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我的文革岁月

口述：章开沅

整理：彭剑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以下文字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大字报

我一回到华师，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批判对象，有些大字报是专门针对我的。不过，我很快发现，批我的大字报并不算多。那时还在批“三家村”，我够不上那么高的“规格”。并且，工作组的“革命”方式相对文明，只是“文攻”，尚未发展到“武斗”。进驻华师的工作组的组长是药检学校的一个团委书记，年纪不是很大，他还与我们一起到东湖游泳，显得有点“敌我不分”。

不久之后，工作组被赶走，造反派起来，“群众专政”开始，那就变得厉害了。华师桂子山校区一号教学楼到二号教学楼之间有数百米长，号称华师的“长安街”，都搭起了贴大字报的篾棚，所贴的大字报，有很多是针对我的。篾棚所用的材料是篾席，本来是晒粮食用的。为了把篾席竖起来，先要把书柜摆好，作为篾席的依靠。有的大字报是写在白纸上，更多的写在旧报纸上，旧报纸有点供不应求。

针对我的第一张有影响力的大字报，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贴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制造出有影响的大字报来，与他参加了红卫兵串联有关。借调期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旁边就是玉渊潭。玉渊潭有一个不错的饭馆，叫做紫竹林。玉渊潭水很清，紫竹林很幽雅。有好友来时，我常做东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论学，海阔天空。有那么一两次，这位学生刚好在那里，我当然邀请他一起进餐。文革期间，他到北京串联时，看到当时与我交游的很多人，如中华书局的李侃、人民大学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了，而我却还在华师逍遥，于是，他决定要扔一颗具有爆炸性的“炸弹”。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的女儿，带着点心，买了玩具，还把过去借我的钱也还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情，但是第二天，在历史系召开的会议上，他抛出一张大字报，一下向我提了十个问题，我才知道，他昨天的举动，是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或者说是“先礼后兵”。

这颗“炸弹”很有效果。在那之前，历史系遭批判最多的是张舜徽。在他扔下那颗“炸弹”之后，我被全校关注，张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则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后，华师“长安街”上的大字报中，我的专栏就多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组。

一组是校部的两位干部写的，其中一位供职于宣传部。他们把我在北京时给历史系党总支写的一些思想汇报和信件，模仿毛泽东批注胡风往来信件的样子，用编者注的方式，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细作，上纲上线，说我是桂子山上忠实地贯彻中宣部黑线的骨干，真是太抬举我了。

另外一组是我的亲密助手、弟子刘望龄写的。他们进行“策反”，要刘望龄揭发我，与我划清界限。望龄没有办法，只有揭发我，因为他与另一年轻教师组织的“瓦窑堡战斗队”已经成为学院教工中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不得不带头“大义灭亲”。他在我身边时间较长，有很多笔记。他就根据这些笔记，写了一组颇为壮观的《章开沅论章开沅》的大字报，做得很仔细，很漂亮，像做学问似的。我知道他很为难，虽然写大字报与我划清界限，但实际上又很同情我，暗中还经常帮助我家里做一些事情。

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出自某位中年教师的大字报，篇幅虽然不大，但标题却耸人听闻，干脆说我反对毛主席，理应按照现行反革命处理，要求院革委会把我送到武汉市警备司令部。我一看，不禁笑了。真要送我到警备司令部，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那时我已经被关进了“牛棚”，不过换一个地方罢了。问题是，警备司令部地方有限，不可能因为某个造反派说谁是现行反革命，就把谁关进去。

相对地讲，批判我的还是正经事多一点。有很多大字报就显得五花八门、无事生非了。华师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记里写着：“肥皂又贵了。冰棒三分钱一块，还不甜。”这也被革命小将们抓住，说他不满社会主义，不但被贴大字报，还被在胸前挂一串肥皂示众。身边诸如此类的事情再三上演，令我高度警惕起来，找机会把自己的《昼梦录》、《下乡日记》、《上山日记》、郑君里和田汉等“黑帮”写给我的信件、林则徐写给我十二世祖的条幅和对联等等，一股脑都烧了。烧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卧室的地板下是可以藏东西的，但为时已晚，只剩下《张謇传稿》的书稿了。要是我头脑清醒一点，把那些东西都藏到地板下，那该多好！

牛棚

被关牛棚是在“群众专政”阶段，也就是学生“造反派”掌权的阶段。“工作组”时期没有牛棚，“军宣队”时期也没有。

华师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简称，“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简称。“二司”造反的劲头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点。后来“二司”把“三司”灭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权。华师“二司”是一个女司令当头，叫王彩珠，物理系学生，父亲是来自上海的钢铁工人，可说“根正苗红”。她不是特别左，相对还比较稳重，虽有些冲冲撞撞，但还没有为非作歹。

华师历史系造反派将牛棚设在桂子山校区三号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被关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样子。有的人有“历史”问题，有的人有“现行”问题，大家被关在一起。我是“现行”问题，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学校开全院批判大会的时候，我就被拉上台，与走资派反动权威一起。不批判的时候，就自己在那里写检讨，写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报，“接受教育”。

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坐喷气式”那次。

那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点批判对象都集中起来了。被批斗的面很宽，台上站有20多人。我站在前排，是比较大的目标。两个人把我押上去，我的双腿要尽量绷直，头要尽量往下低，手臂要尽量往后往上抬，摆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坐喷气式”了。我尽量配合，努力做出这个姿势，以免吃眼前亏，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后抬不高，押我的人难免要帮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时，也感到他们的手在颤抖。押我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平常都熟识的。从他们手的颤抖中，我也就得了一点安慰，知道无论如何黑暗，人性尚未灭绝。对于那次批判，我后来唯一记得的，就是两位红卫兵手的颤抖，这仿佛带来微觉温暖的信息。

当然，除了全校性的，还有各个单位的批斗。各个单位批斗的情形，差别很大。有的单位很激烈，有的单位则相对温和。后勤部门工人比较多，批斗的时候比较乱。外语系和政治系也比较野蛮。外语系有一个“北京公社”，很左，很野蛮。有一位老教授叫张恕生，长得非常胖，肚子特别大，被打翻在地，还被人在肚子上踩了几脚。他后来受不了，跑了，失踪了，肯定是死在外面了。政治系也殴打人，让被批斗的人打扫厕所，还故意往厕所里丢石头，溅起污秽。历史系打人的很少，张舜徽被打过，是一个后勤工人动的手，往他头上打了几巴掌，还不算严重。我很幸运，虽也挨批挨斗，但从没有被打过，也没有被粗口辱骂过。

我为“李秀成问题”写了很多交代，后来平反，被党委清理烧掉了。若不烧掉，收集起来也是历史文献。不过写得虽多，但缺乏“新意”。总要我交代，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意图”没有挖出来，“思想”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历史问题”更无法创新。

有一回，我在交代中“认错”了。我写道：“戚本禹确实有政治觉悟，我没有他那样的高度。他坚定，我不坚定，所以我不能发现李秀成叛变问题。”没有想到，认错的时间不对。那时戚本禹已经被挖出来了，成了“小爬虫”，我的认错，又成了为“小爬虫”唱赞歌！真是左右为难，啼笑皆非。

虽被关牛棚，但偶尔还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点书看一看，可见对我们的看管也不是那么严。历史系本来是在一号楼，文革发生后，一号楼成了文革的指挥部，历史系搬到三号楼了，资料室离“牛棚”很近。大家一般都会拿文史资料等不容易惹事的东西看一看。有一回，我偶尔翻阅校报合订本，发现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唯一的一次座谈发言，被详详尽尽地刊登在上面，有整整半版篇幅。这很令我担心了一阵子。如果造反派翻出来，是可以大做文章，说我不满党的统治的。幸好，造反派的工作没有做得那么细那么深，要不然，至少又得出一期批斗我的大字报专栏了，甚至会把我提升为“漏网右派”（陶军就不幸有此遭遇）。

有人可能会说，被关牛棚的时候，可以到“长安街”看大字报，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书看，关牛棚原来并不是完全不自由啊。确实如此，关牛棚和蹲监狱还是不一样，和我在青年军时期关禁闭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斗与不能离开校园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比如说，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们没有资格参与。

最荒谬的时候，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喊几句口号，读几段《毛主席语录》，那架势，和基督教的“谢饭”一样。我们很尴尬，不参加吧，要说我们不忠于毛主席，参加吧，也可能招来一句半冷不热的“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忠于毛主席？”为了不惹事，当人们“谢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稍微站一下，一言不发，待大家“谢”完了，默默地跟着进去吃饭。

伙食不好。不是说别人吃得差，而是我自己吃得差。被打为牛鬼蛇神之后，工资紧跟着也被冻结了，每个月大概只发20块钱，家用只能靠妻子的工资维持。那时已有两个孩子，小的还要喝牛奶，还有保姆，所以有点紧。我不忍心亏了孩子，因此自觉吃得差点，节省一点钱。不过，我食量大，加以劳动量也大，哪怕只有辣椒和白菜，我也能吃很多饭。大字报也好，批斗也好，都没有影响我的食欲。在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最坏我心情的，是小女儿病危那一次。

小女病危

小女儿雪梅生于1967年冬，可以说是生不逢辰。由于我被关进了牛棚，妻子要工作，照顾雪梅的任务，都落在一个中年保姆的身上。保姆来自广东梅县，很泼辣，既能带孩子，又能做家务。做家务的时候，就把孩子背在背上。有一回，北风呼啸，她背着孩子在室外水池洗衣，孩子太小，经不住北风猛吹，得了急性肺炎。只有把孩子送进湖北省中医院，妻子也请假回昙华林家中照顾，但不久便传来了病危通知。

我一听非常着急，迫切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作为“牛鬼蛇神”，我长期都被隔离在“牛棚”，很久没有回家了。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未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这一次，情况实在紧急，只有硬着头皮去请假。

我去的时候，四个“小将”正在打扑克，无人理我。我怕打扰他们，就站在旁边。过了好一会，还是没有人理我。我心中着急，忍不住和其中一个头头说了一下。

他头也不抬，冷冰冰地说道：“不行！你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写检讨！”

我说：“我的女儿确实是快不行了……”

他还是没有抬一下头，反而抬高了嗓门道：“病死了活该！”

这话真伤了我的心。他是一个学生，而且是我妻子教过的学生，以前给人印象还不错，没有想到在文革之中，变成了那一副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