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语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语文”课程命名的文化背景新探

内容摘要：["语文"作为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名称造成了课程名称中民族标识的缺失，这一问题长期被学界忽略，造成了几十年来母语教学对汉语独特的民族性特点的忽视，不利于学习者的社会母语学习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共同文化认同意识的生成。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民族标识的缺失既是建国时去"国"化的结果，也是上世纪40年代席卷全球的拉丁化文字改革的产物。深化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改革须将此课程名称归正为"国语"，以推进我国社会母语课程的科学化建设进程，为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做贡献。]

当前的人们往往会引用吕叔湘先生1978年的那个说法说法："有一位在里头工作的同志提议说，我们叫他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这种说法流传甚久，让人误以为当时的命名出于偶然和随意，所以许多人著文隐晦地批评了当时那种"无以名之"就"信手拈来"的做法。当时的命名真的那么不严肃吗？这其中其实有着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我们求解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命名的那段历史的时候，有些疑问一直未能解开。为何独有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名称中没有民族或国别标识？叶圣陶先生解放前就强调过"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为何在1949年会将包括"国文"和"英文"等在内的上位概念"语文"用来给汉母语课程命名，并且像周扬、黎锦熙、胡愈之、胡绳、魏建功、吕叔湘等大家对"语文"这一课程名称也居然集体认同并未提出异议呢？对于思维缜密、治学严谨的叶圣陶先生犯逻辑常识的错误是绝无可能的。那么,当时命名行为的背后一定有着另外一种群体的逻辑在发生着作用，是什么特殊的时代因素影响着叶老等1949年时潜在的思维逻辑？除了建国前后"国语"改"普通话"、"国民"改"人民"等的"去'国'化"的大的社会政治趋势的因素外，另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个时代的群体逻辑就是认为"国文"将向"英文"趋同，将成为一种与英语类同的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这在今人看来多少有些吊诡的思维却着实代表了1940年代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一、拉丁化文字改革――20世纪上半叶汉语言文字建设的冲动

近代以来，救国图强的一些知识精英往往把中国的国力式微和国民愚昧归咎于教育，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中国几千年来的言文分离，于是致力于语文改革的言文一致运动由此而起。言文一致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白话战胜文言，第二目标就是汉字改拉丁化新文字（开始是提倡用切音字--罗马字）。第一个目标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实现，表现在母语教学上就是实现了普遍的白话文教学，这是我国母语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对于第二个目标的合理性尽管争议很大，但总体来讲，激进派占了上风。早在清末就有谭嗣同、吴稚晖和何凤华等提出废除汉字。民国时期，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蔡元培、鲁迅等曾都历数汉字之罪状，认为汉字是封建的遗存和文化的落后因子，强烈主张废除汉字。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说："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这就是那个时代占据上风的声音。

当时的语文改革者的一个主要主张就是要实现汉字的罗马化、拉丁化，这种尝试从189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前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新文字运动正在高潮，1946年7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回信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赞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赞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1月11日《语文》又发表了倪海曙的《结束符号，建立文字！》，1947年2月20日，《香港新文字学会会报》新2号发表千家驹的题字："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重要武器，是知识大众化的桥梁。因此，凡愿知识为大众享受的，无不赞成它。只有固执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少数人，才对新文字抱着仇视的态度。"

1934年上海启智书局《大众语文论战》、

1934年天马书店《语文论战的现阶段》、

1937年新知书店《语文》月刊、

1948年华东新华书店总店《鲁迅论中国语文改革》书影

在延安解放区，为了脱盲和普及文化，语文改革也十分活跃。瞿秋白、吴玉章等在20年代就积极参加了具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语运动，并把世界语与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结合起来，提出在国内使用拉丁语化新文字，在国际使用世界语的口号。1929年他们与前苏联的同志郭质生、龙果夫等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尝试创造适合国民脱盲需要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由于这种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可以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在苏区的扫盲运动中，曾有试用这种新文字扫除文盲的酝酿：1936年至1943年春在陕甘宁边区曾先后两次开展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0年延安成立新文字协会，组织缘起上署名的发起人有延安"五老"和茅盾、周扬等99人，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董纯才等52人。同年秋，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与边区新文字协会联合创办了《SIN WENZ BAO》（新文字报）。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宣布新文字与汉字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虽然后来由于战事，推行新文字的试验被迫暂停，但这也为1949年建国前后重启文字改革留下伏笔。解放区的教育趋向无疑影响到了除旧布新的新中国的汉母语教育。

二、共同的新文字推广背景：1949年我国社会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群体透视

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更名为"语文"缘起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新的中小学教科书之时，教材改称的建议经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叶圣陶和时任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绳以及时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等的集体同意，才确定下来。1950年1月，正在编写国文教材的"国文组"改称"语文组"。后来随着《语文》教材的使用和《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语文"正式成为了新的课程名称。

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新中国社会母语课程建设是先有教材名称的拟定，后来才将教材名称用作课程名称；二是当时社会母语课程的顶层设计者解放前都有着提倡新文字或推广世界语的背景：魏建功是汉字改革运动的先驱，1925年他就提出中国革命的成功便在于文字改革的努力，认为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是我们的时代的需要，是我们民族解放运动里一件大事"。叶圣陶解放前积极参加了推行新文字的活动：1934年，他就与陈望道、夏丐尊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认为要彻底改革文体必须同时改革文字并提出了文字的拼音化问题；1935年，他与蔡元培、周扬、郭沫若、茅盾、胡绳、胡愈之、黎锦熙、魏建功、吕叔湘、徐特立等等688人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使它（指'拉丁化新文字'）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1947年3月，他又与魏建功一道又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内担任理事。而胡绳在30代积极参加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编辑工作，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物《世界》任编辑，开展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和讨论，并积极为当时的语文改革刊物《语文》月刊撰稿，且著有《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和《上海话新文字概论》等书。胡愈之是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领袖，积极宣传世界语并主张中国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人不得不提，即对胡绳影响极大的叶籁士，叶胡二人在30年代曾一起宣传拉丁化新文字，叶主编的《工人识字班用的拉丁化课本》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48年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编审科科长，并担任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有着共同背景的这些人的语文改革思想无疑也影响到了新中国的语文建设。

三、历史的聚焦："语文"一词嵌入我国社会母语课程的1949年8月

实行拉丁化语文改革是20世纪20--60年代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语文改革运动。在前苏联的影响下，蒙古国把老蒙文改为拉丁化字母，后来又改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以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为法定文字，废除汉字；日本在1946年也启动了汉字简体化和拉丁化改革；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朝鲜和韩国在当时也改用了谚文拼音字母。中国始于2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也是受前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启发而兴起的。

处在这样的国际语文改革大潮流中，也是出于普及文化教育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黎锦熙联名叶圣陶等多名语文学家建议成立文字改革研究会，以重启40年代始于延安的语文改革工作。1949年8月25日，受黎锦熙、叶圣陶等人之托，"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致信毛泽东，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汉字应改成拉丁化拼音文字在全国重点地区试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叶圣陶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编审出版委员会主任"， 魏建功任常任理事。该协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提倡中国文字改革，并且研究和试验中国文字改革方法。协会自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改革和推行方案。后来该会又改称"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委前身），叶圣陶、吕叔湘等身居其职。

就是在1949 年8 月，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着手编写新的中小学汉母语课本时，将"语文"一词写入《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中，这一事件被认为标志着"语文"成为当时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对母语课程名称的选择。

历史往往是许多复杂的事件一起造就的，历史不能假设，许多事件及其方向，成就了历史的必然。文化教育的普及需要语文改革，而语文改革也是为了普及文化教育。有理由相信在1949年这一年，包括叶圣陶在内的我国社会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选择"语文"作为我国汉母语课程的名称时，潜在的思维逻辑就是："既然（汉语文）改革终点是拼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