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

【中文提要】本文从理论的分析入手，侧重考察不同背景的理论家如福柯、赛义德和斯皮瓦克是如何来论述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特别是围绕着“representation”和“subaltern”两个核心概念来讨论“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进而指出从福柯到斯皮瓦克，他们对知识、权力、知识分子和被压迫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十分精巧繁复，问题在于他们讨论问题的路径一直局限在知识生产的领域里，反而忽略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路向。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approach of theoretic analysis to study how the theoris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such as Foucault, Said and Spivak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subalterns, especially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ubaltern’s own knowledge and the role the intellectuals play in it with the two key concepts of “representation” and “ subaltern”。

1972年3月的一天，福柯和另一位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德勒兹一起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应该说，在此之前和之后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这次的讨论之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它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讨了知识分子当代位置的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福柯一方面回顾知识分子“政治化”的传统“是从两件事情上开始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被剥削，被遗弃，被‘诅咒’，被指控犯有颠覆罪和不道德，贫穷等等）和他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揭示了某种真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人们尚未察觉的政治关系）”，进而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行为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是“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无法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道出了真理：意识和雄辩”。另一方面他则指出目前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著68年以来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譬如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黑人和少数族群的民权运动、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性别运动……等等，“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群众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掌握得更好；而且群众能更好地表达自己”。面对这种变化，知识分子应该寻找新的位置。福柯发现社会运动中的群众的确是试图更好地表达自己，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言论和知识的权力制度。权力不是存在于上级法院的审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的代理人的观念也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是为了道出大众‘沉默的真理’而‘向前站或靠边站’了；而更多的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和福柯对话的德勒兹不仅赞成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分析，而且态度更加激进，他再三强调“现实就是在工厂、学校、兵营、监狱、警察局里实际发生的事”，甚而宣称“再也没有再现了，有的只是行动”。

很明显，福柯和德勒兹的对话包含了对知识分子传统“启蒙”心态的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心态本身就构成了对民众言说的压制，同时它也试图提示出某种针对新的“权力” 运作形式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既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同权力作斗争，是为了使权力在最不明显和最隐蔽之处突现出来，而不是为了‘获得意识’；……是为了破坏和获得权力，并且同所有为权力而斗争的人们站在一起，而不是退缩在后面去启发群众”，也包含了普通民众的斗争实践，“如果人们是同权力作斗争，那么所有作为权力实施对象的人，所有无法容忍权力的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积极性（或被动性）出发投入斗争。当投入这场属于他们的、完全了解其目标、能决定其方式的斗争时，他们就进入了革命进程。……妇女、犯人、新兵、病人和同性恋者们此时已投入到这场反抗事实在他们身上的权利、约束和控制的特殊形式的斗争中”。因此，福柯和德勒兹认为透过与“权力”的斗争，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启蒙”与“被启蒙”、“代言”与“被代言”、“再现”与“被再现”的关系，而是作为反抗权力的同盟军，按照各自的方式在“同所有那些到处在维持同一权力的控制和约束作斗争”。不难看出，在这一论断的背后隐含着福柯和德勒兹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相当乐观的看法，既然理论成为了面对权力的一种“行动” 和“实践”，那么知识分子就不能“代表”被权力压迫的、具有多样性反抗形式的民众――“那些行动和斗争的人”，也即普通民众可以不通过知识分子的“再现” 而自由地言说，甚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知识形式。在这里，“代表”和“被代表”的问题可以说被巧妙地消解了。

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被轻易消解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曾经讨论过“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他指出复辟时期的法国农民“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因为法国农民无法形成统一的阶级主体，所以路易・波拿巴就成为了当时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阶级的代表。

这段话中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既揭示出波拿巴“代表”农民的经济、阶级和政治语境，也意味著“政治影响”的来源（小农）、代表人（路易・波拿巴）和历史政治现象（“行政权”）之间的必然间隙，从而提供了对“代表”方式进行批判的可能性。这句话不仅被大名鼎鼎的爱德华・赛义德借用，书写在那本《东方学》的扉页上，用来概括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而且被另一位同样有名的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引用入“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用来质疑的正是福柯和德勒兹的这次对话对“代表”问题的消解。与马克思在讨论“代表”问题时仔细分疏这一概念不同内涵的谨慎态度相比，斯皮瓦克发现法国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代表”的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政治领域的“代表发言”（speaking for），也可以是艺术和哲学意义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她的发现虽然建立在一系列语义和文本的精巧辨析上，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把马克思文本化，而是指出“再现”或“代表”在政治经济语境中的内在动力。如果忽略了“代表”的双重含义，那么就只能像福柯和德勒兹那样“藉于权力和欲望的的全括性概念重新引入个人式的主体”。表面上看，似乎不需要“再现”和“代表”，民众可以自由地言说，甚至创造出自己的知识形式。然而正如福柯所言，所谓“权力”就是“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言论和知识”的制度，知识分子既是这种权力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他又可能反戈一击，与权力展开斗争，进而为民众的言说开辟新的空间。在福柯和德勒兹的规划中，知识分子其实具备了另一种形式的“代表”作用，他通过与权力的斗争巧妙地缝合了“再现”的间隙，民众依然必须借助知识分子开拓的管道才得以发声。在发声的过程中，本来具有多样反抗形式的民众则重新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而这就是斯皮瓦克警惕的现象：“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

斯皮瓦克说的“共谋”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直指由西方主导的当代国际劳动分工，即第一世界投入资金，第三世界提供投资的空间，这两个过程都通过当地买办资本家以及没有保障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实现。为了保证工业资本和其他投资的流通与发展，交通、法律和标准化的教育体制必须建立起来并且加以完善。尽管其后果也许是民族工业遭到破坏，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开采，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正如赛义德用“代表”和“被代表”来标示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关系其实再生产了彼此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斯皮瓦克关注的则是“在许多方面，西方的知识生产是西方跨国经济利益的共犯”。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赛义德描述的欧洲与东方的关系，“是欧洲表述了东方；行使这一表述特权的不是一个傀儡的主人，而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创造者，这一创造者所具有的生死予夺的权力表述、激活并建构了自己熟悉的边界之外的另一个地域，如果没有这种表述、激活并建构，这一地域便会永远处于静寂和危险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斯皮瓦克讨论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某种转喻。

如果说被殖民者和被压迫者“无声”的现象在《东方学》中还主要是由殖民强权造成的话，那么斯皮瓦克则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和与此相关的现代知识暴力。尽管这些知识分子至少在言论上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可是在她看来，福柯和德勒兹讨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问题时，之所以没有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和帝国主义的经验予以足够的重视，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自外于和跨国经济利益相配合的知识的国际分工秩序。本来在法国，第三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和昔日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次对话中，德勒兹虽然提到了“移民”问题，并且把它和法国社会的其他压迫形式等量齐观，“我们开始见到压迫形式的一致性：限制移民（据说移民干的是最艰苦、报酬最低的工作），工厂里的镇压（这是重新赋予法国人对日益艰苦的工作的‘爱好’），反对年轻人的斗争和教育中的镇压（既然警察的镇压由于劳动市场对年轻人的需求减少而变本加厉）”，但他的视野也就局限在这些与法国相关的旧殖民地的本土精英或海外移民的身上。用斯皮瓦克的话来说，德勒兹的分析固然可以接受，“但它再度表示只有将第三世界局限于可以直接受第一世界影响的第三世界时，它才能够进入为了抵抗‘统一的压抑’而创拟的联盟政治的抗争计划之中”，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第一世界的善意据用、重写第三世界因而使之成为‘他者’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当今西方人文学术的第三世界观的基本特性了”。很显然，某种潜藏着等级秩序和知识暴力把更多同时也是更沉默无声的一群（农民中的文盲、城市里的盲流、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儿童……）排斥在外了，因而她紧接着追问：“我所说的作为主体的他者是福柯和德勒兹所接触不到的。我所想的是超越阶级波谱仪的一般非专家、非学者，对他们来说，只是起着沉默的编码作用。在不考虑剥削地图的情况下，他们将把这些乌合之众放在那个坐标格子里呢？……我们必须提出下列问题：在由社会化资本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另一面，在补充了先前经济文本的帝国主义法律和教育的知识暴力的线路内外，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这是一个点题式的追问，问题的关键在于对“Subaltern”的理解。如果要追溯这个概念的缘起，那么可以发现它是从葛兰西的著作中挪用过来的。葛兰西用“Subaltern”来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最主要的是指称无产阶级。葛兰西在《下层阶级的历史：方法论标准》（History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Methodological Criteria）一文中指出：“在定义上，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的，除非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这种认为下层阶级无法统一的想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马克思那个著名的“马铃薯比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以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