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

写在前面的话?

在即将过去的1999年里，恐怕没有任何事件比科索沃战争更触目惊心，既体现世纪末的悲哀，又预示新世纪的不祥。我用“科索沃”这个大字眼为这篇文章题名，也许是过于夸张了。 但当我提笔写作这篇文章时，我却忍不住地要想，它和下面那场讨论怎么那么相像，特别是它在圈子里的理直气壮和圈子外的缺乏共识。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已是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普天同庆这个本来属于西方文化的千禧之年。?

去年8月25日，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Burke Museum）看过一个展览。展览是讲环太平洋地区土著语言的消亡，叫“太平洋的声音”。当我驻足凝望那个名叫“西雅图”的当地土著首领的大幅照片时（他背后还是那座悬在云端的雪山，我从桥上经过每天都能看到的雪山），我何尝不能体会人类学家的叹惋和悲哀。但是我也想过，假如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千百种语言依然存在，人类从来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统一，我们仍然在为那个“巴比伦塔”的问题苦恼不已，那人类又将如何。

因为无可奈何，所以心平气和。我希望自己能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讲话。?

一?

在研究中国一事上，我们对我们的海外同行（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大误解，由来已久的误解。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诺贝尔情结”，急赤白脸想让人家引用和承认，以为只有得到他们的重视，才算为国家挣了脸，也比国内同行高了一大截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不起他们的研究，握手归握手，拥抱归拥抱，人一走，扭脸就说，“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做什么学问”。?

然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家，我是说很多汉学家，他们可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回事儿（包括咱们的看家本事和绝活），他们的学问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只要你不是拿中国的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要知道，第一，他们的学问是在我们之外，用另一种语言，另一套规范，从教学到研究都运转自如、自成系统的学问，并非离了我们就活不了；第二，他们人数虽少，却坐拥“国际学术”而自大；我们人数虽多，却只有地区的资格（东亚研究的一部分），“小”、“大”的关系是以“位势”而定（“外”总比“内”大）；第三，他们对我们看重的是材料而不是研究（但即使是从材料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还不如日本，因为我们“只有零件没有组装”），我们认为的优势，异地而观之，也许反而是劣势所在。比如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局者”（insiders）视角，叫他们一说，倒成了“偏见”的别名（“当局者迷”），反而不如他们这些“局外人”（outsiders）来得客观公正（“旁观者清”）；我们自以为绝活的文献考据，在他们看来，也是“传统史学”的尾巴割不断，“迷信书本”的恶习改不了。就连王静安先生提倡，我们谁都不敢怀疑的二重史证”，他们也不以为然，觉得削足适履（考古是“足”，文献是“履”），把好端端的考古材料全都糟蹋了。

在近代史学的开辟过程中，我们有过许多矛盾的选择，思想的源泉出自许多前辈，而并不只 是顾先生一家（今天也是如此），但在感情上，在心理上，我们的西方同行，他们却是一门心思，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

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很厉害。很多话在他们是“说者无心”（他们对自己的说法太自信，甚至一点都不跟我们“见外”――尽管我们把他们叫“老外”），到我们这儿就成了“听者有意”（我们太容易把他们当作“无知”，因而也太容易觉得他们“狂妄”，动不动就感情 受伤）。比如我的朋友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他在几年前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癖》。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就使很多读者深受刺激（包括我自己）。虽然罗泰一再跟我解释说，他的讲话对象是西方学界而不是中国同行；他的目的是让西方学界了解中国考古，而不是故意为了伤害我们的感情。?

近年来，同欧美学者打交道，我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批评，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就是中国学术已经“疯”了，已经失去对文献的批评精神，已经倒退回“疑古时代”以前去了（刚刚从日本归来，在那里我也听到同样的声音）；“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作怪，二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作怪，三是我们孤陋寡闻，太不了解国际学术的“常识”或“规范”，有许多“失误”和“犯规”。特别是我们这儿有个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 个由中国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流学术队伍（包括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与断代有关的科技专家）率领大家“走出疑古时代”的运动，这对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有力证明。

他们认为，这是由官方出钱用于提升和拔高民族自豪感的政府行为（讲炎黄五千年文明，讲龙子龙孙大中华），中国学术的堕落已是明摆的事实。?

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一无是处？我看不是。但他们的理由是不是不容商量？那也未必。我的看法是，恢复自尊，必先放弃自大；没有交锋，也就没有交流。但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学者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在很多问题上看法大不一样（就像瘸子笑瞎子眼睛不灵，瞎子笑瘸子腿脚差劲，背地里的评价都很糟），说到关键之处，躲不过也绕不开，但双方却总也不肯把真实想法摆到桌面上来（聋子式的对话，《三岔口》式的对打）。只是最近我们才有了一些机会，可以比较系统地领教西方学者的想法。一是1996年以来围绕巫鸿先生的新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下简称《纪念性》），西方学者有一场大讨论（现在仍在继续）；二是由鲁惟一（Michael Loewe）先生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主编、十四位欧美学者（都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镇）执笔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终于在今 年出版，书中浓缩了近三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系统思考。?

为了让读者对西方同行的想法有所了解，不但了解他们的批评本身，也包括他们的批评方式和学术规范，我们特意选择前者做翻译介绍。?

二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巫鸿先生。?

巫鸿是新一代的华裔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之后才到美国。在中国，他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原来就有研究中国美术和中国文物的背景。后来他远渡重洋，负笈哈佛大学，不但原来的背景没丢，又受到西方学术的训练，毕业后，留在哈佛大学执教，现在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巫鸿不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出色也很走运，在美国著名大学得到很高的位子，而且还入围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在艺术史界有很大影响。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武梁祠》在欧美曾深受好评。但这位成功的学者，他既得益于自己的“双重背景”，也受这种背景牵累，正碰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麻烦。比如他的新作《纪念性》，刚一出版就“走了麦城”，接二连三遭到同行的强烈批评。这就和他的“中国色彩太浓”和不够“国际”有关（虽然读过该书的我们北大考古系的学生说，他们的印象可正好相反）。?

关于《纪念性》的书评，就我所知，至少已有七篇。它们是：?

（1）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的书评，刊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1期（1996年），第183-199页。?

（2）美国俄勒冈大学拉齐曼（Charles Lachman）的书评，刊于《亚洲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ties ），第56卷第1期（1997年2月），第194-196页。?

（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利斯（Robert E. Harrist, Jr.）的书评，刊于《东方艺术》（Oriental Art），第43卷第2期（1997年夏季），第62-63页。?

（4）美国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ur College）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书评，刊于《亚洲艺术》（Artbus Asiae），第17卷1/2（1997年），第157-166页。?

（5）捷克国立博物馆柯思纳（Ladislav Kesner）的书评，刊于《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第5卷第1期（1998年春季号），第35-51页。?

（6）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Robert Bagley）的书评，刊于《哈佛亚洲学报》（Harvar 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58卷第1期（1998年6月），第221-256页。?

（7）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杜德兰（Alain Thote）的书评，《亚洲艺术》（Arts Asiatiques），第53期（1998年），第129-131页。?

这七篇书评，除（2）、（3）是简短介绍，对巫鸿给予肯定，其他五篇，都有尖锐批评，甚至干脆就是体无完肤的批判。在上述书评的作者中，罗泰是第一人。他对《纪念性》的批评还比较含蓄，至少一开头先承认“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第183页），最后结尾也说它“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劝大家不可不读（第199页）。但他对巫鸿在技术细节和工作方法上的“小疵”，特别是其“中国式的毛病”却毫不客气，该点到的全都点到，可以说是首发其难。

贝格利先生的书评比较晚出。他和罗泰不同。他关注更多的不是巫鸿在细节上的失误，而是巫鸿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中国劣根性”，因而在所有批评者中态度最激烈。罗泰和贝格利，他们都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都是巫鸿在美国艺术史界的同行，并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颇具实力的重要学者。他们的批评当然很有份量。特别是后者，他的批评不仅更能表达西方学者的典型看法，而且还被认为是“毁灭性的批判”，态度之强烈和语气之挖苦，都可说明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所以在这七篇书评中，我们特意选择了贝格利的书评。其他各篇，因为篇幅有限，只好从略。并且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有关的评论，我们还在贝格利的书评之前加进了一篇秦岭先生撰写的《纪念性》一书的介绍。?

此外，除上述公开发表的文字，在私下议论里，我们也能听到不少类似的批评。只要是西方读者，他们多半都认为，巫鸿的新作确实很有问题。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贝格利的批评在语气上好像重了点，让人觉得过分，但真正的反批评，除去夏含夷力排众议的简短发言，到现在还一篇没有，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三?

巫鸿的书为什么会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不满和贝格利的“狂轰滥炸”？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可以讨论的只能是学术原因。这里，撇开个人感情不谈（我和巫鸿、罗泰都是好朋友，对贝格利的学问也非常佩服），我想尽量从学术角度归纳我对上述批评的印象：

第一，《纪念性》和《武梁祠》不同，《武梁祠》的对象只是小时段内的单一艺术形式（汉代画像石），而《纪念性》的对象则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包括多种艺术形式。作者以“纪念性”为主线来概括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极易让人觉得费力不讨好。

批评者觉得巫鸿野心太大，成功太小，理论虚构胜于知识推进，反而不如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编写的《中国古代之谜》。8罗森的书只是一部展览图录，但它对艺术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很多最新发现，全都讲到了，干货很多，水分很少，大家可以从中学到真正的艺术史知识。?

第二，《纪念性》的写作手法是属于主题先行，这在追逐理论时髦的美国很普遍（和我们这里的新一代学者相似，巫鸿对各种后现代的理论也是情有独钟），它给人的感觉比较类似我们说的“以论代史”，令人觉得好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中国形容酒肉和尚的话）：艺术形式的隐显切换非常随意，不变的只是穿行其中的“纪念性”而已。批评者认为， 它所涉及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陶器、玉器、铜器、石刻、建筑），本来都有较早的来源和较 长的延续，往往是呈并行发展，并无前后相继的关系，作者说什么时候什么艺术形式有“纪 念性”，很多都是任意安排，或者至少很勉强。?

第三，西方语言所说的“纪念物”（monument），通常是指在地面上巍然高耸、赫然可见，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神庙、方尖碑和凯旋门一类东西，即主要与建筑有关的艺术形式。但作者论“纪念性”（monumentality），却把“纪念物”的概念放大，也包括藏于隐秘之处的器物（甚至是很小的器物），他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讨论，早期（新石器时代到“三代”）偏 重器物（陶器、玉器和铜器，即书题所说“艺术”），晚期（“三代”到汉魏六朝）偏重建 筑（墓葬、宫室、陵墓、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