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一章 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见 G. Bennett,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 P. Cell,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 L. Greenblatt, “Campaign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efiance in Chinese Society”, 刊登在1977年出版的 A.A. Wilson编汇的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页82-120。前两本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系统阐释1949年以后群众运动现象的著作。然而，本书以及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所知道的一切都与Bennett书中的论述相反。他认为1949年建立的政权是“参与者为本的民主”，而群众运动就是这种“民主”的得天独厚的方式。至于Cell的那本著作只给我们提供很少有关运动真实的资料。作者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与其他人绝对不同，他也相信“规范性激励”(即运动中的宣传和动员)具有神奇的经济效力。可惜,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府的宣传中，68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指示在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又再重新刊登。]

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 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早在文化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 浙江省７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的批示”，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引用，《红旗》第13期，1964年7月14日,页32。]。他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毛一向心怀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 有关毛泽东的反知识主义及他的思想中的其它民粹主义色彩，可参考M.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第3章。在方苏的文章〈千家驹谈毛泽东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里，可以找到一些毛敌视知识分子的意味深长的事例，刊于《九十年代》1994年4月，页90-93。]，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青人思想的严重危险。1964年他曾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 ]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464。]。早在1958年他就一再肯定：“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青人”，还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 同上，页176-177。]。到了1965年，他索性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在可能上大学之前到农村、工厂及军队去干上几年[ 同上，页626。]。

毛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由来已久，不过随着文化革命变得全面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非正式地列入“黑九类”，并被那些极左派称作“臭老九”。须知当时城市里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为“知识分子”了。其实，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进步之一乃是在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和在农村发展教育[ 1966年有1250万个中学生，而在1949年仅有100万个。参考《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1001。]。这种新形势在年青人心中孕育了对未来强烈的向往，他们希望继续学业(上高中或上大学)，或者得到一份与学历相当的“白领”工作。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的发展都不足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怨声四起。

令毛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即将来的精英），他们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他曾这样谈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 ”[ 《红旗》1964年7月14日，第13期, 页32。]。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E.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页221-222。]。这个时期的毛有着一种狂热的，或许是绝望的意愿，要和Max Weber称之为“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的常规化”决一死战。这种常规化的明显特征之一就表现在放弃以革命道德为标准来择优，而是采取建立在通过考试选拔的基础上同时也考虑世袭身份地位的制度。按Weber的理论，这个制度可称为半传统半官僚的[ 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chap. I-1, 特别注意第 26-27页上的图表1-2。有关“魅力领袖威权”(也叫“卡理斯玛支配”)的概念，可参考,《韦伯作品集II: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下乡运动的作用之一就是割断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强迫所有的中学生去当农民，只准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 1963年毛曾经提出为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依赖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见《红旗》第13期，1964年7月14日,页31-32）。从1968年起，宣传重点就不断强调知青必须投身到“三大运动”中锻炼自己。]。1970年大学重新开放以后，被批准入学的城市青年并不是以学业成绩筛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他们在农村的表现， 由“群众”的意见决定的。这类意见也同样决定他们能否在当地得到提升.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典型的“魅力领袖”制度要求个人表现重于个人出身，但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家庭成分在社会各项工作的提升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随着毛泽东不停地号召要加强阶级斗争，对出身不好的人们的歧视就更加深。而那些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证明是对革命忠诚的，则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美名。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解释这种矛盾内含的意义，但须加以强调，因为千百万年青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影响[ G. White,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1968年12月22日文汇报社论这样解释：“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旧学校中，受的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1967年5月，正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毛曾明确地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失望，并决心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76。]

1971年4月5日到7月31日期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自从该会议纪要经毛同意在8月13日公布以后，他对49年到66年间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就成了官方的统一语言。纪要认为，建国后的17年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大多数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后来就沉重地压在各类“知识分子”头上，直到1979年3月19日该纪要正式撤消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37-440，544-545。]。

毛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1939年曾经写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256。] 。三年以后，在延安的第一个下乡运动就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工作，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从而熟悉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倒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存在于农民意识里的“封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所以这些外来者们并不停留在共享乡民们的生活，他们扬言要改造，甚至指手划脚，因此在他们与农民，特别是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 M.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页224-229。]。

在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中，上述的那种相互影响对方的关系还存在，理论上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既是农民的学生又是农民的老师[ 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19世纪时也存在于俄国民粹主义者之中，见前引M. Meisner，页84。]。知青首先需要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自觉地自我改造”，此外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特别是要“帮助农民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第一版。]。自1968年起，总是要求知青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 的思想层面则不再提及了。只是强调知青在与农民接触时应该表现虚心[ 例如，《人民日报》1968年9月6日第二版；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11日，刊于SWB, 1969年7月18日。]。

“再教育”的意念其实是一面倒的：是贫下中农来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而后者只有在证明改造好了的情形下，才能被群众接受[ 《文汇报》1968年12月22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

可又怎么证明呢？知青应该抛弃哪些思想及价值观？又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必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歧视劳动及劳动者、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对家以及城市的极度依恋，还有只顾个人向上爬、对大众事情漠不关心、对阶级斗争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