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利 闻华：走近马斯洛

1908年4月1日，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出生在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童年的马斯洛是孤独、寂寞的。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去街区的图书馆阅览书籍。当时的社会，反犹太情绪非常浓烈，马斯洛经常遭到老师和其他小朋友的欺凌，父母感情的不和，又使整个家庭气氛变得紧张，这时图书馆就成了他的避难所。他几乎沉溺于书籍的海洋之中，醉心于阅读的良好习惯从此养成，并且坚持了一生。这种环境下的马斯洛，与父母的关系比较疏远，他的父亲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他，母亲则总冲着他大嚷大叫。如果说他对父亲是一种“淡漠”，那么对母亲就是“憎恨”，直到他母亲去世，马斯洛也没有参加葬礼。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没有快乐童年的人，最终却在研究健康人格上成就卓越。用马斯洛自己的话说，“我常常感到惊异，我的理想主义倾向，我对伦理的关注，我对人道主义、善良、爱、友谊和所有其他美好事物的强调是从哪里来的？我确知它们并不是母爱的直接结果。但是，我的生活哲学，创立理论的整个取向，以及所有的研究，却都可以从憎恶和反感她所喜欢的每件事情中找到根源。”(霍夫曼：《马斯洛传：人的权利的沉思》，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后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歌德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时积累了许多银币和铜币，年岁愈大，这些钱币的价值也愈高。到了最后，他年轻时的财产在面前块块都变成了纯金。”而马斯洛早在童年就已经开始了知识积累。他在读男子高中时不但保持了阅读的习惯，而且开始思考，并向往着为一种美好的信念而奋斗。这一对未来美好的设想最终在他后来形成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得到了实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斯洛遇到了将要与他携手一生的人，他的表妹―贝莎・古德曼。

在马斯洛的学习生涯中，他的学习成绩从来不是最优秀的，但知识面却非常广泛。他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某一狭窄的范围内，而是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1927年9月，他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学习，在这里除了主修法律外，他还涉猎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当知识积累和思考达到一定程度，自己的思想就会逐步形成。这时，威廉・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的《社会风俗》一书给予他重要影响，他决定要用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创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在纽约市立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就读时，马斯洛先是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宗师华生的影响下，确定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职业―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能够更实际地解决人类问题。随后他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学家而努力。

马斯洛在心理学方面研究的起点是同猿猴打交道，如果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人，那么与白鼠等其他动物相比，猿猴无疑与人更接近。为此，马斯洛对猿猴情有独钟，在数月观察猿猴的基础上，他探索猿猴群体中的延时反映、试错行为、社会行为、性行为及支配行为等内容并发表了论文。他认为，灵长目动物的性行为与他们的支配行为是强烈相关的，这种情况还可以推论到人类。

然而研究成果获得的喜悦，却并不能替代生活中的窘境。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的深渊，再加上犹太籍的背景，使刚刚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马斯洛面临着失业的危机，面对这种困境，马斯洛的一些导师劝他改掉“亚伯”那个犹太味的名字，对此他断然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马斯洛被迫重新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学习，以期获得双学位。但他倔强的性格使他很难从事这门自己不喜欢的学科，最终退学。

天无绝人之路，上帝在给马斯洛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又为他开启了一扇窗。1935年，马斯洛时来运转，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博士的认可。桑代克提供了一份优厚的博士后奖学金，请马斯洛协助他进行“人性和社会秩序”的研究。问题是马斯洛我行我素的毛病发作了，他对桑代克的项目毫无兴趣。到哥伦比亚大学仅仅几个星期，马斯洛就给他的恩人桑代克提交了一份直言不讳的备忘录，批评导师的课题没有意义。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这份备忘录是“烦躁而自负”的。更严重的是，还没有经过桑代克的同意，马斯洛就一头扎进了“人类性行为和支配行为”的研究。这一研究，恰恰是他研究猿猴行为的继续。他自陈说：“我认为对性的研究是了解人类的捷径。如果我能发现一种方法，哪怕只能百分之一的改善性生活，我就能改善整个人种。”在30年代，性研究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马斯洛没有得到任何许可，就进行性问题的访谈，而且约请的全是女性。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马斯洛自己回忆道：“由于事先没有告知桑代克，我已经开始在他的办公室约见女性做访谈，结果闹得满城风雨。”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不会有好结果。然而，桑代克对待马斯洛的方法，可以给我们每个人上一堂课。

桑代克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美国心理学界坐上了头把交椅。按理，在失业的威胁下，有这样一个机会，谁还会敢于表现出对老板意图的背离！而貌似羞涩的马斯洛，却公然把老板的项目置之不顾，另搞一套！而且所搞的，恰恰是被当时主流学界所不齿的“性研究”。没有这种勇气的人，恐怕是难以成为大师的。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名人青睐，恐怕巴结还来不及。至少笔者自己就没有这种勇气。换一个通常的老板，即使不那么出名，遇上这样的手下，就算不勃然大怒，客客气气请他卷铺盖走路也十分正常，况且马斯洛等于给桑代克惹了麻烦。但桑代克的大师风范，正是显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虽然他并不喜欢马斯洛从事这项研究，却表现出一种长者风范和大家气魄。他告诉马斯洛，对他的智商测验是195分。然后，他坦率地对马斯洛说：“我劝你别再研究性行为了，但是，你有你的判断。如果我也不相信你的智商，还有谁能相信？所以，我想还是应该由你来独立思考。这样，对你，对我，对这个世界，都将是最合适的。”而且，桑代克还向马斯洛表示，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永久性职位，他愿意资助他一辈子。之后，桑代克把他的办公室和书桌都交给马斯洛。从此开始，马斯洛的天赋终于找到了合适喷发的火山口。

1937年，马斯洛在纽约市立布鲁克林大学获得了一个助教职位，在这段任教时间里，生活和研究都是非常快乐的，他的风趣、热情和对学生的鼓励，为他赢得了高度赞誉，他还善于革新教学方式，邀请学生来家里讨论心理学问题。在布鲁克林总是会有不少学生向他寻求心理咨询，他也总能应付自如。这些非正式的治疗工作对马斯洛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他更加坚定地认为我们有某些内在的需求值得发掘。

马斯洛从威斯康辛回到纽约的这段时间，对他影响深远，当时由于德国希特勒上台后的排犹和独裁，大批学者从中欧移民到美国，云集纽约。在这里，马斯洛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敞开门户，向每个人学习。多个学科、不同学派的撞击，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见解交锋，为马斯洛日后心理学观点的形成起到了积淀作用。

1938年是关键的一年，马斯洛的心理学新观点在这一年产生。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对黑脚印第安人的考察，另一方面则是马斯洛第一个孩子安的出生。这年夏天，在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鼓励下，马斯洛前往黑脚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他不但摆脱了种族偏见，而且深深感受到了印第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合作、和睦、同甘共苦的精神。他发现黑脚印第安人具备的人格特征在他所在的白人社会是同样存在的，他开始思索人性中“基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动机理论的萌芽由此形成。而家庭中女儿安(Ann)的诞生，给他提供了一个具体观察人类动机的范例。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家伙从小就能强烈地表达她的需求。通过对安的观察，马斯洛开始怀疑行为主义的观点，行为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塑造的产物，通过进行一定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就可以培养出想象中的人物。而新生儿与生俱来的一些需求是行为主义无法解释的。许多常见的问题用当时的经典理论解释不通，马斯洛决定要探索出一种新的方法。

在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参加二战后，马斯洛也决定放弃性行为研究而转向全球性问题研究，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平做出贡献，开始集中精力进行人类动机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的研究。在长期积累和思考下，他在35岁时发表了他事业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人类动机理论》，并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实现”概念。这些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他一生的成就。在他看来，从弗洛伊德开始的心理学研究，总是盯着人类的病态不放，而忽视了人类的健康常态。所以，他立志要把心理学发展方向扳回到健康人性的研究方面。

但是，当马斯洛开始背离当时的心理学“主旋律”时，不被他人理解的苦恼也随之而来。在研究越来越深入的同时，马斯洛的心灵越来越孤单。他的思想不能被那些强调实验主义的同事们所认同，更缺乏能理解自己的知己。彷徨，孤寂，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到1946年，年仅38岁的马斯洛，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的怪病，体力高度衰竭。最后，不得不离职休养，到他兄弟开的马斯洛制桶公司当一个报酬丰厚的挂名经理，实际上是在加州一个风景优美、宁静闲散的小山村疗养。西海岸的宜人环境，不仅使他逐步恢复了健康，而且使他接触到了工商界的实际运作(虽然是挂名公司经理，但也实际从事了相应的管理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在伯克利同众多学界精英的午餐会讨论中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1951年，马斯洛被邀请担任新成立的、几乎还是一片荒芜的布兰代斯大学心理学系的系主任。马斯洛在早已厌倦授课任务，怀揣对未来自由发展心理学的向往，来到了布兰代斯。这所用犹太人大法官、著名律师布兰代斯(就是那位鼓吹泰罗制并首倡科学管理这一名称的律师。编辑注：本刊2006年第8期对布兰代斯有详细介绍)命名的学校，以创新和学术自由为己任。马斯洛为之心动，到这里承担起了创建心理学科的使命。在担任系主任期间，他对学术研究更有浓厚的兴趣，1954年他的《动机与人格》完成，这本书使马斯洛在全国出了名，被公认为是50年代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动机与人格》之后，马斯洛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心理学概念――“高峰体验”，这也是他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研究之一。马斯洛毕生都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依然不会放弃任何对研究有益的内容，包括对宗教体验，为此他阅读了大量东方宗教思想的背景材料，他认为高峰体验人人皆有。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被一些同事肯定的同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已经超出科学的范围，进入了不能证明的宗教领域。

马斯洛进入布兰代斯时的面谈，有一个饶有意味的小插曲：面试马斯洛的布兰代斯历史学教授曼纽尔，故意编造了几个心理学家的名字，问马斯洛是否知道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如果马斯洛回答知道并侃侃而谈，那么，不管他名气多大，布兰代斯也不会要他。而马斯洛坦然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人。从此，马斯洛同给他挖坑的曼纽尔成了好友。这或许对我们现在的招聘面试能有所启示。

这一时期，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在管理中得到了验证，企业界已经意识到对人的激励应该从金钱转移到关心员工自身上。以后几年，马斯洛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理论，随着《存在心理学探索》的畅销，“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高峰体验”(peak-experience)这些词已经成为公共术语，晚年的马斯洛，进一步提出了“超个人心理学”，这一学说着重研究宗教精神和“人性的最高境界”，他成了这一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学说刮起的浪潮，也被人们称为继第三思潮之后的第四思潮。

虽然马斯洛的理论已经在管理实践中得到认可，但由于受过实验心理学的训练，马斯洛一直渴望自己的理论能够直接进入管理活动。当安迪・凯决心将“非线性系统”作为一个大实验室(详见后叙)来验证马斯洛理论的消息传来，让他异常兴奋。在“非线性系统”考察期间，马斯洛写了许多关于最新管理理论著作的读后感，他不断思考如何提高员工积极性的方法、集体决策和领导心理学等问题。1965年，他汇集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出版了《优心态管理》一书。这本书的核心是“协同作用”，通过“开明的管理”，使公司和员工的利益达到统一。马斯洛的这本书很快便在北美、日本的企业管理和培训界中获得好评，他也被看作企业人性化管理运动的奠基人。

直到1967年心脏病发作，虽然感到时日无多，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对心理学和管理学理论的思考，直到1970年去世时，还留下了许多有待完成的计划。

“对天赋、能力、潜力等问题的充分开拓和利用，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总是尽力去完成。”如果用马斯洛描述自我实现人的特点来衡量他自己，无疑他便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