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林：精英移民与信心的溃散和重建

“精英移民”的中国特色

“精英移民”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全球化的时代，它是许多国家都有的普遍现象。即以同被列入“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和印度为例，也都是精英的大量输出地。而新年伊始“大鼻子情圣”德帕尔迪高调宣布脱离法国国籍的新闻，似乎更可以让人聊以自慰：原来发达国家的精英也在移民。报道显示，近期有4500多名法国人、4200名德国人、1920名芬兰人、1880名意大利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而在世界范围的许多精英趋之若鹜的美国，也存在着类似现象：2011年有近1800名富豪放弃了美国国籍或绿卡，而这一数字是三年前的6倍。

不过，稍加比较会发现，各国出走的精英们的种类并不相同。在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富人，在印度主要是IT人才等专业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则既有富人又有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国最为全面：官员、富人和知识分子齐上阵。也就是说，社会学所分类的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文化（知识或声望）精英，全都不约而同地出走了。

说“全都”当然属于夸张。官员移民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数据，只能从有关“贪官外逃”的报道中略见一斑，但也可以从“裸官”的报道中见其规模。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披露：“知道现在我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有3万多名……”上百万“父母官”原来同时也是美国人的老爹或澳洲人的丈夫，简直可喜可贺。至于“裸”到了什么级别，从关于“薄谷开来”的简短报道中可见已到了相当级别。另有“网传美国总统要公布中国官员180万子女在美档案”，则似乎不可认真，不管放风者可能是CIA还是国内的别有用心之人，应属“谣言”之类。

关于富人移民的信息要多一些，被广为传播的主要有：汇丰银行2010年的调查，称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中国内地富人中，60%计划移民；招商银行等机构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则显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经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而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而专门盯着中国富人的胡润发布的《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千万级富豪（据说2011年底达到了102万）受访者中，16%的人已经或正在申请移民，还有44%的人在考虑移民，而富豪中拥有海外资产的达1/3、尚无海外资产的近30%有投资海外的计划。

进而还有来自地方的几项报告。一是2011年9月浙江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发的一条微博，称“浙江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二是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披露：温州的民营企业家中，有意向办理投资移民、正在办理和已经办理移民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另据报告，在推定拥有7500名“千万资产级别富贵人士”的武汉，一年至少有1000个富人家庭申请投资移民。

至于知识分子的移民情况，也没有统计，但从有关“留学不归”的报告中可见大致规模。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降，中国有107万人赴海外留学，但回国的只有27.5万人。教育部的数据则表明：1978-2009年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62.08万人，回国的为49.74万人，通过留学途径转为移民的超过60万人。另外，中国大陆的出国留学人数在2012年达到了39.6万，是2000年的10倍。考虑到留学是移民的重要渠道，留学人数的剧增意味着新的移民规模的壮大。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应该来自“精英家庭”。

三种人加总，中国的移民规模就非常可观。2010年版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而《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则宣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移民海外的人数超过450万，稳居世界第一。

就此可以总结如下：“大而全”是精英移民的中国特色，而特就特在中国拥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数量庞大的“裸官”。

当然，世界第一的位置有可能继续保持。因为有两项关于移民意向的调查表明，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潜在移民者”。一是盖洛普的调查，据说全球“想成为美国人”的非美国人有1.5亿，其中中国人占到2200万，比第二位的印度高出1.2倍。二是新浪网2010年6月实施的网络调查：在10950位参与者中，回答有移民意向的占到88.7%，这远远高于俄罗斯的数据――全俄公众舆论调查中心报告，想到外国定居的俄罗斯人有22%。

信心的溃散和社会生态系统

“精英”移民通常比一般的移民现象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涵，因此也更容易触动社会神经。比如法国富豪的出走就引起了《世界报》的联想：“200年前法国贵族逃离祖国是因为断头台，现在他们逃离是因为税收。”从已有的报道来看，“税收”说也适用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精英们的出走又是因为什么呢？

根据胡润介绍的“企业家移民”的主要考量，包含了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其中最后一项被具体描述为“对政策、法律和舆论的不安”。而新浪网面向一般网民（既有精英，也有“一般人”）的调查则显示下列五项：福利保障、社会公平、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子女教育。两者的重合度很高，当然也有缺憾，可能是出于降低调查的敏感性考虑，没有把无人可以否认的“腐败”作为单独选项列入调查。尽管如此，这些因素已经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或者社会系统的多个子系统。

再来做一个国际比较。同是“富人移民”，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富人与欧美的富人所躲避或追求的并不一样，前者是为了避税，即从高所得税国家迁往低所得税国家，后者在实际上反而趋向税率更高的欧美，意味着他们怀有比高税率更加严重和广泛的不安。关于涵盖更广的“精英移民”的原因，在俄罗斯和中国又有不同，前者主要有财产缺乏保障、社会上升渠道梗阻、生活品质糟糕，以及“看不到短期内从新的独裁下解放出来”的可能；中国的涉及面则更广，包括了人文、社会、自然多个领域。

涉及多个领域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不满。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般的不满并不足以使人跨国移民。由于“理想社会”并不存在，应该说任何人都会对社会的某些方面抱有不满，而一般的不满本身并不构成严重问题，它的结果会有两种，一是通过努力改变现状，不满变成“向上的车轮”，并随着状况的改善而自然消失或减弱；另一种是在难以改变现状之后继续累积加重，甚或化成愤怒或抗争，但愤怒和抗争也无结果，最后变得失望、无奈、丧失信心。而当大部分人对大部分领域都表现出失望和无奈，信心的溃散就会大面积蔓延。

这一过程当然不可能从前述报告的有限资料中得到验证，但是从上述原因所具体对应的每一个领域的演变，以及对这种演变的体验中可以梳理出基本脉络。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诸多领域问题的演变，除了一些“宣传工作者”基于角色扮演的需要之外，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执政党和人民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正如其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都表现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演化至今，社会生态系统已经高度失衡、沙化严重。从诸多令人产生审丑疲劳的怪象和乱象中，至少可以看出五个方面的失衡，甚至严重对立：一是官民关系，二是劳资关系，三是人际关系，四是天人、人地关系，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最后就是单一个体的内心失衡或身心失衡。

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道恶化之后，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似乎都只剩下权力、金钱和欲望，任由它们尽情地结合、角逐和表演。亿元级贪官的涌现、大学教授“赚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励志格言”，以及“房姐”、“房妹”们的众多房产，都算是这三种力量共同创造的杰出作品。而与其不兼容的道德、敬畏、责任、义务、谦逊、礼让、儒雅、诚实、善良，以及节制、节俭和朴素等等珍贵的要素，都被一一扫除干净。在一个只需要大胆和只适合赚钱的国度，已经很难找到“信”和“心”的立足之地，很难确保人的尊严。因此，包括那些不再愿意继续角逐的精英在内，有能力者的出走应属必然。

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曾经多次经历过看似万劫不复、但终于又焕发生机的历史经验，仍然需要把精英的出走当做又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社会信心的溃散已经到了令社会的主导群体也严重不安，进一步演化或任何一个偶然的重大事件，都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和不堪收拾的混乱。

重建信心的关键

信心的重建可以说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始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实际上，“改革开放”本身就属于重建信心的重大举措。应该承认，初期的举措在80年代末之前曾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当新的希望破灭、信心重又慢慢丧失之后，试图挽回信心的一系列新的举措再也没能明显奏效，反而因为其患得患失的不彻底性、意识形态先行的虚假性、以及自利自肥的自私性而造成了信心的进一步溃散。演化至今，以至于执政党的十八大报告一并强调“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鉴于留给信心重建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宣传教育”的做法已经纯属浪费时间。由于信心的重建实际意味着诸多重大社会弊端的消除和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重建，因此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领域，是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但核心在于前文提到的三个方面：权力、资本和欲望。它们都已经变成了横行于中国社会的猛兽，使得社会生态系统失衡、混乱，甚至充满血腥气。因此，对其进行节制和驯化至为重要。

第一要务是节制权力。权力控制并分配着大部分资源，对社会最具影响力，因此避免权力的横行至为重要。当权力受到节制，腐败现象减少，公共政策真正考虑公众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程度提高，官民关系会趋向均衡，社会对政府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信心也就会慢慢回复。新一代领导人已公开表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重拾信心的第一步。不过，关进“笼子”并非轻而易举，遭到反扑和撕咬是可能的，为此需要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否则管不进去。

第二要务是节制资本，同时也节制资本的逻辑。节制资本不是要剥夺资本，相反，必须充分尊重“资本的权利”（可以界定为“合法经营和适度赢利受到保护的权利”），同时要限制资本购买一切的现象，限制其对内压榨劳工、对外损害环境的行为，强化它的社会责任，让抽象的资本和具体的“资本家”能够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

节制资本的逻辑就是避免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以“利润”或变相利润为目标、以“竞争”为准则，消除市场崇拜和泛市场化（比如教育、医疗体系的市场化）。鉴于过度竞争已经令许多社会成员感到“太累”，引起了严重的身心疾患――典型例子是某个300人左右的研究机构竟然有16名抑郁症患者――和社会紧张，必须让“竞争”的神经松弛下来，让社会得以放松，回复常态，让社会成员得以喘息，像人一样地生活。

第三要务是节制欲望，树立一种合乎天道和人道的核心价值观。欲望具有自我增殖、无限膨胀的特征，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有损人心的安定，也加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时，欲望原本更容易侵入权力和资本的躯体，并借助制度的放纵而使两者更加凶猛。反过来说，市场经济本身已经成为欲望生产体系，而政府也需要借助这套体系推进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也会有意无意地鼓励欲望，结果欲望的爆发就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

节制欲望意味着需要改造已经高度扭曲的核心价值观。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国家层面的“发展”和个体层面的“发财”。“二发”在改革初期具有积极效应，但是当改革遭遇重大挫折之后，随着权力的合法性需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信仰的空白需要靠物质财富填充，两者就逐渐演变为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带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而随着拜金主义的泛滥，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和消费动物，个人的尊严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遭到了戕害。有鉴于此，政府和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不应该再继续鼓励人民的物质需要“日益增长”，相反，需要将“符合天道和人道的发展观”确立为新的核心价值观。这里的“天道”是指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能力，“人道”是指人的真正需求。超越了天道和人道的界限，将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