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父母与我
　　
　　人是被大脑里的操作系统指挥着往前走的，就这样，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后来被我称为“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的渴望”。这是一种心灵对未来的渴望，渴望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向前延伸，这种渴望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看书学习，这是我能走出去的惟一一条路。
　　
　　被“偏爱”的童年
　　
　　我们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哥哥在四岁时得了肺炎。我外婆迷信，说是被鬼“相”了，不让送医院，结果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被送到医院。医生说，哥哥的肺部都烧黑了，埋怨我父母送得太晚。我父母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开了人世，母亲撕心裂肺地哭了很长时间。后来，也许是为了弥补对哥哥的爱，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
　　
　　小时候，我印像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打针。那时，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几乎天天都要打针。每次打针时，我都像被宰杀的猪一样嚎叫。哥哥的离去给母亲带来了阴影，只要我的身体有一点毛病，她就送我去打针。有一次，我得了肝炎和哮喘病。父母吓坏了，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接受全面治疗，还为此提心吊胆了很多年，幸运的是，我终于活了过来。为了给我增加营养，从1962年我出生那年开始，到1980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母亲一共养了136头猪，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母亲还养鸡，每次我身体有点问题，母亲就杀一只鸡给我补身子，邻居说我从小是在鸡汤和鸡蛋里泡大的。
　　
　　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给我了，为了我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她可以做出一切牺牲。我姐比我大五岁，她长大后，母亲让她去学医，因为她当医生后，可以方便给我打针。这似乎对我有点“偏爱”，但是母亲的爱，伴随着我成长，一直到今天。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父亲最拿手的手艺活是架大梁。方圆十里之内，只要有人家盖房子，一般都会请他去架大梁。在我们家乡有个风俗，架大梁、盖新房的人家当天都要请喝酒，我父亲很慷慨，经常喝得一高兴就不要工钱了。有时候，母亲也会因为父亲没拿到工钱而跟他吵架。我父亲长得又高又壮，而我母亲长得很瘦小。可是，每次我母亲打我父亲的时候，父亲从来都不还手。不管别人说什么，父亲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任何时候都不会伤害家人。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我父亲特别宽厚，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在没有人家盖房子时，空闲在家的父亲也会做一些家具拿到市场去卖，比如八仙桌、椅子、凳子等。但是父亲的性格很粗放，做不了细致的活儿，所以他做的家具不太美观，也卖不出好价钱。经常是别人买去的家具，过几天又送回我家来修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用在修家具上的时间比用在做家具上的时间还要多，但他依然乐在其中。每次父亲做家具时，我都在旁边“帮忙”——其实是捣乱，但父亲从不管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使用刨子、凿子、锯子等工具。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做小凳子了，尽管我做出来的小凳子坐上去就散架，但我依然充满了成就感。现在，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这和小时候玩这些木匠工具应该有很大关系。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世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悲和喜，不管别人怎么说，做自己想做、愿意做的事，并且乐在其中，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父亲活得很潇洒，他友善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因为不计较，所以不悲伤；因为不在意，所以不落寞。“吃亏是福”，这句话在父亲那里得到了验证。父亲慷慨地对待家乡的父老乡亲，因此得到了众乡亲的爱戴；父亲宽厚地对待母亲的责怪和不满，也得到了母亲因感动而回馈给他的更深的爱。父亲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让我懂得要真诚、宽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坦然面对失败和痛苦。生活，正是在这种坦然、与世无争的态度中，变得更加美好。
　　
　　我母亲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她没有深厚的土地情结，而是一心想要跳出农村的土地，翱翔在更广阔的天空中。她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就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在我很小的时候，大脑里就好像被植入了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是徐霞客。因为徐霞客也是江阴人，所以，在江阴流传着很多关于徐霞客的故事。最开始是听我母亲讲徐霞客，母亲让我以徐霞客为榜样，好好学习，长本事，将来走出农村，光宗耀祖。后来是听村里的老人讲徐霞客，他们不讲徐霞客是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他们一讲就是：“哎哟，徐弘祖（徐霞客的真名）每次出去，总能带几个美女回来。”我一听，就很开心：“哦，走出去就能带美女回来。”听了徐霞客的故事，我经常是看着天上的云，看着长江的水，幻想着外面世界的样子。然后就会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出去，也带几个美女回来呢？”慢慢地，这个想法就扎根在我的脑子里了。人是被大脑里的操作系统指挥着往前走的，就这样，我逐渐养成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后来被我称为“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的渴望”。这是一种心灵对未来的渴望，渴望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向前延伸，这种渴望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看书学习，这是我能走出去的惟一一条路。
　　
　　每天晚上，我都和姐姐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母亲在一旁纺纱。因为有动力，所以我在学习上一直比较自觉。我的记忆能力很强，所以从小到大，语文成绩一直都很好，但数学成绩一直很一般，在班级里也没有得过太好的名次，但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学，母亲也不骂我，而且，她基本上不认识字，所以也不知道我的成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小时候非常爱护书，每本书都用报纸包起来，包得特别漂亮。期末考试结束后，我的书还跟新的一样。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和连环画。当时，我有很多小人书，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跟小朋友交换的。我向母亲要钱买小人书，即使家里没钱，母亲也从来没有拦着不让我买，她非常支持我读书。再大一点后，我开始去公社和大学图书馆借书看，那时我开始看长篇小说，看了很多。记得有一次，我姐姐不知道从哪里借了一本《林海雪原》，我就偷偷看完了，结果被我姐骂了一顿。当时姐姐读高二，我读初二，她认为《林海雪原》里面有恋爱的故事，不是小孩子该看的书。
　　
　　我读高中的时候，很多书就已经开放了，可以随便借阅，那时我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我特别喜欢看小说，不管什么小说，拿过来就能读进去。我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拿起来就放不下，有时边吃饭边看。我母亲一直非常支持我看书和学习，但是有时看见我边吃饭边看书，急了就会把书扔到地上。因为这样吃饭的速度太慢，这在农村父母的眼里是一种特别懒散的坏习惯。
　　
　　母爱为我撑起一片艳阳天
　　
　　母亲对我最重要的帮助有两次。一次是我初中毕业以后，帮我争取到读高中的机会。我读初中时成绩还可以，老师也很喜欢我。当时，初中的学制只有两年，初中毕业时，我属于班级里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本来是能读高中的，但当时有项政策，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家只能有一个人上高中。我姐读了高中，我就不能再读了。当时我在家里也不是完全闲着，没事我就画画，画得还挺好的。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母亲看我特别郁闷，也觉得很难过，她本来是希望我能读完高中，然后当一个民办老师的。她几次跑去跟公社的领导求情，希望能给我一个上学的机会，但都没有成功。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第二年5月份，我们隔壁村的一个女孩不愿意上高中，就退学回家了。听说这件事后，母亲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马上去公社找领导，然后又去高中校长家里争取。（名人名言  www.adminn.cn）母亲对校长说：“我儿子学习挺不错的，你们能不能让他来上高中？”校长说：“学校不能增加名额。”我母亲马上说：“不是有个女孩子走了吗？求你让我儿子代替那个女孩吧。”我母亲花了很大力气，后来学校终于答应了。
　　
　　由于在家耽误了将近一年时间，在我进入高中的时候，高一马上就结束了，而当时高中一共就两年，所以，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高中。进入高中以后，我的成绩一直落在班里其他同学的后面。读了一年后，老师要求大家全部参加高考，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学习，所以尽管只读了一年高中也很想试试身手，就和大家一起报名参加高考。
　　
　　当时，即便要参加高考，我每天要干的农活还是一样都不能少，比如我放学回家后，要去外面割草。当时农村的家庭一般都会养两头猪，个别人家还会养一两只羊。猪和羊吃的东西是长在田埂上的，而且猪有猪喜欢吃的草，羊有羊喜欢吃的草。每天晚上我放学回家，都要割两篮子草，一篮子给猪吃，一篮子给羊吃。到了夏天，还要割更多的草，回到家里把草晒干，然后一捆一捆扎起来，等冬天没有新鲜草的时候，再给猪和羊吃。
　　
　　第一次高考我没考上，但我还是非常感谢母亲对我的帮助，是母亲让我重新回到了学校，如果仅靠我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读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了。第一年高考没考上，我当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
　　
　　那一年我16岁，高考英语才33分，虽然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但是学生很喜欢我。从学生那里，我获得了信心，决定第二年继续参加高考，结果我又落榜了。
　　
　　母亲对我的第二次重要的帮助是高考。我连续两年没考上大学，却越战越勇，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还想考。母亲对我说：“你可以考，但是自学肯定是有难度的，成绩很难提高，你应该走一条新路。”没过几天，我们县里刚好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要招40名学生，但我的测试总分排在40名之外，没有资格进去。母亲知道这个结果后，二话没说就进城了。因为听说补习班有一位曹老师，前一年他培养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也不知道母亲通过什么办法，竟然专程找到了他。
　　
　　当时曹老师有个儿子，刚刚一岁，但夫妻二人工作都忙，曹老师的妻子身体又弱，没有足够的奶水给孩子吃。我母亲见孩子长得又瘦又黄，就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帮助曹老师带孩子。她说，农村的米、菜和鸡蛋都新鲜，不愁孩子吃了长不胖。母亲让曹老师放心，她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带好。曹老师很感动，于是收下了我。当天，母亲兴冲冲地从城里回家时，刚好赶上大暴雨，一路上，母亲好几次摔进路旁的水沟里。我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母亲，当看到母亲像个泥人一样站在我面前时，我立刻明白，我只有一条路了……拼命学习一年以后，我终于考入了北京大学。
　　
　　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之后，母亲很高兴，把家里的两头猪都杀了，请了三个厨师，宴请全村的亲戚、朋友和老师。宴席分中午和晚上两拨进行，这一请，让全村人足足吃了两天。
　　
　　母亲一心想要报答曹老师对我的培养，帮曹老师带了三年的孩子。三年后把孩子送回去时，孩子又白又胖，曹老师和他爱人都非常感谢我母亲。现在曹老师跟我的关系还特别好，跟我母亲的关系也特别好。
　　
　　孝敬，是以敬为先
　　
　　自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以来，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母亲。”因为，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也没有我的今天。我做事的风格和对待困难的态度都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我非常尊敬我的母亲。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母亲就已经是我们公社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了。当时，很多农村人赚到大钱之后就忙着盖房子、买车，改善生活条件。但我母亲却不这么想，有了钱之后，她就想着给乡里修路、修桥、办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上学。她说，自己因为没读过书，吃了很大的亏，不管怎样，都要让后代读书，当个文化人。
　　
　　创办新东方以后，我在经济上变得宽裕了，就把母亲接到了北京。而母亲却闲不住，经常到新东方来转转。当时，新东方的办学条件很差，夏天时，教室里没有空调，学生们听课时都汗流浃背的。母亲看到这个情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去了冷冻厂，用卡车拉回很多大冰块，放到教室里给学生们降温。后来，她发现学生们中午吃饭有困难，就在学校旁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这下，母亲的特长又得到了发挥。不久，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都被母亲接管了，而且她把每件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王强成为新东方的CEO以后，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我很豪爽地对他说：“你当CEO，想炒谁就炒谁！”没想到，王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包括你妈吗？”我当时还嘴硬，说：“当然包括！”可我刚回到办公室就觉得不对劲，又立刻跑到王强的办公室，对他说：“王强，你炒谁都行，只是希望你对我妈手下留情。”我清楚地记得，王强当时看我的眼神，既有无奈，又有不满……
　　
　　其实，我也很矛盾。我知道，从管理的角度，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可人性就是这样的，人首先是一个有情感的人，其次才是理性的人。我爱我的母亲，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情感，我希望我的母亲快乐，即使为了母亲的快乐去低头求人，我也在所不惜！尽管那时我已经懂得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但我怕母亲“下岗”后会难过，她忙碌了一辈子，停下来就会不舒服。虽然可以哄她说，不让她工作是为了让她享清福，可谁都知道，这背后的意思是在宣告她真的老了，要彻底回归家庭了，这种失落感对母亲来说，打击是巨大的。作为儿子，我希望尽量延长母亲的成就感，让她尽量多地体会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我宁可让大家指责我不理性、留恋家族小作坊式的企业，也不想对母亲有半点伤害。
　　
　　中国是礼仪之邦，几千年来，一直强调“孝敬”二字，可我认为孝敬应该以敬为先，没有敬，孝就会打折扣。正因为我对母亲有着深深的敬，所以，我对母亲的孝才如此深厚、强烈，以至于连企业管理规则都被我放在了第二位。
　　
　　本文摘自《《换个角度做父母——新东方精英的成长及教子心经》一书，本书通过对包括俞敏洪、陈向东、周成刚、王强、徐小平等12位现任和历任新东方高管的专访，全景展示了新东方精英管理者的个人成长轨迹以及对自己子女的家庭教育理念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