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难度。因供职《天涯》杂志的关系，我曾结识不少活跃的学者和作家，发现“文革”几成他们的心结，是他们不愿谈、谈不清、一谈就七零八落的话题。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私下里感叹：她与外国同行说中国，什么事都好说，只有两块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统一，却也是裂痕暗布，比如应否承认“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一问题上的点头派（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一直遭到摇头派（徐友渔、徐贲等）的鸣鼓而攻。

漫长的历史长卷里，空缺和悬案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时过境迁后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它话题淹没了，甚至是当事人一代统统死光后就无需再说――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靠时间来取消问题，靠人口减员给大脑减负。

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积极的遗忘”[引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1998年。]一说应有之义？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广袤大地之下，无法知道历史长卷是否更像一张破网。项羽是否真烧了一个阿房宫，欧洲“圣殿骑士团”是否真留下了宝藏，伊利亚特战争是否起因于争夺一位美女……这些事也够大的，牵涉到苦难和血泪。但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大概不会有人大举较真，投入巨资和团队，一定要挖个水落石出。

还有很多问题，虽未被时间取消，却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落到现实的语境时便受制于言说者们的生存处境、利益背景、阅历准备、知识成见、时代风尚、媒体影响乃至个人情绪，被各种现实因素所选择，所牵引，所挤压，一步步变形，最终被搅成一团乱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分裂。“文革”好像就是这样。我的一位老邻居，白天想起当年禁麻将就骂“文革”；晚上想起当年同厂长工资差不多又赞“文革”。同是这一位爷，在歌厅里不熟周杰伦、刘德华只好大唱红歌，进茶馆同某个哥们儿抬杠，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骂自己刚唱的“烂歌”――你没法同他较真。不难看出，一位退休师傅身上也伏有多部“当代史”和多个“小姑娘”，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换句话说，先哲们假定的那种认识风范，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绪玷污的学习态度：每个人都温良，都审慎，都稳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正得像一个萌态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块无欲无念的芯片，于是说话必有据，说话必从理，说话必见贤思齐，于是事情越辩越明，大家最终不难在辉煌的真理圣殿欢聚一堂……这种理想一再出现于传说，一再成为知识供应者的承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七折八扣――特别是在一个话题被利益和情绪劫持太久以后。

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划定“文革”讨论禁区，也许出于止乱避险的权宜。面对数亿人的派别裂痕，事由各异的普遍伤痛，如果不想在伤口撒盐，不想给余火浇油，不想把某些群体或所有群体再伤一次，那么暂时冷藏“文革”话题，粗线条划定舆论口径，动员民众“一切向前看”，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谁都有两难的时候。谁都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经验。为避免社会分裂和谋求政治减压，美国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搁置过“抽屉问题”[如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俗称“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任何要求废奴的提案都一律搁置，国会不予讨论。主张废奴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待条件成熟后再摆上桌面。欧洲人在种族、排犹主义等敏感话题上也一直绷紧神经，封杀异议，绝无自由。在那里，谁愿意丢饭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杀数据一样，去挑剔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故事？谁愿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国人为汪精卫翻案一样[为汪精卫投日的翻案文章不少，如2012年12月24日共识网上《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文，网址为http://t.cn/zjWq4zf。]，去为德国纳粹和法国贝当政府抱屈？

从长远看，暂时冷藏问题，把争议扫到地毯下去，也会留下隐患。“文革”是整整一两代人的人生经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训，并未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更未积累成公众的思想财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文革”的空白化、标签化、混乱化，相当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残障，也必然对整个国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扰乱人们前行的视线。“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出现在西方。”这一说法怎么说也不能让中国人很有面子。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学”课程，前去选修的学生达千人之众，人气飚升，热浪叠起，以至这门课后来一直很叫座。较之于国内媒体对“文革”的闪灼其词，较之于“文革”资料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量锁入秘库，有关“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国家里有关著作车载斗量，有关专家明星辈出，迅速形成了一种知识强势。在很多人看来，这也陷国人于道德窘境，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去不远。《上海生死劫》、《鸿》、《革命之子》等纪实作品，出自“文革”后最初进入西方的一些国人，当然多是磨难较多的知识精英――纷纷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不少大学指定为必读书目，无疑是这个强势的起点。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学同学，与我一道步行纽约时，常被陌生的美国读者招呼，攀谈，诚邀合影。用他的话来说，鲁迅在美国的名气，不及他万分之一。

据我后来在美国所知，这种说法并不是他吹牛。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革学”相当于中国原料加西方技术，相当于国人的某种记忆外包和知识信托，把脑袋搁在人家的肩上。一个巨大的知识产业，经“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各种渠道，历三十多年发育成长，在中、西之间一再获得循环增值和双向扩张，最终以散件进口境内整装的方式，悄悄渗入国内的讲坛、沙龙、网络、出版业以及街头私议。很多国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见市场，被这一产业完全接管。常见的情况是，有些西方人士认定“他们中国人自己都这样说，那还有假？”而那些中国人恰恰是在隔洋学舌：“旁观者清么，他们西方人都这样看，那还有错？”――这些真相寻求者一再狂追自己的背影，把自己的背影当成了神秘的蒙面证人。

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内知识界的一笔巨额欠账。

一个制造品的出口大国，却长期依赖知识与思想的进口，终究不太正常。作为富有红色经验的大国，又是学术、文学、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国，俄国和中国远比众多欧亚小国更有思考责任，如不偿还这一笔欠账，实是天理不容。

宫廷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前面提到的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细心梳理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最终确认“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他在书中另一处总结，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见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定调大体接近，正如“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结论与西方主流说法大体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出版，也认为在“文革”发生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些年来，国内少数几本获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和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方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均持类似观点。这些书中提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惩罚”，当然也是意指毛泽东。

这样看来：

一是个人问题。

二是认识问题。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一，如果毛泽东的位置上换了别人（不妨设想疾病、车祸、政变等事故导致换人），“文革”就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没有毛泽东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错误，如果他脑子好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一点，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能读懂德文原著，或智商再提高20或30，事情就不会那样。如果他脑子里多一点自由主义（右翼所愿），多一点孔孟儒学（新儒家所愿），甚至多一点解构主义、犹太教、绿色思潮、计算机原理、重金属摇滚乐……事情大概也都不会那样。在不少人眼里，那种情况下的中国或可跳过十年或三十年，从1949直接切换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欧美，脱下草鞋，开上法拉利；丢下窝头，换上人头马；私塾弟子们立即读上了《华尔街日报》。

这种历史偶然论是否太过虚玄？是不是一种变体的个人崇拜？一具肉身若神通广大到能让偌大中国下地狱或上天堂，随心所欲给历史添上几十年或删去几十年，不被崇拜一下又怎么说得过去？

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咳嗽一声举国静默，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有时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国际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的眼熟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