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西南联大与我们

主讲：张曼菱

时间：2003-11-04晚7：00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

主办：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大讲坛

主持人：

北大校友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讲，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西南联大与我们”，主讲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我们北京大学78级中文系的校友张曼菱学长。张曼菱学长的代表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国布衣》，《北大才女》，《涛声入梦》，影视作品《青春祭》，《天涯丽人》，《涛声入梦》，《知青行》，《西南联大启示录》。她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出席今年报告会的还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郝斌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李安模教授。

张曼菱学长这次来京参加11月1号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她的作品《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研讨会，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找到了张曼菱学长，提出了邀请，她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曼菱学长为大家做报告。

张曼菱：

同学们，你们好。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想起了大概25年前吧――我是78届的――我也像大家一样在学校里住校，晚上到处看什么地方有讲座就来听。我当时的心情也和你们一样，非常希望从导师那儿，从图书馆的书里头得到对自己最重要的知识。我想说，人一生当中我们永远都需要一种最重要的知识，除了我们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种最本真的知识，这种知识影响我们的很多决定，影响我们的道路，影响我们的命运，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会在很多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这种知识对于我们应该是共通的，是我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孜孜以求，而且是无止境的。也许你的专业知识在某个方面可能已经富足了，但是，我说的这种最重要的知识它永远需要我们去寻觅和探索。我今天要讲的《西南联大与我们》主题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讲完的，我想讲一讲的原因就在于，我觉得这个主题对于我，对于大家，它应该能够提供我刚才说的那种重要的知识。

首先，西南联大是一个历史。这段历史和我们――北大学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就像母与子的关系，所以我很愿意来讲一讲。另一方面，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是从中年以后开始的，它就属于我刚才说的那种可以孜孜以求的对我们最重要的知识。第二就是这种知识里边很大的一个含量是“历史”，历史决定着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整个民族的一个起点，你是从哪儿开始的，以后的走向如何，在整个世界上的形象如何，就像照镜子一样，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一个参照形象，所以历史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和知识都是那么现成的，不是在图书馆里、在我们导师那儿、在一教、二教听讲座可以听到的。像西南联大的历史，还有一些其他宝贵的历史，它们会被某种“沙尘暴”或者“大雾所”笼罩，我所指的沙尘暴和大雾不仅在自然界里有，在人类的文化生态上它也会经常发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事物会掩盖另外一件事物，历史曲折的道路，它会有各种阴影。西南联大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到现在为止还发现得不够、张扬得不够，大家认识得也不够的一部历史，这也是我今天要讲西南联大的第二个原因。

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西南联大（启示录）？为什么要来发现它、要来认识它、要来考证它、要把它再现出来？很多真实的历史，除了我们在图书馆里能够寻求到的这种历史真相以外，还有很多被掩盖、被切割甚至被歪曲的部分，这种真相经常会在我们身边点点滴滴地冒出来。我是生长在昆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喝点小酒，就让我跪在凳子上拿一个筷子蘸一点，挺辣的。然后听我爸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就来了一伙北方的名人、学者、教授，他们穿着长衫，穿着皮夹克，胡子留的很长，说看不到胜利就不刮胡子。那些大学生们背着斗笠，下雨就戴着它，浑身都淋湿了，非常节俭。由于他们的到来，昆明城的很多有钱人家就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那些小姐们太太们都把绸子衣服收起来了，说国家有难了，日本人来了，一看这么多大名人都从北京来了，都穿着布衫，打着补丁，走在街上都那么朴素，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再穿这种花的绸子衣服呢？昆明人把那些老师学生请到大户人家去做客，并让孩子出来，让教授指点指点。教授一看就说：“那个脚，放掉，放掉，怎么还缠着脚？！”又说：“上学，上学”。大人就说，已经订婚了。“太小，不订婚了，上学”。就这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被缠了足后来又放掉了的小姐，然后跑出去上学的。这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他们后来自由恋爱，而且一生都被这种民主的光辉所照耀，他们经常去听课。潘光旦先生就瘸着一条腿跑到我母亲上学的女中，拄着拐棍讲“优生学”，那时候中国谁敢说什么优生啊？他讲怎么样能够把下一代生得更优秀，这个潘光旦还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大家都去看，不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看什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话：“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这种毅力、这种精神照耀着整个昆明城，也鼓舞着我父母的一生。抗战胜利后老师们就回去了，这之后整个昆明城也就变得封闭起来了，后来解放后又经过了其他的事情，变得跟所有的城市一样了。

但是，我父母一直在怀念着这群很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我母亲当时在女中上学，她的老师是一个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靠教书来勤工俭学。她的老师鞋梆和鞋底是分开的，拿绳子捆在一起。她们都看见老师脚趾头都露着，老师跟她们讲东北怎么样，东三省沦陷了，当了流亡学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就很关注西南联大非常详细的历史，但是由于很多原因这段历史没有被完整的发现和整理。一直到我毕业了，后来当作家，又到海南下海，再到1998年被家乡云南省“人才引进”，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回去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做西南联大，因为我觉得可以报效我的母校北大，也可以报效我的家乡。我觉得这种寻觅、发现是从我们身边的每个事情开始的。每个同学都能从你们的父母口中听到各种各样的话，这种话里可能就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在那里。你们如果思索和寻觅下去，也许就会发现很多珍贵的、可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事情。我也不光是因为小时候就不断听到这种传说，也不光是因为一时的兴趣，自己感觉大学毕业以后，经历了国家前进得最快，也是变革最多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投身和参加于那种促使旧的和不合理的东西消亡的活动中来，并促使新的、合理的、有利于个性发展和社会民族生存发展的这些东西，促使这种新的东西诞生并推动它壮大起来。我觉得寻觅西南联大的历史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也能够实现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以上这三点就是西南联大和我，和我们今天的一种联系。

第四点我想说的就是西南联大是一个大学史，它告诉了我们大学是干什么用的。你们说说大学是干什么用的？大学就是为了上研究生，为了出国，对吗？我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办大学，集它的财力物力，把优秀子弟选拔出来，花费无数父母的苦心，无数师长的心血，还有个人的努力，这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大学就是要为这个民族培养出那些站得最高，望得最远，最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取得最良好地位，能够保护这个民族、能够发展这个民族，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我说的爱国者不是针对一个国体，一个机制而言的，而是针对形成一个国家、民族最广大的整体利益。大学是做什么用的？这一点西南联大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有师承，有一个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技能以外，他还要学道，道就是真理，道理。我想还是通过几个故事来讲我的观点。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气节”的。气节这个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素质吧。因为在欧美的军队，比如说被逮捕了，成了俘虏就没有责任了，就不存在什么叛徒。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存在着一种气节问题。所以西方人很不明白，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时候中国军队已经被包围了，在实力上根本不可能打败人家，但是中国军队屡屡地是“以卵击石”，要死掉。这在理性上完全属于盲目拼命，因为中国人认为：如果我不能保卫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就必须用死来洗雪这样的耻辱。这是二战时很多国家的军队都感到很疑惑的，中国军队在被围困的时候，在没有胜利的希望的时候还要战斗，为的就是这种气节。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联大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是他确立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作风，他也是我们的国学大师。他们家是三代爱国，他的父亲陈三立是一个诗人，他做的旧体诗在京城非常有名，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占领了古都，所有的人都要有良民证，到城门口就要鞠躬，不鞠躬就要被抓，鞠躬是什么意思呢？日本人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要的是屈服，屈辱，挫伤这个民族，使之失去锐志。这时陈三立老人就绝食、绝药，谁劝也不行。这是季羡林先生给我讲的，陈寅恪是季羡林先生的老师。陈三立老人就这么绝食而亡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不可能去保卫祖国了，而国家已经沦陷了，他不能承受这样的耻辱，就绝食而亡。这时日本宪军队送来了请柬，来请陈寅恪教授， 因为他们知道在京城的学界，陈先生威望很高。日本人非常懂得中国文化，他们知道如果把这个领袖屈服了，这些文化人就没话说了，请帖是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军司令部做客的，先生一看，如果拒绝，肯定要被迫害，他还要再活下去，他要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必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来救国，这是他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队伍当中。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一种感情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就是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这种时候，他依然是不失其态。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抄文的书记，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那种舒适的生活还可以继续下去。可是他们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就混入了难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绝不在沦陷区，绝不留在原地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都是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八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他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决不去上课，决不低头，这是任继愈先生给我讲的。后来抗战胜利归来，到北平以后，三个大学就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伪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这说明什么？说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教授，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你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亡国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这种人格的含量是贯穿在西南联大历史的。同样是“气节”，它有各种个性，体现形式不同，像吴宓先生就不一样。吴宓先生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他不像闻一多先生作为诗人那样张扬，他性格比较内向，很真挚，有的时候还不被人理解。著名的《吴宓日记》我建议你们应该看一看，那是一部最真实的历史。里面写到，当时炮弹攻击北平，他坐在被子里边，墙在震动，他坐起来，他觉得炸死也无妨啊，但想到自己在这个时候对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就非常痛苦，就问自己。实际上吴宓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出国，可以穿着西服革履，到国外继续去咖啡厅，追求异性，过一种很舒服的生活。但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想到的是做一个中国人，不能救国家，活着就没有意思，就非常痛苦地责怪自己。后来学校要往南去，可以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就非常高兴，总算还有一个报国的出路。坐在火车里，满车都是日本人，那些日本军官在火车上肆无忌惮，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沉默的、穿着蓝布衫的、非常谦和的教授，行李藏在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到了南方以后将要培育人才，要为这个民族而奋斗。那个阴沉的早晨离开北平的细节，那种心情，吴宓先生用一首诗记下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学生也是这样，转移到了长沙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大学 ，学生多次发生争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跟我们同龄的人都在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