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二章 政治动机

降伏红卫兵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S. 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页239-242，作者在书中纪录了一份中央发出的“警告”，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出红卫兵造成的动乱规模。]，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J. Esmein,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页321。]。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十月》1986年第6期，页19。]。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 J. Esmein, 前引，页322；《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一版。]。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 H. Mandarès 等, Révo. Cul. dans la Chine Pop.。]。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见本书，页95-106。]。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 1977年在上海贴出的大字报指责张春桥利用下乡运动把在文化革命中反对过他的人全赶走；见New York Times, 1977年1月19日，在Bernstein的书（前引）中也有引用，页288。]。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 例如，吉林电台广播，1968年9月4日，刊于SWB，1968年9月12日。]。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 《文汇报》1968年12月21日社论，刊于SWB，1968年12月24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130。]。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 J. A.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An Introduction, 页20-25。]。就这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 文化大革命 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 王泽厚，陈玉光，〈试论我国人口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页14。]。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页19；1979年2月我们在北京民主墙亲自拍摄的大字报照片。]。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载于 H. J. Ellison主编的 The Sino-Soviet Conflit: A Global Perspective, 页7-8。1969年林彪发出的1号命令就是要求所有有可能加入苏联建立的傀儡政府的人都必须迁出首都。]，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 见本书，页114-115。]。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文化革命中，某些从农村回城“造反”的出身不好知青表示他们被下放就是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怀有不满情绪；见《支农红旗》，1968年第6期，页1。]。

加强毛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官方从来没有公认过利用上山下乡运动把危险分子逐出城市，不过报刊上不断地宣讲该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这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巩固毛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防止“刘少奇之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回笼。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下乡运动当然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因此不可忽视。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青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须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 这场运动其实跟1954年的宪法是矛盾的，就像有关居住的法例，第90条明明规定理论上保障中国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本。]；毛因而确定了文化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他也更加确定了“他的”威权。正像Lucien Bianco指出的，毛执著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 L. Bianco, ?Essai de définition du mao?sme ?, Annales ESC, 5, 1979, 页1105。]”。他向他的政治对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Hanna Arendt曾经这样写道：“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 H. Arendt, Le système totalitaire, 页27。]。原则上说，下放几百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扎根一辈子”，毫无疑问，那就是“运动”中国社会的绝好办法。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日报》1970年7月9日社论。]。毛本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加强他的魅力领袖式威权这一动机呢？很难说。他的威权作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然而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革命划上了句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