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说文解字》概论

一、绪论

１．汉字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文字起源很早。尽管出土的陶器上也有像很早的文字的东西，但它究竟属于什么时代，怎么去认识，还有待深入研究。因此，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系统的记录汉语的文字是甲骨文。从甲骨文发展到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六国古文：秦早期的籀文、货币上的文字、陶器上的文字等等。到了秦始皇时代，简易了秦的籀文，成为小篆。再发展成隶书、草书、行书、真书（即楷书、正书）。

从书写方式上看，汉字的发展有形变和势变。形变即字形有了改变；势变即书写的笔画有了变化。形变如金文跟六国古文相差很远，小篆跟金文相比又有了很大变化。篆书是圆笔居多，小篆已有点变化，隶书变化很大，把圆笔改成方笔。如“大”、“日”，字形由圆的变成方块。这种发展一方面由繁复趋于约易，简单化，如由大篆、籀文到小篆；另一方面又可看到由单体变为合体，加上不同偏旁则成为形声字。书写上由繁复趋于约易，字的繁衍上由形以表义向表音方向发展。最早先有图画代表形象，作为文字把图画简化而成为象形字。还有指事，《说文》举“上”、“下”为例，因为无物可象，所以有指事。又有会意，会意一般是合体的，如“相”，是由两个独体合成的会意。此法还是有时而穷的，遂向表音方向发展，因此有了形声。又有转注、假借，合前几种为六书。转注，《说文•叙》讲“建类一首，……考老是也”。前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比较准确的是刘台拱的讲法：“从一义生数字谓之转注，以一字摄数义谓之假借；随音立字，谓之转注，依音记字谓之假借。”戴震、段玉裁讲转注是互训，非也，互训不是文字孳乳的方法。假借以不造字立字，同音假借，拿一个字代表两个不同的语词。转注是表音的，假借更是表音的，因此我说是形以表义向表音方向发展。文字使用上，一字多形（或体，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慢慢趋向固定。从历史上看，有古字今字之别。

２．声韵的演变。首先应理解声、韵是一个系统（system），不是杂乱无章的。一种语言里声母、韵母各分多少类是有数的；声韵的结合是有规律的，是系统的。比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ｔ ｔ‘?一定跟ｉｙ（或有ｉｙ介音的韵）相拼，不跟ａｏ相拼。声韵的演变就是在这一系统内部有些发展改变。演变或者由简而繁，比如古代的“端透定”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知彻澄”和“照穿床”。或者由繁而简，比如“蓝”是来母，而“监”是见母，古代有复辅音声母ｋｌ－。为什么说古代有复辅音？这样的事例不是个别的。比如：“恕”从如声。一个字也可以有两个读音，比如“率”ｓｈｕàｉ、ｌù，最早为两个辅音，在一定

条件下，发展为有的保留了前面的辅音（如“监”），有的保留了后面的辅音（如“蓝”）。除谐声外，从汉藏语同源词比较也可看出古有复辅音。

时代有不同。从汉语语音的声韵系统发展来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period）：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上古又可以分成前期（proto-Chinese）、后期（archaic Chinese）。时代前后亦有伸缩，商代为上古前期，周秦即为上古后期；若周秦以上为上古，则汉代也可说是上古的后期。魏晋南北朝为中古，唐、宋为近古，元、明、清是近代，现在为现代。研究任何学问，了解其历史，都应在历史上划分不同的阶段，不要笼统。

方音有不同。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错的关系，方音由分歧而逐渐融合，趋于一致，这是一个发展趋势。方音自古有之，而汉语是有一个最早的母语的，方言不过是其不同分支而已。有些美国学者认为闽语跟早期汉语不是一回事，有自己的原始闽语的母语。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闽、粤、吴、北方话都是由一种早期汉语演变来的。因为一种语言不能单从语音来比较，还要看它的语法、词汇。闽语也是音节语言，没有很多的形态（phonological）变化，语法结构跟其他汉语方言基本一致，声调也可以对应。词汇上的证据就更多了，不过有些词汇北方话没有。这里面有不同民族往来时互相影响的问题，吸收一些别的民族语言的词汇。语言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方言的发展是交错的，有的趋于一致。一致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北方话一般无入声，但山西话还有入声，声调也不同，有的有五个、六个声调。

总之，关于声韵演变要建立两个观念：一个是古今时代的不同，一个是方音的不同。

３．语义的发展。文字的意义有本义，有变义。本义指从早期文字形体上所反映出来的取像及其所代表的词义。变义指使用文字在表意方面所起的发展变化。变化又是多方面的，转义、比喻义、借义都是对本义而言的变义。研究语义，不能孤立地看。第一，要看这个词在最早的文献里是怎么讲的（the firstappearance），有的不能单从字形来看。第二，要根据这个字（词）处于一定的句子中的意思来定，不是仅仅单凭古老的字书（训诂书）来看的，训诂书讲的不一定是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或是在某个句子中的意思。例如《尔雅•释诂》第一条：“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倜、落、权、舆，始也。”这些字是不是都当开始讲？其实开始只是核心（kernel）的意思，事实上用处不一样，所指的方面也不一样，要把语词放到具体的句子中来看它是什么意思才行。

就语言的总体来说，形音义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要研究语言，就不能偏于一隅，要把事物的各方面联系起来观察分析（古今，形音义），所谓“观其会通”、“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就是要联系起来观察分析。同时也要了解历史的发展，所谓“探本求源”、“明其原委”，也就在此。把事物孤立起来看，不是科学；只了解一段，不了解历史的发展，是不能理解透彻的。

二、许慎的事迹与作《说文》的时代及许慎为什么作《说文》，《说文》的功用

１．许慎事迹。《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传》中有记载，不过很简略。“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当时很多人觉得许慎很博学，特别是经学。“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校长。卒于家。”又从贾逵读书，古文字之学是从贾逵受学的。“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儿子许冲《上〈说文〉表》，说其父曾为“太尉南阁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本从逵受古学”。还著了《淮南子注》。古人作书，书叙放在书后面，目录又在叙之后。刘向校书作叙录，都是校订完毕作叙录。从许慎自叙和许冲的上表可以了解作《说文》的时代。

２．为什么要作《说文》。《说文》之前有很多杂字书，用一些文句编成，为儿童识字而设。如《仓颉篇》。罗振玉影印的《流沙坠简》里有杂字书。赵高作《爰历》，胡母敬作《博学》，司马相如作《凡将》，史游作《急就》，扬雄作《训纂》，贾鲂作《滂喜》，都是杂字书，编成韵语，最早皆四言，后来有七言。汉代有所谓《三仓》。许慎为什么作《说文》？当时经学很复杂，古文经已盛行，是对今文经而言的。古文经是用古文字写的，称“古文经”；今文经是口耳相传，用汉代隶书写下来的，叫“今文经”。晁错从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写下来的是今文经。汉代有两次古文经出现，一次是从孔子宅壁中取出，一次是河间献王从古屋里取到的。古文经是用六国古文写的，而不是汉代的隶书。许慎作《说文》时，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还在争论。刘歆已看到古文经，它是有本之学，篇幅也多些，内容也有不同。比如《左传》就是古文经，《公羊》、《谷梁》为今文经。最早只有今文经流传，立于学官，许招博士弟子员，有官有禄。古文经出现之后，也要立学官，招博士弟子员，今文经学家则反对。刘歆有《让太常博士书》，批评今文经学家，时人非毁古文，以为向壁虚造，这是不对的。今文经学家又喜讲谶纬，如董仲舒，说了很多没有根据的说法，谶纬盛行。许慎从贾逵受古文经，既通古文经，又通今文经，“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要保存古文，说明文字形体的结构，文字的表义跟声音，所以作《说文解字》。《叙》曰：“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诸生说字解经不合古谊，因此他要作《说文解字》。何谓文？何谓字？《叙》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解释。解：分析（分判）。文：独体字，造字是怎么样的？象形还是指事？字：合体字，分析它从何得声？是什么偏旁？故曰《说文解字》。《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情。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以古文经为主，孟氏《易》是今文经。①分别部居；②据六书分析字体；③搜集训诂，博采通人；④明字音；⑤采古籀。《说文》包容了这么多的内容。当时今古文经争论未息，古文经在东汉已开始盛行，许慎要保存古学，文字上多方面采纳，编新字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字典。公元１００―１２１年，在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写成《说文》，成为字书之祖，在文化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收字９３５３个，重文１１６３个，解说１３３４４１个字。保存了战国、秦、汉间的古文字。

三、《说文》的价值

１．收字范围很广。包括了①秦汉间通行的篆文；②古文（壁中书），含奇字，采自扬雄的书；③籀文，即大篆，比小篆繁复，笔画重复的多。如“则”，籀文左边写得跟“鼎”似的“鼎刂”。④或体，收当时书本上流行的不同写法。“文籍”的“籍”，“返回”的“返”。还有一种他认为的俗体，“公”字不是正规的小篆，认为是俗体。“袖”有正体、俗体。包容面很广，给我们丰富的古代文字的知识。

２．首创分析文字结构的理论和方法，一扫西汉、东汉间今文谶纬谬说，这是很大的功绩。汉人早就讲六书，如班固、郑众等。许慎通过实践把汉字加以整理，把这种理论具体表现在字典里。当时今文经学家有很多臆说，推十合一为士之类，很可笑的。许慎很了不起，给后代很多字典树立了规范。许冲《上〈说文〉表》曰：“其建首也，立一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据形系联，有条不紊。为何“毕终于‘亥’”？亥者，该也，树根底下也叫ｇāｉ，万物皆该备。电“一”、“上”、“示”、“三”、“王”，从形体上往下牵引，下来到“亥”。六书说很重要。尽管六书本身不够完善，有了六书，对汉字结构形式比较清楚些。六书里，象形、指事为独体，所谓文；会意、形声为合体，所谓字（“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里“从某某”，或“从某从某”，这是会意；“从某某声”，这是形声。合体又是用独体字组成的。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上不断孳乳和增多。前面已讲过，转注，以刘台拱的说法比较正确，随音立字，声旁相同，形符不同。假借是同音假借。西汉、东汉间今文谶纬之学盛行，不是根据文字形体结构发展规律，而是按唯心方法讲文字构造，所据亦非篆书，更不是籀文，而是汉代隶书。《说文•叙》在讲了八体六书之后说：“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延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执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今文经学家据隶书讲文字结构是错的。许慎根据古籀、篆文说明文字结构，把今文谶纬谬说一扫而空。

３．创立部首编排文字的方法。这是受《三仓》、《急就》的影响，特别是《急就篇》，“急救奇觚与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