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华急不可待地重申运动继续进行，令人民群众大失所望。11月一篇赞扬新上台的“英明领袖”的文章大谈华如何主动送子女下农村：1974年3月他参加了北京166中的家长会，会上他积极支持当时唯一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下乡。宣传这段轶事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他对毛的最高指示确实一片忠心，“与四人帮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肆意篡改, 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3日第一版。发表这桩轶事的目的也是要给干部施加压力，让他们送子女下乡，作出好榜样；尤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19日第四版和1977年2月15日第三版。]。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举行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给予了华主席一个机会，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向来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宣称，上山下乡政策将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地继续执行下去[ 《明报》1977年2月20日。]。他在讲话中关于下乡运动的评论，作为小道消息广泛流传，新闻报纸也有转载[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第四版。]，重复再现了毛的最正统的思想：知识青年必须“扎根农村”，并“与工农相结合”，为的是 “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唯一与过去“经典”的讲话有些出入的是，把下乡运动形容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政策”。报刊后来特别提出周恩来赞成下乡运动政策这一点[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7日第四版，及《红旗》1978年第三期，页84-88。]。其实，华国锋很需要用已故总理的威望来帮他坚持老百姓反对的下乡运动。华希望尽快制止社会上流传的有关政府要放弃这个运动的说法。在讲话中，他说这就是“阶级敌人”造谣。在政治层次上，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也正好加强了下乡运动的宣传。四人帮过去指责邓小平反对这场运动，如今轮到他们被人用几乎同样的言词[ 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7年6月22日。]来指责搞破坏。下乡运动中的英雄模范，像李庆霖、张铁生和朱克家，则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抓了起来[ 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17日第三版；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1日，页14-15；《明报》1977年5月24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3月15及16日，刊于SWB，1977年3月18及19日；吉林电台广播，1977年5月18日，辽宁电台广播，1977年6月15日，以及云南电台广播，1977年6月26日，刊于FBIS，1977年5月24日、1977年6月22日及1977年6月28日。]。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导人利用一个政治运动来肯定下乡政策及反击其潜在的或假设的反对者。从此以后，知青要下乡，就是为了“以实际行动狠批四人帮”[见《人民日报》1977年2月15日第三版]。

事实可以说明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只是宣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7年的下乡人数跟1976年相若[ 1976年1 880 300人，1977年1 716 800人。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就加快及扩大了1973-1974年间订立的新措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年，华国锋积极参加了那些措施的拟定与推广工作，同时他不仅是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产生株洲模式的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 见本书，页120-123。]。1977年大部分知青是下乡到城郊，而新领导人强调必须将运动规划好组织好，以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6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表现活跃。1977年3月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上陈永贵主任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再次肯定必须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生活条件、婚姻、学习，等）[ 这篇讲话载于Issues and Studies，1978年6月，页98-109。]。4月15日一个工作组进驻知青办，进行揭批查活动，要消除一切四人帮的影响，并决定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 顾洪章等，《始末》，页248。]。1977年有关下乡运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文章突然少了，反映出在强调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高层对需要执行什么政策存在分歧。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上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暗中争权斗争的时期，1977年3月原则上给邓平了反，到8月真正落实，随后他就官复原位[ J. Guillermaz, 前引，页594。]。从新领导第一项真正“反毛”[ 这里所指的是文化革命中的毛。当然，领导人们总是不停地引用毛的语录，以证明他在最后几年也是极力反对这项改革的。]的措施中可以看出那显然是邓的影响，这项措施是恢复高考，而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参加。这次重要改革记载于10月12日教育部的一份正式文件上[ 这项改革是10月21日刊登在报章上的，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第一版。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8日就已经宣布恢复高考及停止“群众推荐”制；见《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4-499。]，白纸黑字写明取消进入高校前必须实行体力劳动的规定。改革也意味着今后不再是人人非下乡不可，所以在这一点上，又回到了文化革命前的“不平等”制度，重新提起已为人忘却的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同上。这个口号出现在1957年，而在1962-1966年期间大量使用；见Lau Yee-fui et al,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页516。]。将要毕业的中学生应该做两手准备，进大学或者参加生产，两者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已经在农村的知青以及所有其他30岁以下的青年都有一个新的学习机会。不过，知青得做好考不上的思想准备，政府急忙出来明确表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或是上山下乡”[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事实上，共570万个考生，却只有27万3千名额，就是说只有4.79%考上了[ 1984年，上升到23.4%。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 ?R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odern China, 1985年7月，页312，《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页499、519、548。]。估计考生中约有半数是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680。]。12月12日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对许多考生，尤其对仍然身在农村的知青考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治考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9。]。这就给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开辟了新天地，他们从1960年代初起就一直被排除在进入高校的行列之外。所以，那是削弱“血统论”的重要征兆。

就数量上来说，恢复高考对下乡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高校名额实在有限[ 见本书，页198-199。]，然而对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影响颇大。年青人中新的“思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当局是很清楚的，《人民日报》的一篇《编后记》这样写道：“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灰心丧气，甚至感到没有前途，是不对的”[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一个月以后，为纪念毛发出伟大号召9周年，《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介绍知青模范，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知识去使农村现代化，另外也介绍了一些有远见的负责干部，他们帮助知青朝这条路发展（组织函授课程、科学实验组，等）[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2日第二版。]。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又搞了几项改革，现在需要根据党的新目标、各个派别的愿望以及它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来给下乡运动重新定义。胎死腹中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会议提上了日程。在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期间举行的有关同一问题的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宣布6月召开全国大会。这次座谈会是由知青办组织的，来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办负责人，有些与会者针对下乡运动提出了很尖锐的根本性的意见[ 刘小萌，前引，页653。]。这些离经叛道的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让中央拉回正道上来，最后座谈会又再继续为下乡运动唱赞歌[ 公开发布这次会议结论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谴责四人帮既徒然破坏运动又反对知青跟工农相结合。该会的最终结论显然就是一切照旧、按既定方针办：

“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将要继续升学，或者回到城市参加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将要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请留意，这是政府第一次同时公布官方统计的累积下乡人数（“1600多万”），及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人数（“大约1000万”）：以如此审慎的办法来承认，已经有几百万知青合法返城了[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见本书，页192。]。然而，知青的“扎根”行动依然高度得到赞扬，宣布将要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应该“总结十多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推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但到了年底真的举行该次大会时，就再也不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了。这个词语是指在文化革命中新发动的政策，而1978年正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换年代，从这一年开始，对毛思想遗留下的一切，特别是文化革命，都要重新作出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由6月1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第一版。

]，这场“哲学性”的大争论正是要质疑毛的永远正确。到10月底，报章上充斥着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大家都很清楚面对着一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实用主义官僚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毛思想体系的忠实维护者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1978年12月，著名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祝圣了邓小平的胜利[ 全会最后公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然而，即使对手不得不作自我批评，那也还不是完全的胜利（华是在1980年秋至1982年秋期间逐渐丧失一切权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团结和稳定”，这就意味着妥协。

至于上山下乡，座谈会到全国会议结束之间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时期，也是激烈讨论时期，对当局来讲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会随时引起爆炸的。这就是为什么如同1977年，在1978年《人民日报》只有很少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从1月底到12月中，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不置一词[ 在1978年全年《人民日报》只有11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但是，虽然表面上这个政策没什么新意，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上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有机会批评指责下乡运动。这种“思想解放”，其实也是言论开禁，到年底就更加毫不掩饰了，那个时候改革派的攻势进入了最后阶段。在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理论务虚会上，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邢贲思直截了当地抨击上山下乡这项政策[ 刘小萌，前引，页657。]。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1978年跟1977年截然不同。年初像过往一样，为知青组织了春节慰问活动。回北京探亲的知青甚至得到机会去瞻仰毛泽东陵墓，有的则参加各种大会或研讨会，所有这些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加强“他们留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2月3日，刊于FBIS，1978年2月10日。]。各省市也召开了大小会议，首先是为了贯彻北京一月座谈会的精神，另外还要组织1978年毕业生的动员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31日第三版；贵州电台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