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王大宾：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王大宾，“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揪彭任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没多想什么，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他也不会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二把手）

这里顺便说一下，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说：“12月（笔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斌（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见该书上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是事实，问及有关人，没有这回事。

王大宾组织和指挥“揪彭”的情况

1966年10月中旬，王大宾和十来位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王在火车上生病，由同学陪同于汉口下车，在汉口协和医院治病一月余，病稍好，母亲要他回四川养病，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王和两同学乘“东方红轮”于12月15号抵重庆。12月16日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费安琪向他汇报朱成昭的电话，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要王速往成都。

17日晚，王大宾带领在渝的张家声、费安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18号早上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钱新（研究生）、陈保堂、郑文卿等同学和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王大来向王大宾汇报。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并说了他们找到彭总的经过，出示了他们两次同彭总的谈话记录，谈了他们的看法。（王大来是铁路工人之子，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留校任政工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誓向焦裕禄学习，要扎根农村，四清后，留在房山县官道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作为培养工交系统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进行锻炼。他是共青团九大代表，也是东方红公社所属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有笔录几十页（后来交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是错误的，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彭总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有深远意义，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王大宾也想见见彭总。午饭后，王大宾和王大来、钱新同去见彭总。一见面，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第二大元帅、开国元勋，让王大宾非常敬佩，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慈祥可敬。王大宾先自我介绍一番：四川德昌农村人等。彭总对王大宾的家乡也很熟悉。晤谈得很亲切、很热情。这更加让王大宾下决心不执行“揪彭”指示。他们告别彭总，回到省地质局就给朱成昭打长途电话，谈了对彭的认识和不揪彭的理由。电话没法说太多，王大宾立即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朱成昭同意。1966年12月19日上午，王大来、郑文卿带着和彭总的谈话记录乘飞机回北京了。

在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应“揪彭”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彭德怀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是彭赞扬毛主席，却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斗了四十几年，深知彭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管就不惜一切代价，要不就别管！彭说毛主席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就是说有百分之一是不正确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

戚本禹认为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能完成揪彭德怀的任务，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于是戚本禹又给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任务，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

地院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12月22日朱成昭又派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乘飞机到成都。胡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身份，把王大宾等臭骂一通，说他们是饭桶，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胡还说，临行前总理给朱成昭指示，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把彭押送回京，不能批斗。王大宾不满胡乐成的蛮横态度，和胡争吵。他说：我们向中央反映不揪彭的理由，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你没有权利指责我们，你没有资格骂我。胡乐成说，中央首长点名说你犯了右倾错误，你还不认账？他俩争吵，会场一片大乱。王对胡说，你是专程来揪彭的，我又犯了错误，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来管。在场的同学都不买胡的账，没有一个人为胡说话。这时探工系刘志耕老师出来调解说：既然中央否定了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报告，派胡来责成我们揪彭，我们就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护送回京，这是件大事。刘老师又对王大宾说，中央知你在成都，总理有明确指示，你要执行，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不听胡乐成的，万一出什么事，你如何向总理交代？还是配合胡乐成吧，不要争论了。刘老师的话提醒了王大宾，觉得老师说得对。他对胡乐成表态说，既然你是专门来揪彭的，你任总指挥，我们协助。

当场进行了分工，胡乐成坐镇指挥，王大宾协助。有人到成都铁路局联系火车，有人到成都军区联系，等等。下午三点，派出的人马分别回来汇报。到军区联系的人汇报说，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示，表示全力配合红卫兵护送彭总回京。到铁路局联系的人汇报说，铁路局表示大力支持，经请示有关部门，决定安排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和成都军区联系，决定乘12月23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

23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人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这是1966年12月23日发生的波折，只好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联系，重新安排专列。

12月25日乘火车回京。王大宾和成都军区谷参谋长陪彭总在软卧车厢，地院同学时来围坐。王大宾陪彭总的时间最长，谈话最多，彼此没有任何戒备心理，毫无顾虑。王大宾讲“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等情况，讲到他们西昌高级中学校长刘光烈、副校长张光之、班主任张光理1959年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当他讲到农村严重饿死人的事时，彭总几乎落泪了。同学们都喜欢听彭总讲他的历史，没有刁难过彭总，文艺队员还给彭总演节目。总之，彭总在火车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总品尝。王大宾明白地告诉彭总，我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彭总说，我看出来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你们又把我抢了回来。我心里很明白。

在和彭总交谈中，没有人说过任何粗野的话。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地院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彭总是理解的，敬佩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后来几乎都平反了。彭总非常生气地说，xxx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别人都可平反，就是不能给我彭德怀平反，还污蔑我参与高饶反党集团，什么里通外国，真是天下奇谈！我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我又不会外语，什么俄语、英语都不会，每走一步都要有翻译才能动，我能和谁勾结？毫无根据，全是胡说……同学们都很同情彭总的遭遇。

27日下午4～5时左右，火车顺利到达北京站。车刚停稳，看到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带着一批军人在站台上迎接。车门一开，李副司令员就拿出北京卫戍区的大信封交王大宾，上面写的是“谷万才参谋长和王大宾收”。王大宾抽出信笺一看，上面写着：奉周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王大宾立即将信交谷参谋长看，并向他介绍“这是北京卫戍区李副司令员”。谷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战友。信笺上写什么反党分子，王大宾心里很不舒服，但无奈。总理的命令必须执行。当他们准备把彭总交给卫戍区、彭总准备下车的时候，朱成昭等人赶到了。王大宾把卫戍区的信给朱看，朱生气地说：不行！要先把彭总接回地院。李副司令员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接通后，戚本禹和朱成昭说话，最后商定还是先到地院。因为北京站不能久停车，列车开到西直门车站，地院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车，把近百名师生和彭总接回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朱成昭安排彭总住下，同学们到大食堂吃饭。彭总是老人，王大宾叫食堂煮了一碗鸡蛋面送到彭总住处。朱成昭等人陪同彭总，同时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彭总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

大约三四个小时后，卫戍区从地院接走彭总。

彭总的万言书等材料在地院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