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柱：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

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1]474-476。

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

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而且隐约还可以感知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对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姑论及一二。

容貌猥亵：古人讲表里如一，即言身体、服饰的整洁预示着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洁，衣服垢污，囚首丧面，虮虱毕现，如何率领朝纲、为人表率?如“不喜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2]154。如“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3]230-231。再如朝见时“虱自介甫襦领而上，直缘其须”[4]489。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样步入朝纲、君臣共处、指点江山?个人修饰虽属于一己私事，但作为社会公共交往，得体是最基本的要求。诸多记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简率、不拘小节，言语之间多有贬损，皆可视为政敌之间的妖魔化攻击，绝非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可不予理会。

行为草率：《避暑录话》云：“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5]2583《道山清话》云：“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6]2946此二记亦言荆公浮躁，心神不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显露奸臣模样。行为如此，文章亦然：“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字选词，迥不犹人。”[7]167因“天性拗执”，故遣词造句都“迥不犹人”，故“落笔便古”、“开口便错”。再以下棋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证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诗有句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8]李壁注引《遁斋闲览》的攻击言辞如下：“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叶诗，有‘垂成’、‘中断’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诗又云‘韩输’、‘误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敌者断章取义，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谣传，所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王安石诗集中有多首咏棋的诗，从诗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艺，还常将棋理喻人生。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卷四十八《对棋呈道原》)，特定的气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时间界限，连饮酒赋诗都遗忘在脑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钟山与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爱棋、不懂棋①。

王安石不但爱棋、懂棋，还能从容自如，潇洒笑对输赢。卷四十二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现了诗中的故事：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亦记：“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知棋亦荆公平常之消遣。

政敌视变法为祸国殃民，变法的祸端是王安石的躁进，而王安石躁进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阴险、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书法、下棋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末端相印证，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饰方面暴露无遗，外表是内在的端现。从这两个层面攻击的依据其实是一个，即人的品质会体现在所有的细枝末节，所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谓也。

郑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贡父因和安石论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题馆中壁》一首诗道：“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这首诗分明是对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满的意思。安石见了，却夷然不以为意，并讽咏之，又写在扇子上面[9]68。从中可见其大度，其从善如流。

管成学《宋代的科技与改革初探》[10]389曾列举荆公同时代人的评语：刘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元城语录》卷上)。黄庭坚：“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王严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安阳集》《忠献韩魏王别录》)司马光：“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尽觉中肯可信。

二、较为客观的书法评价

王安石的书法也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的一些躁急措施。若逆向思维，不妨做如是理解：凡光彩照人的一面都被尽可能涂黑、遮掩，正如所有政绩都被攻击为罪行一样，作为书法家的一面也被无情地贬斥、丑化了。《九九销夏录》有一则“字如其人”的评述：

《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乌呼!此所以为王荆公也。[11]130

司马温公“作字方整”，王介甫“笔迹如斜风细雨”，“方整”即言规整，而“斜风细雨”不好理解，但“斜”、“细”云云，不外是讥讽其不够端庄、规整。

朱熹《题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12]朱熹生活的年代，世上便少有王安石真迹流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流传的价值，正如内山精也所论，更多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消除影响的极致是扫除一切痕迹。“临写本”虽非真迹，但王安石书法的风貌尚可感知，此外，从王安石同时代人的评议中也可约略感知一二。

苏轼以之喻蔡君谟、杨风子，并感觉有佛经《法华经》的意趣：“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13]2179而黄庭坚在《跋王介甫帖》中则以为王安石书法超过苏轼：“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螂蛆甘带，鸱鸦嗜鼠，端不虚语。”秦观在《论书帖》中虽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14]554难以理解何为“故人气”，是否是指缺少时代气息?若然，则仍是指责王安石不能与时人为伍，而“不甚端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品德方面的喻指。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15]34所云“横风疾雨”与“斜风细雨”是何等关系?盖当时品评荆公书法类如此。这里的“天然如此”与苏轼的“无法之法”是一个意思。无论黄庭坚的奖誉，还是秦观的以人论书，总之还都在正常的学术评议范围，稍后则不免给人以政治攻击的感觉。

三、“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

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杨慎《升庵外集》云：“王安石字本无所解，评者谓其作字似忙，世间那得许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又谓金陵定林寺有荆公书数百字，惜未见赏音者。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16]后世对王安石书法的观点，多本于杨慎的这段评述。

如梁章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朱子)《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辄如芒刺背。”如赵光《寒山帚谈》卷上：“书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书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许忙。嗟乎，可怜!忙忙作字岂惟字丑，人品亦从此分矣，可不勉乎!”

“世间那得许多忙事”、“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不知此公有如许忙”云云，用语如出一辙。“忙”起于心而显现于行为，神乱进而手忙脚乱。心之忙，则浮，急切而生乱；身之忙，则躁，失之稳重；而书之忙，则草，不免“字丑”。将性情之“忙”与书法之“潦草”相联系，并以之评说：人如此，书如此，事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便使人感觉极尽丑化、诋毁王安石：“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17]57-58

主管签名表明态度，类今之圈阅。按《石林燕语》所记，宋时习惯有签全名者，也有像王安石一样只签一个字者。但由于王安石“性急”，往往将“石”字写成“歹”字，成为下属嘲讽的笑柄。当然这条记载无非有意丑化，未必当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恐亦应有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关联。为使诋毁具有说服力，一般要选择能代表其人特征的习惯或故事而加以强调，但我们也可从侧面感知王安石对待书写的认真态度，虽或因性急而出现差误，但是很在意这些差误，并尽力完善改过。

邵博记载“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18]218，此记当专指书法用纸，而未必公文用纸。据此则王安石在书写时能感觉纸笔等书写工具的细微差别。按现代理论，专业人士对待工具的挑剔，实际是心、手的感觉过分敏感所致，预示其书法已臻成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不是像邵博所嘲讽的性格执骜，摆谱浪费。袁文《牖闲评》卷六对此颇不以为然：“《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曾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录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可见王安石书写时并不刻意挑剔用具，而是随意择取。还是一个“忙”字。

针对杨用修关于王安石书法的言论，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其逐条进行了批驳：“荆公一生以学术经济自命，虽善书亦不欲以此见长。予尝阅其全书，无一字稍及于前人书法，即自谓学王漾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山谷亲见荆公书，而以杨少师拟之，用修生数百年后，固未尝见其书者，何得而遽断之曰荆公于字本无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