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对文革“再沉思”的沉思

作者:张志恒发布日期:2016-12-18

「张志恒:对文革“再沉思”的沉思」正文

 

看了吴青萍先生的文章“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我也想谈谈看法,是对“再沉思”的再沉思。我退休后有了时间思考一些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不少内容是有关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大家争论的症结在哪里,等等。我不是学哲学的,也有自知之明,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文章归于“哲学”,但在看过与写了一些文章之后,似乎感到自己所想的这些问题有了答案,就是对文革的反思也感到了问题所在。下面“吴文”指吴青萍先生的文章,“拙见”是我的看法。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一再沉思”中写道:

究竟什么是文革的根本精神?陈坡的答案“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对此还可以商榷。当然文革的个人崇拜和被崇拜者的错误都是典型的问题,但它未必便完全等于文革的根本精神这个命题。所谓根本精神者,应该是指导文革并由此造成浩劫的基本性思想理论。它应该是阶级斗争学说。只有指出这一点,才是理清文革乃至更多过去人为灾难的根本症结所在。反而个人崇拜的问题却比之复杂多了,简单讲个人崇拜或者权威的问题与中国观念文化(内在规律)具有密切关联,需要另外具体分析。

拙见:“根本精神”、“思想理论”等等都是个人的思考,能去思考文革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值得赞扬的,至于总结出的“东西”是什么,只能各抒己见,没有做出结论的必要。说指导文革的理论是阶级斗争学说,这是缺少根据的,参与到文革运动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会去学习什么“理论”,是有什么“精神”的。也不会思考“阶级斗争学说”是什么,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箩筐”,什么也可以装进去,什么也能掏出来。男女关系也可以套上阶级斗争;“资本家”也可以是统战对象。历史就是发生的“事情”,至于发生原因是什么,是什么“理论”指导,只能是个人看法,他人是否同意,由本人决定。如果我们把这一条作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不知会减少多少无谓的争论。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三再沉思”中说:

个人崇拜当然是文革以及造成文革灾难的一个问题方面。可是当我们总结文革根本教训时,仅仅停留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层面就会留下更深远的问题的。比如是不是只要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此类的灾难呢。未必。个人崇拜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社会围绕某个偶像的思想来运作,假设这个人还不昏聩思想还不错谬甚至还优秀,社会运作的后果会怎样呢。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无非是缺乏(思想)权威。共产党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凝聚力,根子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威呀。当然,中国需要这样的权威与文革的个人崇拜毕竟是不能打等号的。

拙见:看了这段,感到吴先生好像没有亲身经历文革,文革几乎所有大量人员参加的行动莫不是为了“保卫”一个人和遵照这个人的指示去行事,“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可以说是个“铁论”,有太多的证据来说明。至于说到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象,恰恰是国人总是寻找“权威”,依赖“权威”的后果,现实中的“权威”都是变换的,不可能固定下来,强调“权威”的思维必然造成“一盘散沙”。同时靠“思想”来作为凝聚力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所谓的“思想”都是一个“万花筒”,表面去看似乎没问题,而实际内容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也不知道别人看到的是什么。“思想”的真正价值是人的精神交流,言论交流。但每个人的物质生存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在物质生存没有保障,甚至受到“威胁”时,每个人的思想多是“廉价品”,就像现在市场上抛售“存货”时的广告词:“给钱就卖”。文革时,几乎所有人的生存不可能完全由自己把握,何来“思想”?不过是让怎样说就怎样说,让怎样想就怎样想。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喊着同样的口号,这是显示了民众的“凝聚力”吗?今天社会是需要“凝聚力”,而且十分迫切,但万不可以靠“统一思想”,而是要靠“法治”,也就是规范每个人的“行为”,认清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权界”,消除特权,共同遵守“法”,除此别无二法。中国一盘散沙传统正是“皇帝”享有特权的结果!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五、之六再沉思中讲:

在中国,文革可能再来,几乎是思考稍微冷静深刻者的共识。问题是文革为何可能还来?这个问题却乏人认清。我看还是中国人的思想基因里有文革。什么思想基因,无非源远流长的落后传统思想意识。比如等级意识、流氓意识就是,反之则是普遍性缺乏平等意识、文明意识。纵观文革,为什么个人崇拜、阶级斗争那么容易盛行,根子上就是这些落后意识在作祟罢。不要简单将文革再来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唱红歌的人,可能他们还有怀念过去崇高精神的可贵之处呢。难道不喜欢唱红歌的人就确立了现代进步性的思想意识?文革的再来一定是落后意识者推波助澜了。

谁也不能否认解放后自57反右后中国去路就开始大错,也不能否定其始作俑者毛泽东的一系列错招昏招,但我们仅仅将责任原因的分析停留在这个掌权群体、这个个人未必就很理性了。难道剔除了这个群体,或者将这个个人骂死了我们就会好了?!不会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群体的这种走势与这个个人的后来表现如此都是被某种根本原因所决定的。我们要改进这个原因才行的。比如群体为什么分裂,是不是和窝里斗积习相协。个人的偶像崇拜为什么强烈,是不是大家深重的皇权等级意识对应。只有先明白这点,我们的进路才可有个开始。

拙见:我十分同意要提高国人的思想意识,应该从文化基因中寻找“文革”的原因,也同意文革后大家的普遍共识,即如此大而荒唐的全民族、全国性的“浩劫”在其他民族、国家是不会发生的。也同意不仅要追究个人责任,要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欢迎大家去看。但吴的说法让我想到谚语:“那一滴雨也不会承认洪灾是我造成的”,每滴雨的责任只是无穷大分之一,也就是“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权重”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中国差别极大,这样每个百姓只有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负责,而对这场运动的发生毫无责任,这一点是没必要质疑的。而这场运动的发生和“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一个”(付统帅之语)的“伟人”有关,没有这个“伟人”,类似的例如“反右”也许会发生,但绝不会有“文革”,有如此的浩劫。对于如何制止个人或群体可能发生的“恶行”,要靠法治,也就是要有对人间各种“契约”和法律敬畏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寻找什么意识上的“原因”。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的现象很多,当事人不知道是在犯罪吗?肯定知道,但他更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做这些事不会有“法律”来追究,相反可以得到“赞扬”。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七再沉思”中说:

必须指出,说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谬,不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也不是讲阶级之间没有先进落后的差别,更不是讲人们各个群体之间不存在先进落后的区别,而是说,解决好阶级斗争的问题要以怎样的方式更为理性合理,以及解决好群体思想差异的理性方法是怎样的。从最初的阶级概念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本质即是人们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异和其引起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一种长期性的客观存在。理性对待阶级问题的态度在于推动贯彻一系列先进思想观念下的法治化过程,以逐步消弭这种差异性;而不是采取那种非人道的社会运动方式使其激烈化暴力化扩大化。

拙见:如何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实在是困扰我们几乎近百年的一个问题。我在不少文章中进行了思考。关键是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存在两个来源,一个是直接来自“实在”,就是听来的,或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也都和“实在”直接有联系;还有一类是来源于思考,也就是自己或是他人对一些现象进行综合思考后的结果,这些“概念”离开思考,离开“人”就不是什么存在的事物。有人讲,我只看到有男人、女人,有张家、李家,但我看不到什么“社会”。这就说明“社会”这个概念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的,属于后一种。再看 “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人们思考后得出的“理论”,我们只能看到老李在工厂工作,待遇不错,隔三差五还有奖金;老王在的工厂就不行,工资少,甚至常常被拖扣。我们只能看到具体的“老板(资本家)”、“打工者(工人)”,而无法看到“阶级”,“阶级”是思维出来的词语。这两类不同“概念”为主体形成的语句、文章、书籍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所谓反映“客观世界”的,例如我们记录老李、老王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有一类是人们思维之后,脱离具体现象和问题而总结、概括之后的看法、思想,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例如老王贫困的原因是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这两类话语是一定要分清的,对于后者,例如所谓的“理论”,感兴趣应该只是局限于个别人,对社会学理论的讨论也只是限于在“书斋”这样的场合,这个理论正确与否也只限于对这理论感兴趣的人去评价。至于“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这在自然科学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因为这类理论的主体就是“实在”的,而对于社会学上的理论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个基础。记得列宁就说过:这个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任何理论都可以找到实例证明它是错误的,或是正确的。理论是用来思考的,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用它来“指挥”我们的行动,只能造成盲动。盲动的人多了,就造成社会的混乱。

吴文在“文革沉思之十再沉思”中说:

毛泽东的一生究竟怎样概括才更准确,我想还是以革命性为主题的抛物线状更有说服力。所谓革命者,不是简单等于那种“暴力行动”的革命,而是专指那种针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这种革命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极有意义的。毛泽东的早中期确实功劳卓著(但不是没有问题),但自八中全会后就一路走下坡了。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清醒与否,普遍存在的老年性固执自负以至昏聩是不是也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问题宁信其有更合逻辑。他的抛物线人生从一般人性的发展来看,说明任何人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不努力调动积极上进的一面,就有可能被懈堕落后的另一面所俘获,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拙见:吴先生特别赞扬了“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而这一点是不能经历过文革的我同意的,我必须再次重申,一个普通人的行为都是由“环境”和本人“需求”决定的,不是有什么“思想”;一个人的“思想”、“看法”、“观点”都属于个人精神世界的隐私和财富,外人只能与之通过语言交流,而不能让他“如何想”(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同时任何“想法”、“思想”没有什么正确、错误之分,什么高贵、低贱之分,什么先进、落后之分。就是最常说的“贪财好色”也没有“错”,有人所以在这方面犯法,是“环境”造成的,腐败分子的存在,说明我们对“权力”的监管存在漏洞,而不是什么思想工作欠缺。文革这场浩劫所以冠以“文化”之“名分”,就是因为所有“恶行”都打着“思想”的旗号。一个党委书记,明明是个“工薪”层,并没有啥资产,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理由是你“思想”上是。反思文革,最重要的是正确使用“思想”这一概念,反对乱用“语言概念”。而对这“思想”概念的糊涂使用已经让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分析文革必须跳出旧有的,也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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