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

“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

【第一部】铁流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

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但不知咋的，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连胸脯也挺得起来，更别提说话了，带了袖章算“革命小将”，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黑五类子女”嗓门大。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每天抡锄头开荒。被送到这里开荒，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从六、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红色队伍觉得这些“黑五类子女”很碍事儿，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就干脆集体打包，送到学校农场了事。后来想想，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索性把红与黑分开，叫“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都被我们这几十个“黑色”学生吃完了，因为太饿，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饿的时候，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更难受的是，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心里好像长着毛，实在觉得憋屈。真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月时间，居然没有了人看管，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人一获自由，连骨头都轻得发痒。唯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照猫画虎，悄悄缝制了一个，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

很巧的是，我的几个朋友，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就是从上海来的，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于是，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溜到了贵阳，七转八转，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只是没有想到，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从西站开回北站，然后又转回南站，就是没有走出贵阳。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直到这个时候，才仿佛“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终于放大胆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后来想想，能戴上袖章，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脸上反正也没刻了“黑五类”的字样，衣服上也没有“反动”的标志。二是已经是11月了，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打得更激烈，倒把“反革命的”从夹缝里漏了出去。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落单的、小小的黑五类子女，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很多年以后，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革命”字样的大串联，觉得真是一出闹剧，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当然是荒唐。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对我来说，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却好像真的“脱胎换骨”卷进了革命洪流，从被洪流所吞噬，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成了鲲鹏，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叫做“会当击水三千里”。

铁流向北京

那一趟火车真是诡异。从贵阳开出，缓缓南行至广西境内，已经天色全黑。看看车厢里，车上到底有多少人?大概谁也说不清，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八个人，四个在座位上，一个钻在椅子下，两个横在椅背上，还有一个挂在行李架上。几乎没有过道，因为已经像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也等于没有厕所，小小的厕所里已经塞了三个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车厢里却热得像蒸笼了。至于水，只有在每次停靠站的时候，从站上热心的人那里接一点儿来解渴。我们这节车厢有几个自称来自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自告奋勇地充当“头儿”，一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还充满激情地说，“看呀!前面就是北京了，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不过，谁都知道北京还远着呢，这种激励就像曹阿瞒的“望梅止渴”一样，在没有水喝的时候让大家暂时安心。

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已经熬了一天的满车红卫兵(我这时也是红卫兵了)，毕竟也一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时，火车缓缓停在广西一个叫“六甲”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黔桂铁路经过的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小站。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这么黑的夜色，从车窗中钻出去，除了站台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人仿佛一头钻进迎面罩过来的巨大黑布袋子，我努力睁大眼睛，好半天才朦朦胧胧分辨出，面前有一个巨大黑影似乎压过来，先以为是近处长了一棵高高的大树。可是，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大树?再定睛看，上面影影绰绰地还有幽幽的灯光，过了好一阵，才惊讶地发现，这原来是远处一座高可入云的大山，是广西那种直上直下的兀峰。这个视觉上的奇怪经验，很多年以后再也不曾遇见，也一直留在心底。

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在车站上乱转了一阵之后，大家拈阄决定由钢铁学院的两个大学生率领我、另外一个膀大腰圆的贵阳中学生，拿了两只手电筒到车站外寻找吃的东西。所谓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票房加候车室，绕过这个简陋的车站，走不了多远，就到了镇上，镇上黑麻麻一片，谧静得像死城，更诡异的是，连狗都不叫，但石板街口却有一个透出火塘光的店铺，好像热腾腾地还冒着蒸汽。

老红军传统，还是草寇剪径?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记忆中的内容大概如下：

亲爱的老乡，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路过这里，去伟大首都北京，特向您借粽子若干，留下人民币两元，以及借条一张，作为今后偿还的凭证。

此致敬礼

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呼啸一声，四个人分头扛了棕绳穿好的粽子，飞也似的回到火车，迎来了满车厢男男女女的齐声欢呼，感觉上，似乎比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还要响亮。

居然到了北京

革命的岁月一切都随意，连火车也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从六甲开出后南经柳州，掉头往北，经株洲、岳阳、武昌，终于过了长江。

车上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天四夜，不要说没有蔬菜水果，就连喝的水也是时有时无，更不要说洗脸。停车的时候不敢开窗，因为窗户一开，就会有红卫兵们像疯子一样往上爬。有一次，车里的人狠狠地把车下往上扒的人推下去，结果遭到车下一桶滚开的开水泼进来，好在天冷，算是没有人烫伤。车厢里面，早已满是汗、屁、尿混合的熏人气味，蒸腾而浑浊的空气几乎能让人窒息。加上吭哧吭哧的火车，把人摇晃得七倒八歪，现在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长江实现理想的先锋队，倒像是一群被堆垛在铁皮箱子里东倒西歪的流浪汉。那几个一开始争着要当领袖的北钢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几个从贵阳来的中学女生，干脆集体占了厕所，对每一个要进去小便的人横眉冷眼，意思好像就是你休想鸠占鹊巢。高高的行李架上，已经躺上去一排人，挂在上面睡觉。而座位底下的红卫兵们，已不再需要斯文地铺报纸，脱了外衣就钻进去呼呼大睡。有幸坐在座位上的沙丁鱼们则交叉地枕了大腿或胳膊，扭着身体休息。早先那些“火车向着北京跑”、“我们想念毛主席”之类提神醒脑的口号，也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车上的各色人们，话越来越少，只剩下鼾声夹杂着咳嗽声。从第五天起，我已经开始牙龈出血，两腿肿胀，加上感冒，昏昏沉沉中，被好心的同行者推上了行李架，躺了一天一夜。

第六天上，没有任何先兆，咣当一声，火车居然停在了北京。

【第二部】洪流

清华体育馆中“民族排”

昏昏沉沉的我，和那两个一起出来的同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排了队，三弯两转地被大客车拉到清华大学，住在体育馆里。很久以后，我居然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回想起来，常常觉得我和清华似乎有缘。这当然是后话。

后来我才知道，体育馆曾是当年马约翰上课的地方，在抗战的时候，也曾做过日本鬼子的马厩。1990年代我当了清华教师之后，学校里渐渐添了好多高级的篮球馆、游泳馆，那个老体育馆就显出破旧。不过，在1966年的冬天，它给我们这些刚刚到伟大首都的学生特别温暖的感觉。里面有浴室，记不得是否进去洗过澡，也有暖气，让南方来的人感到燥热，让北方来的人觉得舒服。体育馆里铺了木条板的篮球场，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体操课用的垫子，则成了身下厚厚的褥子。隔着跳球中线不过一米宽的过道，男红卫兵一半，女红卫兵一半，虽然并无屏障，一览无余，却也井水不犯河水。革命时代的性别意识，毕竟被煅烧锤炼得很纯净。

身上一热就觉得发痒。我们从贵州来的三个学生，因为“贵州”的缘故，糊里糊涂被算成了“苗族”，和一些新疆来的维族、内蒙来的蒙古族和广西来的壮族学生一道，被编为“少数民族排”。其实，我的两个同伴都是出生在广东和上海的汉族人，一个姓谢，一个姓张，但是，想到“少数民族”这个名义能够沾好多好处，我们也就默不作声，暂时改换了民族。刚刚安定下来，旁边那三个异族学生，就翻开他们充满羊肉气味的皮毛衣服，有滋有味地找起衣缝中的虱子来，一边找一边掐，听着叭叭的声音，自己也觉得痒了起来，翻开衣服仔细看，原来早就招了同样的动物，于是加入脱衣捉虱的队伍。

后来听说，大串联是虱子传播最快也是最广的时代，不知道这在动物学史上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