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五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1976）

红卫兵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遣送知青下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青人觉得红卫兵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一个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持。后来考虑了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实现思想革命化，与群众相结合。1960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青人深受影响，他们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的一个贫困地区，并到一个牧民生产队去插队。当局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们学习。他们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委员会在10月9日，他们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而11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它报纸的头版[ 见刘小萌，前引，页110-113；曲折的见证：《草原启示录》，页1-6。]。一个月后，第二批为数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步他们后尘出发去内蒙和东北[ 刘小萌，前引，页114。我们的一位访谈者就是那一批青年之一，见本书，页239。]。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 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 “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 刘小萌，前引，页116-119；顾洪章等，《始末》，页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刘小萌，前引，页119-121；顾洪章等，《始末》，页98-99，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革命，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当局需尽全力安置

他们。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23。]。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小学生。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1966和1967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1968年4月4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的指示，批语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同上，以及刘小萌，前引，页134-137。]。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 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收录在《北大荒风云录》，页173-175，以及张抗抗，《大荒冰河》，页35。在挑选知青下放去内蒙时，也同样存在这种歧视。]。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1968年春，开始组织知青下乡，但人数还很有限。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得很早的省份没有等到4月份的批示，就开始安置1966和1967两届“毕业生”，并把其中一部分送到乡下去了。那是山东和黑龙江，前者1967年12月着手这一工作，而后者则在1968年3月到6月期间就将两万名知青送了去下乡。在北京，4月份开始组织工作，不过还没铺开大搞。当局属意加强宣传工作。将1967年及1968年初下乡的理想主义知青典型邀请回来，让他们现身说教，鼓励其他青年走同样的道路。而文化革命前树立的老知青模范，由于跟刘少奇路线有瓜葛，在1968年一般都有些问题，他们也被请回来揭发批判刘，让这些典型还有些使用价值。报纸上刊登了他们歌颂新型下乡运动的文章[ 刘小萌，前引，页135，131，151；顾洪章等，《始末》，页102-103。]。7月诞生了一幅江青一手策划出来的油画，而且复制了千百万幅散发到全国各地，画中年青的毛一片潇洒，在1922年步行到安源去组织矿工造反罢工[ 这张著名的油画1995年在公开拍卖会上卖出，接着公认的作者被另外两名画家及革命博物馆控告，又被法院起诉。这幅油画本身就像是一场历史骗局。其实，多位中共党史专家都认为，当年是刘少奇和李立三负责发动安源铁路职工与组织1922年大获全胜的罢工。文化革命前的教科书都是把刘少奇写作为该次行动的领导人。1968年的这张油画的目的就在于要刘少奇头上的政治光环摘除掉，而将革命荣耀全归功给毛；见肖超然等，《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上册，页238；《动向》，2000年6月号，页76；以及S.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页168。]。当时对主席的个人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宣传上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对毛表忠心来做文章[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甚至对其极力“摹仿出的神”的形象亦同样，完全是一片宗教狂热。接着，年青人开始步行下乡，走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路，因为他们也要亲身体验“长征”。他们排着队行进，有时队伍由一名知青开路，他虔诚万分，手中高举一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复制品。30名天津学生用了51天走了2000公里到达山西省的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子。另外还有5名北京青年徒步行军到他们该去插队的内蒙农村。他们给贫苦农民带去“毛主席居住的城市：北京的水”[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1969年4月，页38-40。]。有些学生特意选择革命圣地（井冈山或延安）作为目的地。

然而，这样下乡的学生毕竟为数极少。到1968年夏，毛决心跟红卫兵来个了断，并依靠军队来恢复秩序，立意将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在伟大舵手的示意下，在南方进行了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镇压行动。不过，最终是通过控制红卫兵作为大本营的大中学校来收服他们的。那是在1968年7月27日，第一支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大学生奋起全力抵抗，毛对此非常不满，当天夜里就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训斥他们。8月25日，他宣布，在军队的协助下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9月5日，他又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里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得接受“再教育”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下乡运动最重要的理由[ 金大陆，前引，页23。]。一个星期后，毛又发出另一条指示，施加更大的压力。9月12日半夜发表该项最高指示，随即庆祝游行持续整整一夜。“群众”敲锣打鼓走遍全城，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印刷厂的工人连夜赶印最新指示，而该指示已经被谱上曲调，由“革命艺术工作者”唱遍大街小巷：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3日第一版。]

声势浩大的动员

下乡动员工作的规模无可比拟，尤其是形式和调子都与文化革命前不同。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也是因为工宣队及军宣队队员主持这项工作。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学生将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伟大导师[ 所以，在上海就有一个名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学习班，《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5-6。]。那些负责人也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抵消父母的影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根据毛1967年10月1日发出的指示，必须“斗私批修”[ 同上。]。一切个人的抱负或愿望都是自私的、可鄙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树立的模范人物（白求恩、雷锋 ）都是绝对的无私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诺尔曼 白求恩：加拿大医生，共产主义战士，给当年的中国红军士兵治病，1939年在中国去世。雷锋：解放军士兵，死于一次意外，1960年代初被树立为大公无私无限忠于毛的楷模。]。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写的，也有集体写的，那些学生刺破手指，挤出鲜血来书写，向伟大领袖保证一定听他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还给那些持抵制态度的父母办“学习班”。另外，还求助于文化革命中流行的“大批判”：大字报、批判会，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等。为了打击“反面人物”，无所不为，粗言秽语，有时发展到身体暴力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维持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这时，宣传队开始舍弃个人报名的方法，而实行集体报名，以班排连为单位（学校已经按军队的编制重组过）。对付那些继续死顶的青年，则另有一套杀手锏：坚决明确地拒绝在城里给他们分配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队员一般都敌视“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就有意收紧政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