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是下层阶级还是底层群体？」正文
一、两个需要区分的词
在英语学界中，现在至少有两个词可以被用来界定劳苦大众的身份。一个是underclass，一个是subalternate groups。前者在严格意义上应该译为“下层阶级”，后者则通常被译为“底层群体”，在很多时候，也可简称“底层”（subaltern）。在中国社会学界，很多人认为“下层阶级”和“底层群体”、underclass和subaltern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因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事实判断上，这两个词都截然不同，每个词都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和预设，由此推导出的政策取向也大相径庭。
Underclass，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它由under和class两个部分组成。Class这个后缀告诉我们，这个词归根到底仍然属于社会学“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的范畴――尽管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你可以把它翻译为“阶级”，在韦伯主义的意义上翻译为“阶层”；而under这个前缀则表示，它是一个低于××阶级的阶级，说白了，是一个比工人阶级还低的（新）阶级。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讲一下underclass这个词的由来。这个词很早就被“发明”出来，但真正引起广泛讨论是在1970年代末。在此之前，那些没有技能和文凭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即使“不好好学习”，也仍然可以谋得一份“工人阶级的工作”。要知道，随着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近两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工人阶级已不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福利和组织水平大大提高、有着共同经历和意识的“阶级”。但到了1970年代末，去工业化（de-industried）和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浪潮席卷欧美，市场上已不能再提供充足的“工人阶级的工作”。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大规模的青年长期失业。这些长期失业的青年人，没有技术，也没有文凭，更糟糕的是，他们整日里吊儿郎当，甚至偷鸡摸狗、违法犯罪，或者宁可依赖公共福利和社会救济，也不去做那些“脏乱差”的活，让来自第三世界来的移民“抢”去了工作――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的社会渣滓。于是，下层阶级（underclass）这个词就被专门用来指称那些缺乏技能和训练，经历过长期失业或不能成为劳动力的人，包括那些参与街头犯罪和其他形式越轨行为，并且其家庭长期遭受贫困或需依赖福利供给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被看作了一个单独隔离开来的、处于传统的阶级分类模式之外的“新阶级”。关于这个阶级的成因，各种版本的“下层阶级议论”（underclass talk）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观点是，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贫困的文化”或“下层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使他们不求上进、自甘堕落。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选择的，该为他们这种境况负主要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或机构。
Subaltern代表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取向。从词源上说，葛兰西是最早在“底层”这个意义上使用subaltern一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资本主义对底层的统治必须通过底层自身的认可才能够实现，从而将“支配”、“霸权”这样的因素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后来的学者从葛兰西那里借用了这个词汇，并把它应用到范围更加广泛的社会分析中去。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以查特吉、斯皮瓦克、查克里巴蒂等人为代表的南亚“底层研究”学派。这个学派主张底层群体生活在一个与精英完全不同的场域，有着自己的行动逻辑和政治空间，简单地移植那些分析精英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底层是缺乏解释力的，且往往导致严重的误解。
事实上，南亚“底层研究”学派并不是唯一使用这个术语的学术流派，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更喜欢subalternate groups一词而不是underclass。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subaltern不像underclass那样，预设那些最贫困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品行、道德和禀赋问题而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相反，研究这些人的行为，一定要关注他们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强调结构性因素与个人的主体性因素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的互动。
二、中国的现实是“下层阶级”还是“底层群体”？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目前出现的大规模的失业青年，我们究竟是用下层阶级，还是底层群体这个概念来界定他们更为合适呢？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失业青年几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那些失业青年的翻版，使用下层阶级一词来概括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认为先有一个工人阶级存在，再将这些失业青年看作是一个位于工人阶级之下的新阶级或新阶层。的确，中国确实曾经有过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享受良好福利待遇的“工人队伍”，但这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他们留给现在的城市青年的，不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里工人阶级留给其子女的工人阶级文化，而是对于做工人这回事的可怕的社会记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经历一个“阶级再造”的过程，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解体，新的工人阶级尚在发育；另一方面，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不管是在工厂里做流水线的工人，还是在所谓“非正规经济”中谋生，或者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中，他们的生计和生活都是脆弱的和不确定的，而且，这几种身份之间的转换也及其频繁。换句话说，在中国，那些被排斥在雇佣工作世界之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不管他是长期失业、间歇性失业，还是依赖黑色收入维生，都并没有成为一个新的什么阶级，而是与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体力的劳动者一道，构成了正在形成的“底层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人是“弱势群体”，失去生活来源的阴影就像齐脖的洪水，随时会将他们淹没，有的人则不能归入此类――底层更像是一个自我维系的生态圈，人们有分化和分工，也有互惠和共生，但他们都无法突破这个被封锁的世界。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那样，由于将道德堕落、婚姻不稳定、违法犯罪视为下层阶级的标志性特征，underclass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污名化”了。如果政策的制定者像主张下层阶级理论的学者那样，也认为年轻人和下岗工人不去就业，是懒惰和丧失市场能力，从而主张减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提高救助的门槛，以逼迫他们走向市场，甚至在打击青少年犯罪和镇压社会运动中推行“零容忍”的政策，那么结果可能恰恰会适得其反。失业者的行动逻辑绝不能仅仅从文化、品性、禀赋这样的因素中去寻找。英国1980年代教育改革的失败教训就表明，忽视了教育对象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不去改革那些制造歧视和分化的制度及教学规范，即使那些大力推行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带有提高下层阶级“参与市场的能力”的良好意愿，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人们会抵制它、逃避它，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国家设计的套路去谋生；而发生在法国的骚乱和大罢工，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了政府忽视底层力量、漠视底层诉求，将失业青年当作社会渣滓来对付所导致的恶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底层研究”学派所提倡的视角和方法，将比“下层阶级理论”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和帮助，而这，也将比我们仅仅纠缠于是使用underclass还是subaltern这样的词汇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始终要记住的是，词汇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那些预设所可能把人们引导到的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