】日本《外交学者》11月2日刊登首尔延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教授约翰・德勒里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中国因素”――评估中国可能会对美国的鹰派、鸽派和"蟒蛇派"所支持的政策采取的对策》，全文如下：

在平壤最新两次核试验及其毫不悔改的一系列导弹试验之后，华盛顿在对朝政策问题上所打的新一轮太极拳看来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以来，奥巴马行政当局的“战略耐心”政策除了其设计师以外，没有找到什么辩护者。现在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在今后四到八年里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针。朝鲜的核威胁在决策圈内终于呈现出“迫在眉睫的紧迫性”，但看来人们的共识到此为止。观察家普遍赞成采取三项对策之一：基于武力的一项新战略、加强制裁措施和压力，或者恢复谈判与接触。

这场辩论事关重大。由于即将发生的总统交接，所以得到采纳的意见实际上可能会成为新一届行政当局执政期间政策的依据。实际上，一届希拉里行政当局中可能会获得高级职位任命的人选，如库尔特・坎贝尔、米歇尔・弗卢努瓦和温迪・谢尔曼等，最近都发表了意见。这场争论看来并没有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因为人们的精力被一场混乱的总统竞选所消耗。这场竞选令人难以展开认真的外交政策讨论。（在第三次总统辩论前几小时，朝鲜进行了一次导弹试验，但辩论中所讨论的“外国热点”却对此只字未提。）

虽然美国官员正在与韩方进行深入磋商，但人们并没有充分关注北京的观点，尽管在美国可能会对朝鲜采取的任何行动中，中国都会扮演重要角色。经过研究北京在美国正在展开辩论的三项主要对朝政策战略当中的每一项方面的作用，“中国因素”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对于这一因素，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加以权衡。

鹰派

对朝政策辩论中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认真考虑动武作为仅存的可行选项。这种要求动武的呼声采取了谨慎的措辞：没有任何人支持在近期内攻击宁边核设施，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在这一方针很可能会酿成的后果问题上说真话：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开始。相反，国家安全方面的人物，如麦克・马伦、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和维克多・查等认为，几乎肯定必须在金正恩获得充分的能力，能够用核导弹打击美国本土之前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或者"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奥巴马执政的几年里，动武选择没有提到议程上来，因为首尔必须对打击平壤付出巨大代价。正如奥巴马对查理・罗斯所说："我们如果动用我们的武库，显然能够摧毁朝鲜，但……他们紧挨着我们的重要盟友大韩民国。”但是，由于韩国政府沉溺于极端好战的言论，这种言论被纳入了最近的美韩联合军演之中，所以这种克制态度看来正在我们眼前消失。

北京可能会如何应对美国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或者外科手术式打击？这个问题常常被回避，也许因为答案使得动武解决办法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毕竟，朝鲜是中国在世界上唯一的防务条约盟国。北京有义务在平壤遭到攻击情况下，“立即采取一切所拥有的手段提供军事等方面的援助。”两国1961年签订的条约常常被忽视或淡化――偶尔是被中国学者自己。但是，这项协定仍然生效，因而凸显了朝鲜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独特地位。7月份，为了纪念条约签订55周年，金正恩送给习近平一封友好的信件，称赞该条约为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如果攻击本地区的美国盟国或者驻军，就遑论攻击美国领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不是为了避免一场具体的、迫在眉睫的导弹攻击，而是为了阻止朝鲜完善洲际核打击能力，它就不大可能达到北京的正义战争标准。相反，这种性质的一场打击可能会迫使北京依据1961年的条约站在朝鲜一边。在美国发动打击后平壤会采取的疯狂军事报复方面，韩美两国不能指望北京的支持，实际上可能会面临中国对朝鲜半岛进行干预，就像1950年10月一样。"外科手术"就会迅速恶化成一场血战。"先发制人"会挑起一场战争。

"蟒蛇派"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或者是在肆意地无视这些风险的情况下，动武的“解决办法”已经不再是美国在对朝政策问题上辩论中的一个离群值。尽管如此，武力倡导者并不占有主流立场。这种出名属于主张加强经济制裁措施、外交压力和采取强硬手段的威慑的人们，如布鲁斯・克林格、埃文斯・里维尔、李晟允和约书亚・斯坦顿等。与鹰派不同的是，这些"主张发挥压缩作用的蟒蛇派"把中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严厉的制裁措施的实施几乎完全依靠北京。

蟒蛇派对我们下届总统的建议归结为三项简单措施。

?在最初阶段，总统向中国阐明理由，即中国必须搭乘制裁措施的列车。怎么做？通过求助于习近平的战略智慧及其对金正恩的明显厌恶。通过推行战区导弹防御、与韩国和日本的三边合作，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加强中国所厌恶的地区安全架构。通过提出一项警告，即如果制裁措施失灵，这列火车的下一站就是"先发制人"。最后，但却肯定不是最次要的举措则是，通过下令美国财政部对于中国公司和和银行与平壤做生意采取次级制裁措施。

财政部的行动把被列为整治对象的中国实体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为了防止系统性的金融痛苦，北京和各省的政府针对鸿翔工业公司等几十家公司采取大胆行动。中国公司退出与朝鲜的合资企业和对朝投资，取消订单和合同。中国银行关闭与朝鲜有关的账户。中国政府不提供任何援助。不久后，朝鲜就面临严重的燃料和食品短缺，更遑论资本投资和银行使用权方面的短缺。

由于金正恩可以采取的选择十分有限，所以他叫苦不迭，认识到必须放弃自己的核威慑这把“宝剑”。他采取实质性的拆除核设施步骤、宣布暂停核试验、口头承诺完全无核化，要求依据2005年9月19日的协议恢复六方会谈。由于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小金汲取了教训：美国人不会奖励恶劣行为，他们不会为了谈判而谈判，他们也不会两次购买同一匹马。金正恩认识到自己在开发核武器和发展经济方面同时取得进展的伎俩的根本矛盾之处，决定放弃前者，以期最终实现后者。

这是一项诱人的想法。只有一个问题：即使美国政府大大增加金融压力，北京也不会支持采取与朝鲜断绝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全面制裁措施，因而可能扼杀自己这个邻国的经济（正如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最近提醒任何愿意倾听的人注意的那样）。北京抵制压缩蟒蛇派的计划的主要原因暴露出其更为深层次的缺陷――即一个前提，就是一旦压力足够强大，金正恩政权会屈服。

要明白这一点，退后一步考虑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观察家对朝鲜的看法如何具有根本不同是值得的。美国人在看待朝鲜时看到的是异类，某种非理性和邪恶的东西――一个疯狂的世袭统治者、劳改营与秘密警察、全国夜晚没有电、穷困潦倒和自我隔离。而中国人则看到几十年前的自己，专注于朝鲜如何正在赶上，尤其是在金正恩领导下。对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奥巴马）来说，朝鲜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的问题。而对大多数中国专家而言，朝鲜体制就像他们自己的体制一样，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起码再存在七十年。

中国人认识到，朝鲜耐久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该国忍受痛苦的非凡能力。正如中国人所说，很少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够像朝鲜那样“吃苦”，就像朝鲜90年代的饥荒所悲惨地证明的那样。中国人还认为，朝鲜能够实施社会经济变革，包括采取不那么抱有敌视态度的外交政策，而不用实现政权更迭。此外，北京接受朝鲜的一种断言，即在美国敌视政策面前的不安全是其核计划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金正恩认为，他的国家目前需要核威慑来抗衡韩国和美国的压倒性威力，他就会让自己的人民忍饥挨饿，以使国家能够生存。在此过程中，他会猛烈攻击韩国，也许甚至是中国，从而提醒两国政府注意，他们的公民最最希望的是不在朝鲜身上不得不花费很大心思。因此，北京从根本上拒绝接受一个前提，即“超级制裁措施”能够把抄袭那压服。

由于中国人不相信，美国制裁策略的第三步能够成功，所以他们将会竭力反对采取第一项步骤，利用美中关系方面所能利用的经济与外交影响力。下届美国总统是否想要在上台后第一年在北京未能对朝鲜施加充分的经济压力问题上对中国发动一场金融战争？蟒蛇压缩派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但鉴于这样做会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严重压力（从而危及从气候变化到双边投资以及网络安全等一切问题上的进展），并鉴于即使北京采取我们希望它采取的措施，金正恩是否会顺从的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必须质疑这一对策的战略正确性，尽管其听起来可能具有诱惑力。

鸽派

这样一来就剩下第三个选项强忍我们的自豪感，磨练我们的意志，大踏步地重返谈判会议室，就像乔尔・威特、简・哈曼和詹姆斯・珀森所主张的那样。

赞成双边会谈、经济接触和文化交流的论点无疑在这场辩论中处于下风。鹰派和蟒蛇派冷笑着说："慕尼黑！雅尔塔！"从而引起一种推测性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经常得到重复，因而已经变得类似于政策上的咒语:“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金正恩已经做出战略决策，决不放弃核武器。朝鲜将会提出荒谬的要求，如中止联合军演和讨论和平条约，从而破坏整个地区的安全。谈判有什么意义，因为谈判无论如何都会是在协议问题上作弊？”最糟糕的是：“与平壤举行谈判就是事实上‘承认’其核地位，而这实际上正是他们想要的一切，也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给予的东西。”

毫无疑问，与平壤的任何直接谈判都会令人筋疲力尽，有时还会令人发疯。如果以史为鉴的话，将会有挫折，（双方）也会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但历史还表明，进展是可能的。对下一届美国行政当局来说，通过谈判实现冻结和核查人员的重返是一个合乎实际的短期目标。朝鲜外交部也做出了多次不成功的努力，企图与奥巴马行政当局举行这种会谈。的确，要想使朝鲜在核计划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美国和韩国就需要在安全方面采取折中办法。这就是外交手段发挥作用的原理，尤其是在彼此抱有严重敌意与不信任的各方之间。但是，得出一种结论为时过早，这就是金正恩不能采取灵活和务实的做法，因为我们并没有在高级别上通过外交手段对其进行试探。至于一种担忧，即与朝鲜人坐下谈判就等于认可“一个弥天大谎”，用当时的参议员约翰・克里无法模仿的话说。同样，关于平壤由于我们拒绝与之会谈而受到惩罚的看法用当时的参议员奥巴马的话说，也是“荒谬的”。

为了支持与朝鲜保持接触和举行谈判而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中据理力争是一场硬仗。但是，保持接触的倡导者有一张王牌：当华盛顿保持接触时，中国因素就成为与朝鲜打交道方面的一笔资产，而不是负债或者路障。毕竟，北京坚定不移地采取与平壤保持接触的策略，不断地寻求美国在谈判问题上采取开放态度。中国对朝的安全政策是好不动摇的：目标是非核化，先决条件是和平和稳定，方法是对话。如果下届美国总统采取接触策略，习近平政府很可能会加强自己的工作，以实现短期突破和长期解决办法。矛盾的是，华盛顿使中国对其行为异常的邻国施加建设性压力的最好机会是通过美国采取与金正恩谈判的重大主动行动。

北京认为，无论采取多少制裁措施和施加多大压力，包括动用武力，都不会以华盛顿所希望的方式改变平壤的行为。中国政府得到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尽管不一定是美韩两国媒体报道最多的专家）支持的坚定政策是，只有对话和谈判能够缓和朝鲜的行为，取得长期进展的最大希望存在于朝鲜在实现经济转型和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潜力。很多韩国人，包括想要成为下届韩国总统的主要候选人，看来都会同意这一点。

艰难的选择

下届美国总统及其核心顾问将必须自己决定，是鹰派、蟒蛇派还是鸽派的观点正确。毫无疑问，将有这三项对策的某种结合，正如专家们所建议的那样。但是，在确定美国未来政策的重点方向问题上，必须做出一项艰难的选择。无论在战略上的耐心之后到来的是什么，成败都可能取决于“中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