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泉：谣言与恐慌中的文化网络变迁

[摘要]本文把“文化网络”概念置于理解历次恐慌事件的核心，并进行跨时段、跨事件的比较分析：综合运用约翰・穆勒的“契合法”，考察和分析了近代以来谣言引发社会恐慌的几大事件。研究发现在各种力量交织而成、有时是密不透风、韧性强大的文化网络中，威权结构下的官方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约束以对民众负责；民间社会由于组织化程度低，往往在危机和恐慌之际陷入一盘散沙；食品、交通、居住等公共安全呈脆弱之象，公共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不公正；培养独立评判能力的教育环境缺失；加上世代流传下来的饥荒集体记忆，遂催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近年来，政府信息走向公开化，批评、质疑的言论涌现，民间话语开始发声，为妥善治理类似事件带来了希望。

[关键词]谣言 恐慌事件 当代中国 契合法 历史比较分析

在奥尔波特与波斯曼看来，“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有时“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则指出，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谣言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和添油加醋的评论，它可以等于事件重要性乘以事件模糊性。[1]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它是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而且经常是反对者的发言。谣言对当局提出质疑，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甚至是与官方相左的反权力。[2]人类学家也持类似的观念。斯特拉森等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谣言和闲话容易形成交流的网络，网络中会出现恐惧和不确定感，它们秘密地挑战已有的权力结构，或者遭到公开地镇压。[3]在中国历史上，谣言是民间秘密组织和叛乱文化土壤的重要部分，[4]谣言也曾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如义和团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5]或成为中国近代教案中的重要角色。[6]因而，观察分析在中国背景下谣言的复杂关系，可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中国经验，有助于厘清某些重要信息是如何被制造、传播、消费并改变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格局的，也有助于查明导致谣言发挥作用的因素，为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某些启示和方略。

《叫魂》提供了妖术恐慌事件研究的案例，作者在事件的历史分析中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延伸其解释链条的概念：文化网络―――那种包括下层民众与上层权贵在内的整个社会感受到的同样的不测与危险，那种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7]此后，谣言与恐慌事件的个案描述与分析常为人所知，综合性的分析和比较尚付阙如，且均未着力拓展文化网络这一理论工具的意义。对社会恐慌的宏大问题而言，单独的、分立的案例研究未免单薄，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如能结合历史上发生的同类事件，进行多案例的综合分析和跨时的比较，有助于甄别和分析成因。为了透视这类事件的性质，有必要呈现几个大事件的事实和过程。

一、谣言与恐慌的三个大事件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谣言引起的恐慌事件。记述这类事件有助于展示谣言是如何引发大的社会恐慌，甚至引发社会变革的。本文首先选取并描述三大谣言与恐慌的事件，这些事件必须满足下列所有的条件：第一，这些事件信息的翔实程度足以展开综合分析和比较；第二，谣言不仅在当时引发了重大的社会恐慌，而且具有历史影响；第三，可从这些事件鉴别出重要的异同，易于比较分析。

（一）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

1768年，中国的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件妄图取人的毛发施法来蛊害人的事件，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借此把人的魂摄走。类似的“妖术”事件在江南地区又陆续出现。借助密集而重要的商业网络，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流传开来。迭起的妖术传闻惹动了乾隆皇帝那根敏感的神经，他把它当作谋反的“政治事件”来追查。结果，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抓人、审问、逼供、哄骗、上报、再审等，举国上下沸反滔天，最后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妖术恐慌波及的人口比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还多。[8]

在这个案例中，妖术大恐慌发生于为人称道的“盛世”的顶端而不是乱世。然而，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者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且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9]在这种背景下，其一，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比如长期遭受灾害的广德和建立在近于农奴制体系下的徽州。其二，与此图景相伴的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和江湖骗子，僧人和进香者，扒手与乞丐，向外部和下层流动的，拥塞在18世纪的道路上。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被视为危险。[10]其三，官方、民间在谣言之害中均难辞其咎。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能传得如此之广。那时，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淫奇淫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再者，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这一点在毛人水怪传说中再次得到验证。

（二）2003年非典恐慌与抢购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但病原不清，而且有家族及医护人员极易被集体传染的特点。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4月20日这一天富有里程碑的意义，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被认为犯规的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4月24日北京市中小学开始停课两周；对人民医院实行整体隔离，这是该市第一家被整体隔离的单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将把农民工纳入非典的统一防治工作中进行管理。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解除了北京旅游警告。

根据很多人对那段时间的记忆：整个中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熟人、陌生人之间彼此警觉地保持距离；人们前所未有地勤洗手、多运动、实行分餐制，任何爱国卫生运动都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世界卫生组织4月2日正式发出不要去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4月23日发出不要去北京和山西等地旅行的警告，“五一”期间北京的旅游收入下降99.1％，5月27日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病例8221名、死亡735人。官方记述也忽略了相伴而生的抢购。2月10日，人们开始抢购一些据说能够防治非典的药物和食品。短短两天，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很多单位也都给员工发放板蓝根，原先几块钱一包的板蓝根也由此加价卖到50多元。药店相关的消毒用品和保健药品热卖，同仁堂启动生产线24小时不停熬制瓶装药液。日常用品的抢购源自广东，“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11]这场随即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比“非典”疫情的蔓延要快得多。4月22日，卫生日用品、保健医药品到食品均遭抢购，抢购潮在短短两天中迅速地席卷北京各大超市，又迅速地退散。不少曾经参与抢购的人说，他们并非对现代物流没有信心，而是担心疫情会严重到令人不敢出门的地步。

（三）2011年春的盐恐慌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从3月16日下午开始，“海水受日本核辐射污染，无法再提炼盐”，“食碘盐可防辐射”等信息疯狂在全国蔓延。官方媒体连续发布消息表示，核辐射尚未对中国造成影响，但民众半信半疑。群众排队抢购食盐、导致部分地区食盐脱销。此现象首先出现在浙江省台州市。当晚，温州某超市公告“本店盐已售完”。同一天，广东佛山出现食盐抢购潮，警方出动维持秩序，并限制每两人购买一箱。在食盐被抢购一空的地方，如江苏镇江，市民排队打酱油以此缓解盐荒。在郑州，千人围堵盐业公司疯狂抢盐。北京西直门嘉茂超市后面，人们排队抢盐。香港及澳门部分地区也有大批市民也在超市争相抢购食盐。笔者在上海超市也看到食盐抢购的景象，在一家大型超市看到“每人限购2包”的告示。上海食盐的价格跟全国各地一样，在未被控制的地方疯涨，平时一两块钱的盐在小店卖10元，街头路边也有卖10―20块一包盐的。此时多数民众已不在意甚至完全不清楚“碘盐”的重要性，只要是食盐都被抢购。

官方继续介入。卫生部17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放射防护中的碘知识问答》。问答指出，通过食用碘盐预防辐射是无法实现的，摄入过量的碘会扰乱甲状腺的正常功能。作为专营机构的中国盐业总公司也发文辟谣。该公司总经理称，据各省盐业公司反馈，目前各地排队购盐情况明显缓解，大部分民众恢复理性消费。食盐抢购风不到一周即踪影全无，接下来是处理令人发愁的退货问题。

上述三个案例固然有各自的背景和特殊性，如非典是新的、尚无足够知识和治疗手段的传染病，盐恐慌来自邻国日本的核泄露等，但均可甄别出影响事件发生共同存在的关键因素：第一，官民关系：官民关系和谐良好、彼此力量制衡，则有助于谣言和恐慌的消解；第二，公共安全程度及其资源分配：公共安全稳固、资源分配公正公平的社会状况下，不易产生大的恐慌事件；第三，认识判断能力和水准：民众的认识判断能力强则谣言的影响弱；第四，历史记忆：往昔类似的反应容易在遇到同样情景时回归呈现。为了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尚需采用恰切的分析方法，观察更多的个案。

二、一个契合法的分析：恐慌事件的原因

如何对多个事件进行历时性比较分析，鉴别出各种因素的变与不变？笔者认为，契合法是一个恰切的工具和方法。“契合法”是穆勒五法之一，内容是：考察几个出现某一被研究现象的不同场合，如果各个不同场合除一个条件相同外，其他条件都不同，那么，这个相同条件就是某被研究现象的原因。因这种方法是异中求同，所以又叫做求同法。

契合法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契合法可以用于上述谣言引发的恐慌事件的原因分析。在这里，1768年始于德清、蔓延全国的妖术大恐慌，2003年非典恐慌与抢购，2011年春日本核辐射引发的中国盐恐慌，均是穆勒所说的“场合”，其上述具体情境则为“先行情况”，各种场合均出现的“社会恐慌”则是“被研究对象”。

三个个案是否足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从方法论上看，契合法的结论是或然性的；为了提高契合法结论的可靠性，应注意以下两点：结论的可靠性和考察的场合数量有关，考察的场合越多结论的可靠性越高；有时在被研究的各个场合中，共同的因素并不只一个，因此，在观察中就应当通过具体分析排除与被研究现象不相关的共同因素。基于这一考虑，为了得到更可靠的结论，在分析和考察谣言为什么及如何引发社会恐慌时，笔者在信息尽量丰富翔实的情况下纳入了其他几个恐慌事件如表1所示。

妖术、挤兑、水怪、艾滋针、非典、抢盐，众多的恐慌事件中没有一项本身单独可以导致大多数国民陷入混乱，任何一项风险看似均可从技术层面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如同非典事件一样，民众焦虑并不来自SARS本身，民众焦虑水平的涨落可能完全取决于风险危机本身之外的因素。[17]这些恐慌的发生和恶化，关键在于事件之外的重要因素和力量在作祟。这些要素可以分解为五个方面。

（一）松散的原子化的民间社会

学术界曾经有过中国社会是集体主义取向、欧美社会是个人主义取向的看法。这种看法虚拟了一个团结一心、共同抵挡灾害、防御困难的景象，而这种景象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合作的难题、搭便车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