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忠恩：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仁、智、勇"

【摘要】因"仁"而爱人爱群爱国，因"智"而能寻救国救群救人之道，因"勇"而全力于职业教育事业。黄炎培本人一生中积极倡导、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与实践即是这种精神的充分体现。

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仁、智、勇"是代表完善人格的形象，是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托，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利器。1930年黄炎培在为沪江大学所作的校歌歌词中，他寄希望于同学们，以"仁、智、勇"的精神，肩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在另一首诗《吾爱》中的末两句，黄炎培再次使用了"仁、智、勇"三字，期望国人以这种精神拯救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中华民族："维吾大仁大智大勇兮，保我中华国命之绵长。"对"仁、智、勇"的推崇，无疑是黄炎培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表征。在黄炎培看来，中国的文化生命赖"仁、智、勇"以延续，而发展中国职业教育这一具体的事业同样需要这三个字。

晚清以降，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力量来挽救国家的知识分子并非始自黄炎培。1895年，严复在论述他维新思想的《原强》中，对"仁、智、勇"进行了结合当时背景的现代诠释。他提出，"以今日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认为，国家的盛衰强弱基于国民是否具备这三大要素: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1938年，黄炎培在与张东荪长谈人生观时，解释了他对"仁、智、勇"的思考与理解："宇宙之大；万物之繁；生死之故。此三者属于'智'。念我恃众以生；念众人之苦；念人方为尽其天职而捐生命。此三者为'仁'之原。即知即行即是'勇'"。

在这里，黄炎培也强调"勇"所包含的"强健身体"之意，故其强调增强国民的身体素质，提高国民的"活泼性"。但他更多的是结合包括发展职业教育在内的事功的角度来论"勇"，即强调与"知"合而为一之"行"的意志与毅力。此外，与严复所强调的对"民"的"教之育之"的教化色彩相比，黄炎培显示出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的"启蒙"的意识：他希望人们从"宇宙、万物、生死"等中去体验仁爱、智慧；而只要具备了"仁"和"知"，也就知而能行了。

"仁、智、勇" 是黄炎培对国人的要求，更是对自己的要求--他一生职业教育实践探索极其准确地诠释着这三个字，而其职业教育思想也可以从这三个字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三个字不仅是黄炎培人生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理解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的一把钥匙。

一、仁者之爱

黄炎培是一位有大爱的教育家。对人、群以及国家充满真挚之爱是黄炎培为人处世的写照。俗话说，"大爱无疆"。综观其一生，他即是以"爱"指导自己一生的言行，并试图以此去影响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以及社会大众的。他的《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赋我以知，更赋我以爱。有生而爱其身，因生生相倚，而爱其家，爱其族，爱其国。知物我之平等，而爱一切物。大哉生也，善者爱也。"

结合黄炎培一生所作所为所思，他就是一位身着俗装、信奉儒家学说的虔诚的佛教徒。黄炎培的爱不仅是彻底的，也是极端真诚的。这种彻底而真诚的爱源自于他自小的苦难经历以及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他自小就受到慈母的言传身教，生就一个菩萨心肠之人。据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的回忆：

有一事我自己也不了解，有人说给我听。我还在提抱中，一天，姑姊辈捉得一只很美丽的五色蝴蝶，用绣花针把它钉在庭柱上，蝴蝶两翅扑个不停，她们抱我近前看，向引我喜欢，不料我大哭，哭之不休。把蝴蝶放走了，再抱近前看，不哭了。

藏于黄炎培内心的佛性之善还体现在，他不仅对人，对物也是深怀着怜悯之情。如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中年时期自一次偶然的经历后开始食素而至死不弃。据他回忆：

一九一七年六月游新加坡海滨，亲眼看到捕鱼人出海归来，船上满载活鱼，渔夫一一将鱼破腹，挖掉内脏，投入另一空船，鱼儿跳跃几次才死去，人类为了果口腹，这样地残杀生物，使我感触很深，立下了素食的志愿。"

可以看出，黄炎培的人生观既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民本主义的影响，也深受来自民间的朴素的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黄炎培自己称之为"广泛的、天真的人道主义"。

正因为有大爱，在黄炎培的个人字典里找不出对他人的仇恨、私怨等字眼，尽管他平生中所受到误解甚至不公正待遇不在少数。1938年5月18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

到东山里。罗静远、佩秋叔侄来访，共问渔与之畅谈。佩秋东大毕业，为陈果夫江苏主席时秘书长。果夫向对我不谅解，对职教社主张停滞补助经费，今下台矣。舆评有对之不满者，佩秋因问我与问渔意见，我乃直答以：'果夫主苏政，一、提前禁烟；二、导准，导准虽失败，然两事同为善的动机，用人亦能去恶从善，惟党见未尽除耳。我不愿以私人情感抹杀希真是非。'问渔复直揭果夫对我、对职教社误会太甚，然吾辈总主张公道，不介意也。"

从上可以看出，黄炎培绝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之人。他真正达到了诚如古人言之"宁让天下人负我，我决不负天下人"那种境界了。对于陈果夫的所作所为，黄炎培宁愿相信只是"党见"所致，即便有偏狭之处，但也要看到他的可取之处，因而坚持以直报怨，绝不肯以怨报怨，更不会落井下石。

这种极其难得的宽广心胸与宽厚人格，也正是他一生得友无数而树敌甚少的根本原因。江恒源在《黄炎培诗集》序言中说:"任之先生是天生一副侠骨慈肠、锦心绣口。就他一生来说，得之于天者，真是有厚而无薄，可是得之于人者，就不能不说是厚薄相间了。此处我要特别声明一下，所谓'得于天'，是指他的性格天分，所谓'得于人'，是指社会对他的待遇，并不如通常人所说的先天后天。"江恒源强调，《国讯》社的四信条，"便是他老人生观的写照。"

作为素食者的黄炎培，其人道主义观念由物及人，进而由人及群。尽管中国人固然有他所认为的"贫、愚、私"等诸多弱点，但黄炎培既不是像一些文化精英由此去鄙视、批判民众，也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改造"他们，而是去同情他们、体恤他们。

1941年5月28日黄炎培在成都对四川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五期学员班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律己与爱民》。他在讲演时作《爱民歌》一首，要求地方行政干部在工作中要做到同情、体恤农工大众。

农工劳苦，而我休闲。

杭战以来，白骨如山。

尔我同胞，骨肉相关。

吾身独安，吾心何安?

同时，黄炎培还积极的心态参与到民众之中，去做耐心的"唤醒民众"的工作，希望民众知晓职业教育、理解职业教育，自觉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通过职业教育来实现改变自己。为此他说，"天赋吾忍杀生之一点仁心，如获得强有力的援军，扎成了硬寨，不可动摇。中年以后素食，实伏根于此。从此，吾思想、吾行为，都归宿于一点，即如何造福公众是也。"

对人之爱、对群之爱，自然也延伸至对国之爱。被称作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黄炎培是当之无愧的。曾任黄炎培秘书的尚丁认为，"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的红线。" 1965年，黄炎培去世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在追悼会上宣读悼词的第一句话就是，"黄炎培先生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

1894年，黄炎培的父亲去世，同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两件事给十七岁的黄炎培以沉重的打击和强烈的刺激。尤其是后者，在心理上影响了他一生。事实上，甲午战争对于国人的自尊心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但也由此激发了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此事对于黄炎培的影响亦不例外。他说，"吾年十七，值甲午对日作战，一时爱国心勃然而起，追涉猎古今中外学说，兼受国内外种种戟刺，而国家观念，遂占领方寸的主要部位。"

1901年，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特班，选读外交科。在南洋公学，黄炎培受教于热心于西学传播、倡导新式教育的蔡元培。蔡元培进一步启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示了"教育救国"的道路，黄炎培未来一生的职业方向就此奠定。其间应姑父沈肖韵的邀约，黄炎培结伴与其去南京应江南乡试，结果榜上有名。中举之后的黄炎培并没有走封建卫道士的做官发财的老路，而是毅然回到南洋公学去追求新学。

1903年年底，流亡海外的黄炎培一听说国内情形已然缓和就回到了上海，在杨斯盛的帮助下，重新倾心于教育救国的实践，很快就在上海和江苏教育界崭露头角。局势日益发展，社会要求改变政治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已经不容有热血救国之心的读书人置身于政治之外。"新场党狱案"的险剧使黄炎培对于黑暗的满清政治日见不满，1905年，在蔡元培的激励和介绍下，黄炎培加入同盟会，从而开始了以教育家、政治家双重身份参与的社会改造活动。这就是黄炎培后来所说的"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掣革命者吾师"。

蔡元培的教诲，使黄炎培终身受益。如果说，在此之前黄炎培的活动主要还是局限于上海川沙一地，那么在此之后他的视野、他的舞台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他在《吾师蔡子民先生哀悼辞》中说:"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之观念近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

黄炎培一生抱定救国兴邦的理想，始终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名，吾所不求；功，吾所不争，将吾整个生命献给我国家、民族生存工作上。"爱国、报国是他的信仰，也是他致力于发展祖国教育事业的强大精神支柱。

1929年8月25日，黄炎培再次遭到了国民党的打压。他的好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写信告诉黄炎培：上海市党部已对他进行指控，国民党中央还命令教育部对其进行监视。黄炎培当天也看到报纸的相关报道："控我头脑冬烘，学术荒芜，又控我为国家主义中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