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三章 社会经济动机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

毛在1968 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卷二，页795。]” 。

这后一句就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不断重复的固定词句。开始的时候，这段话不过是毛看了一篇文章后所写的按语，该文介绍合作社如何使用毕业生[毛曾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写下了这条按语，这个庄子后来成了模范人民公社；见本书页132-133。]。当时急需寻找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为四百万新成立的合作社担任会计出纳工作[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1日第一版。]。毛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回乡去当会计、技术员或者教师[ 从1963到1965年，多篇文章都谈到有“4000万知青”在农村。事实上，那个时期只有几十万城市知青。其余的是把只要上过一天学的农村青年都算在内的粗略估计（见T. Bernstein, 前引，页23；定宜庄，前引，页326）。更有意思的是，共青团中央在1962年曾计算过，在农村大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就是说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他们约占同一代人的1/4（见定宜庄，前引，页326）。在参阅文化革命以前的文件之时，千万不要忘记当时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是被算作“知识青年”的，但在城里就不一样了，必须得是初中毕业的。到了后期，似乎都把中学毕业当作厘定“知识青年”的标准。我们没有找到有关全国范围内1968年后回乡知青人数的资料，不过，在新疆，在1968-1977年间共有9万8千名回到了农村，同时期有25万8千名城市知青下了乡（见《新疆通志-劳动志》，页70及72）。]。他们的返乡毫无疑问一定能帮助发展农村，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那里已不再能容纳所有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但后来不只是他们去了农村，城镇毕业生也被牵扯进去了。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公顷的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 M. Malia, La Tragédie soviétique, 页418; M. McCauley, Khrushchev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griculture: The Virgin Lands Program。]。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词的评论[ 《中国青年》1955年第二期，页1-4，37。]。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 定宜庄，前引，页43-44。]。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不遗余力地称颂青年们的开拓精神、愿为发展祖国农业自我牺牲的决心、为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作出的贡献，还有他们放弃脑力劳动而选择了体力劳动的革命情操。这类美言美语在中国以后的宣传机器里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宣传中加上了一段赫鲁晓夫从没说过的话：城市里没有足够的工作，中学大学里也没有足够的学额来满足所有的毕业生。

事实上，与苏联模式相比较，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譬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自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送去开荒了。

宣传部门跟统计部门一样，永远也分不清两类不同的知青，因为农村知青和城镇的一样对农村存有偏见。他们很自然地就认为接受了教育，拼老命得到了文凭，这就能允许他们从此告别农村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的知青，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1日第一版。]。另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就有必要成为第一代会算、会写、又会使用农具的“新型农民”[见《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这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义务。毛在当时也不乏赞美青年之言论，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20日；《中国农村》，前引，页959。]。他强调青年“最少保守思想”[ 引自《中国农村》。]，推动农业发展和荒地开垦都需要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除了继续革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支农青年”一词在当时经常替代“知青”一词，这就说明政府是把发展农村看作首要目标的。 到了1968年，这个目标就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并没有在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消失。1968年8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文章，鼓励“红卫兵小将”要一辈子当“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这样就“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 一穷二白 面貌”，“又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即将来临”[ 《河南日报》1968年8月24日，刊于SWB, 1968年9月4日。]。

但城镇青年又能为农业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呢？我们在上文谈过他们可以当会计或者教师。他们也可以在农业机械化和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方面做些事情，例如搞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可以做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 根据毛在1965年的指示，农民或者知青在当地接受短期医学培训后，就兼职当医生。]，协助推广农村的保健工作。在整个60年代初期，知青这种能致力现代化的作用一直被置于首位，并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另一类贡献（前面已提及）这时逐渐升到了第一位：政治工作。开始只是普通的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纸、读毛选），之后通过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活动，直接参加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 从1962年开始，毛发起的各项政治运动的靶子都是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敌人”。]。

然而，上述各点都属于比较特别的，首先要求知青做的是下地干农活儿。这就使我们怀疑运动的首位目标究竟是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在干农活儿上，他们一定不能胜过农民；此外，农村最缺乏的并不是劳动力。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承认农村劳动力有一大部分是多余的[ 新华社讯，1984年3月13日，刊于FBIS, 1984年3月16日。]。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2年曾写道：“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398。]。1968年底在报刊上可以读到：“在农村安置知青及城镇居民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言外之意就是也有这个目的），还有：“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5日，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既然这后半句话的真实性极为可疑，所以要在前半句里寻找真正的因由，那就是城市里人口过剩，从而带来失业问题。注重这个因由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知青被送到比较“兴旺发达”的农村[ T. Bernstein, 前引，页63-67。]，而不是到可能需要他们的知识甚至他们的劳动力的最落后的地区。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上海知青安置在该城郊区[ 汪力田、李平，〈上海三十年来劳动就业的回顾与展望〉，载于《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知青中49万多遣送到市郊，而60多万则遣送去了外地。]，那是中国发展得最好、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地区之一[ 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可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4.63亩下降到1979年的1.78亩，从全国来讲，从1952年的9亩下降到1981年的4.8亩；见章根，等，〈上海的人口状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建议〉，载于《人口研究》1981年第二期，页32；康久盛，〈亦工亦农人口与农业劳动力转移〉，载于《社会》1984年第四期，页19。]。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者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967-1979期间的比例是15.5%，但是如果不把下放到郊区农场（由直辖市管理的国营农场）的上海青年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就不会超出10%，因为那48万多下放到郊区的青年的大多数都在农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因此城镇青年总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们的农村集体，无需国家提供过多的财政援助[ 国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付出代价的问题将会在本书第204页专门探讨。]。假使发展农村的目的高于一切，那问题就得倒过来了，就是说，本该把知青送往落后地区，把钱财集中资助那边为数较少的人。

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 看来，在大肆张扬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主要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所谓目标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

至于边疆地区，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接受过军训的汉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数民族集居的战略上相当敏感的地区，有助于加强战备防御。为了突出他们与一般支农青年不同，称之为支边青年。文化革命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遣送了大约十万上海青年。这个地区之所以特别敏感，是因为有一条很长的中苏边界线，那里生活着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大多数同宗是居住在苏联境内靠近边界的加盟共和国。把上海人迁徙到那儿去，主要是考虑到中苏关系紧张而且冲突频繁，加上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亡到苏联去[ 见J. T. Dreyer, ?Go West Young Han: The Hsia Fang Movement to Chinas Minority Aras?, Pacific Affairs, 48(3), Fall 1975, p.353-369; L. T. White III,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79, september 1979, p.481-510.]。1965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呈上一份报告，提议在黑龙江成立同样的一个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