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声显：我怎样被炮制成“从严对象”

1970年春，四川省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及其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执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央[1970]3、5、6号文件座谈纪要〉的意见》和《关于贯彻四川省革委员会〈关于做好清理队级队伍工作意见〉的意见》，先后 批准建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等机构领导运动。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清队”和“一打三反”骨干学习班和所谓“受蒙蔽群众及知情人员学习班”。其中“云阳学习班”和“龙宝学习班”从1970年6月 开学，先后将万县市、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山、城口等7个 县、市及地属有关单位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和被清查对象1167人 弄进去隔离学习。

当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清除得差不多了，中共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便于12月9日召开了万县地区9县1市 号称有100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更是将这场运动推向了高 潮。就连后来由中共党史办编纂的“党在万州的活动”中也用这样的文字表述：那次会后“一时间，人人自危”。

到1971年的1月 底，全地区便揭发出反革命集团225个，现行反革命、叛徒 特务和敌伪军警宪骨干分子17497人，贪污盗窃、大投机 倒把分子2999人……建国20年来，经历过了那么多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清理和镇压了那么多阶级敌人，这次大会战才1个多月，仅一个地区便揭发出200多个反革命集团、两万多阶级敌人。这两万多人又涉及多少亲属朋友？岂不人人自危？但当时我却没太在意， 因为我对照了一下自己：1949年解放时，我才4岁，不可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9种 人，没干过任何犯法的勾当，也没做过买卖，肯定是个听党的话，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为了领导这场整人“大会战”，地、市革委核心小组向各单位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军干宣传队”。由于这大会 战的战场太大，可供差遣的人力资源就有些不足，许多单位便摊不上一个宣传队。我所在的肥皂厂，职工人数少，参加造反派的没几个，也无人参与武斗，莫说血 债，连打人致伤残的事都没有，便只和木船运输合作社共享一个宣传队。宣传队的人马都驻扎在木船社，军干宣传队除了将我厂那位一派掌权但什么问题也没有的革 委会主任小谭“搬石头”，和为了“一碗水端平”，也将红色派才补台进厂革委的张大其两个人弄到云阳县去读全封闭的学习班外，几乎与厂里的其他职工，包括与 我均未直接接触。

先关起来再找“罪行”

当我厂革委会主任谭显贵被弄到云阳学习班后，市革委核心小组给我厂派来了一个革委会主任范某。范主任大 概40多岁，不一样高的双肩上披着一件旧公安大衣，一张大圆脸显得有点浮肿，有人说是长期酗酒而生的“酒 膘”。有消息灵通人士说，范主任是1949年解放万县市的 南下干部，一直在公安部门工作。但因其无文化，又特别嗜酒，他的最高职务也就只做到派出所长。四清运动后期，他本已因多吃多占，将皮鞋大衣等装备拿去换酒 喝等问题被撤了职，弄到机关农场劳动着等候处理。文革开始后，农场解散，范祥元回到局里，他非但未去报复将自己撤职查办的领导们，反而明智地参加了保卫局 领导的红色派，积极与公安系统内的造反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原来的“走资派”重新掌权后，说范祥元属于戴罪立功，免于处分。但他实在不适合再留在公安部门 了，就调到我们厂里来作一把手。那年代政企不分，他算是平级调动。若非文革突然降临搞乱了一切，范祥元肯定会丢了乌纱帽还会被清除出革命队伍。

范主任满口山西腔，嘴角和肩膀都有点向右倾斜。他上任没几天，便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范歪嘴，并马上在 工人之间流传开来。工厂里互相乱取绰号，或是工人给头头取绰号，都是一件挺普遍的事，从来没人认过真。我们都在背后叫他范歪嘴，也没当多大个事儿。但很快 有人向他报告了，并说成是我的创作。天理良心，这绰号绝对不是我取的，更没料到有人会暗中将这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的出身不好（资本家），这问题的性质 就不一样了。

细论起来，范主任认为我对他不恭敬也非完全没有根据。他主持第一次政治学习后，我上班时便对烤火闲聊的 工人们“攻击”过他。起因是范主任主持政治学习时坐在台上捧着茶杯对全厂职工讲：“我们为什么要信奉辩证法？是因为同一件事儿，可以用辩证法将其论证成革 命的或反动的；谁掌握了辩证法，谁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我就在锅炉前指手划脚地当众嘲笑他这是诡辩术而不是辩证法。自然就有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的人 添油加醋地向他作了报告。后来在监狱里，我才真切地认识到，真不懂辩证法的不是他，而是自以为是的我。

也真是机缘凑巧。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的范主任决定头一把火要烧我时，就来了这“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 队伍”的大会战。大概就在1971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个晚上，全厂例行的政治学习。范主任突然宣布：经厂“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 专案组决定，对谢声显进行隔离审查。我犯了什么事？厂里要审查我哪方面的问题？当时非但是我，连专案组都没弄清楚。

当时，全国的任何企业都好似拥有司法权的机关，没人敢质疑它有什么权力可以公开地对职工进行关押。从宣 布之日开始，我就被关在锅炉房楼上的宿舍里，同室的顾明贵也被命令将被褥搬了回去。有3个人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分3班 日夜看守着我。每天一日三餐都由专案组的人替我去买。我们这厂子当时人不满一百，人与人之间都太熟悉了，即使看守我的专案人员都是范主任精心挑选的老红色 派，但由于以前相互之间没什么矛盾，他们对我的态度也就并不凶狠。

我被关后，专案组还不知道应该去何处搜集我的材料。开始几天，当范主任带着专案组同我谈话时，他竟不知 道应该问我些什么，而只会此地无银地反复声明：“我们审查你，绝不是搞派性进行报复，而是为了帮助你弄清问题。”当我问他，要弄清什么问题时，他就不停地 重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谈不下去了，就命令我写自己在文革中的全部经历，什么时候、在哪儿干过什么事，有谁证明（要两人以上）。他们要求越详细越 好，说：“你要对自己负责”。

我猜想，专案组对我未进肥皂厂之前的生活完全不清楚，想鸡蛋里找骨头，都不知道鸡蛋在何处。要我自己画 个路线图出来，他们才便于进行调查。写就写吧。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受审时都不会说“有权保持沉默”这句话。我也真没将这隔离审查当一回事。文革初期，派出 所和居委会不也审查过我么？抄家、批斗，兴师动众地搞出那么大动静，最后还不是只能天天追究我“读过哪些封资修的书”？可见，我真是个守法良民，拿着放大 镜，也找不到我的问题。即使我后来无辜被红色派打得半死，被逼上“梁山”后，也从未干过打、砸、抢，更未参加过武斗。我只搞过“文斗”：在《江城战报》编 了一年多的报纸，写过几篇文章，都铅印出来明摆着，没有触犯法律――不过当时也没有刑法和诉讼法。

我就在锅炉房楼上的小屋里天天绞尽脑汁写“回忆录”。当时人年青，又是刚过去不久的事儿，就写得很详 细。因为自己才念初中时，便经历过一次审查批斗，刚过20岁，又经历了一次审查批斗，最后都没能把我怎么样。我就经验主义地认为，这第三次也会同前两次一样，抗 一阵子就过去了。却没料到，“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掌权者执意收拾你，就可以凭你所谓的态度定罪，你还溜得脱么？我对以范主任为首的厂专案组没 有幻想。从先隔离审查再找问题这种作法，我就知道范主任的动机――整人。但我误认为，他最大的权力不过是砸掉我的饭碗，将我开除出厂。我不怕，此处不养 爷，自有养爷处。有力气，又不怕下力，还担心找不到活儿干？但深究一下，我虽然对以范主任为首的厂专案组没有幻想，但对更上面的掌权者还是有幻想的，至 少，我认为那些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会如文件上所说的那样，“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确信自己不是坏人，就一定不会被冤枉。后来，我的亲身经 历告诉我：在阶级斗争加极左路线的时代，还相信这一套的人，彻底是弱智！

当时我真还有那么弱智！无知就无畏。根本不相信专案组能奈我何？被关在那灰尘遍布的老楼上，照常吃得饱 睡得着。在春节前，听说范主任不准我回家过节，我一气之下，还当着专案组的人说，“他这是在搞派性报复！文革中大家都见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待我 们这一派翻过身来，老子一样收拾他！”

这话肯定传到了范主任耳中。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正面同我接触，只是在暗中更加使力气罗织我的罪 名。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将自己从文革开始直至1970年底的“回忆录”交上去后，专案组也没人再找我废话了。我知道他们正忙着按图索骥。关在小屋里的我整天 无所事事，就十分难过。幸亏床头有一部《古文观止》，便天天读它来消磨时间。我记得当时最喜欢苏轼的文章，还背他的《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 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可叹的是，我这个被隔离审查的司炉工，当时虽然将这一篇背得滚瓜烂熟，却 没理解透彻。否则，这种时候了，我怎么还会同姓范的叫板？完全是匹夫之勇！

棺材凼学习班

1971年春节快到之时，我正关在厂里接受调查。当全厂都忙着打扫卫生准备放假时，专案组的人向我传达：范主任决定，你春节期间 不准回家，继续留在厂里交待问题。我本身怨气就越来越大，又从那转达的老工人脸上读到了不想在春节期间还守着我的意思。就大叫：“你转告范歪嘴，春节若不 准我回去，除非把我送到看守所去关起来；或者，你们每班拿5个人来守着我，人少了，留不住我！”以当时我的体力，若真想闯出去，两三个人确实是拦不住的。

几个小时后，我就被告之：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经过厂专案组慎重研究决定，春节期间，放你 回家与亲人团聚。但不准离开市区、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订立攻守同盟、不准打听小道消息……我若严格遵守他们的这些不准，就与坐在监狱里没啥区别了。但我 当时还是在表面上作了承诺。在腊月三十的晚饭后，我独自离开了肥皂厂的民办牢房。

由于姐姐一大家子人都挤在三马路那狭窄的小楼上，我就只能回柑子园的家和弟妹们一起过节。

这个春节，是我25年来度过的最凄凉的春节，许多朋友熟人还关在各种学习班里吉凶未卜。我虽然压根儿没准备遵守对专案组的 承诺，但也不敢去看那些已成为“会战目标”的朋友，我只能偷偷地溜到没被隔离审查的朋友家，想打听点有关消息，再找人倾诉一番，以消胸中块垒。但我见到的 多是唯恐受到“传染”的惊恐目光，听到的多是言不由衷的支支唔唔，还有他们家人委婉的逐客令。我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再加上连续不断的寒风细雨，那几天真是 阴气森森，无处可去。闲得无聊，我就天天到长江边的桥马滩去听涛观浪。

正月初六上班了，我准时回到肥皂厂接受隔离审查。过了三、四天，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专案组要我收拾行李，去参 加市工业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就在几个人的监视下匆匆收拾起生活必需品，被押到厂革委办公室。

一进门，便看见保管员张文密已腰板伸直双手放于膝头规规矩矩地坐在长木椅上。老张已有五十多岁了，个儿 不高，白白胖胖的，浑身处处透出精明练达。他的职务虽然只是个保管员，但多年来因了处事的灵活老练，便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许多人包括革委会成员的尊重，凡有 大事，都会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是范主任来后从档案里发现了疑点，正派人内查外调准备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据说他的罪行是年青时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宪兵。

我厂的专案组由范主任作组长，文启汉副主任作副组长，另外5个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