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话说皇帝

自古以来，皇帝是特别爱被文人谈起的话题。虽然也有不少歌颂皇帝，谴责自己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类的文字；但更多还是嘲笑侮弄皇帝的。战国时期，孟子谈到殷纣王，直斥为“独夫纣”。睢景臣在《高祖还乡》中对于农村痞子出身的刘邦的流氓作风刻画的淋漓尽致。有人说这是挑战皇权；实际上是皇帝在中国人心中历来就缺少神圣感，谁都可以拿皇帝来开开玩笑。明清两代的笑话里也有许多与皇帝有关的，有的一直流行到现在，而且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例如许多以乞丐或农民幻想当了皇帝将如何如何之类的笑话就很多。这里举两例。有个花子早上起来肚子咕咕直叫，远处传来炸油条、烙烧饼的香味。他想，我要是做了皇帝，一边是炸油条的，一边是烙烧饼的，我一口一根油条，一口一个烧饼。有个老农，早上起来拾粪，看着自己粪杈已经磨得很短了。他忽然想到，要是我做了皇帝一定打个金粪杈。这样的笑话我们不用分析它是讽刺谁的，但就他们身份与幻想不协调本身是不是在解构着皇帝的神圣？皇帝那个高踞于彩云之端的半神半人之物，居然也是乞丐、农夫头脑中可以企及的了。

不过在有皇帝的时代谈论皇帝是危险的，下笔稍有不慎，事涉大不敬，那就不是个人掉脑袋的问题，“大不敬”罪在“十恶”，那是要株连家属的。朱元璋登基后，微服私访，听见人称皇帝为“老头子”，十分生气，对旁边的侍从说，张士诚在苏州一带割据了十来年，至今，人们尚称他为“张王”，我做了皇帝了，这些刁民还称我为“老头子”，为此杀了许多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平民。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杜重远写了《闲话皇帝》，这时帝制已经取消了二十余年，不必担心皇帝找麻烦了，谁料得得罪了东洋皇帝，该国已“妨害邦交”向中国政府抗议，中国的法院也只好判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天皇余威，飘洋过海，远播中国，这可能是作者没有想到的。

一、从《水浒传》的“不反皇帝”谈起

这篇《说皇帝》是由研究《水浒传》问题开始的。梁山好汉在大团圆、排座次以后热衷于招安做官，这一点使颇为有造反精神的现代人不满，他们评价《水浒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鲁迅先生就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流氓的变迁》）

毛泽东也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人民日报》1975年９月４日）这些意见在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期间宣传得热火朝天，那时把不敢反宋代皇帝、更不愿替代宋徽宗做皇帝、从而力主招安的宋江，打成了现实中的反面教员。当然这是政治运动，这些只是话头，不必认真对待，但是这种批评也引起我一些想法。

我想难道宋江如果真的打到汴京，“夺了鸟位”，做了皇帝就不是“叛徒”，而是“革命派”了吗？看来也不是，例如后来的朱元璋真正做了皇帝，历史教科书不也说他“背叛了农民”，登基做了皇帝，成为地主阶级的的“代表”了吗？从这里我发现了史学界评述农民武装斗争史的一个秘密：第一：一切农民武装斗争（一般的史学家只要看到史书记载有“盗”或“贼”，马上称之为农民起义，严谨的史学家还做些分析）都是正义的，而且是正义之师，保护老百姓，并为老百姓报仇，大批屠戮地主恶霸，这是“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关键所在；第二，“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然是人民的代表，是历史上的伟人，他们做了烈士，更加证明了他们人格的高尚；第三，如果“农民起义”取得了胜利，改朝换代，那么，其领袖必定是投降了地主阶级。这些几乎成为那时论述农民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们陷入矛盾而不自觉。

话扯远了，再回到皇帝问题。毛泽东的意见的前题是：他把“农民起义”领袖反皇帝和领袖“想做皇帝”看作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奋斗目标和具有高尚的政治品质的表现。把想“做皇帝”看成了不起进步思想。只有这样才值得歌颂，这种理论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实际上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各样人等争做皇帝的还少吗？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书”，实际上，它也是一部各路“英雄好汉”争作皇帝史。“相斫”就是互相兵戎相见，争做皇帝，争到了就是皇帝，没争到就是贼寇。清末民初苏北桃源有位学者名张相文，他写了两卷的《帝贼谱》。这部著作是根据历史上所记载的“帝王”和“盗贼”起事的事迹合为一编。在序中作者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帝王之号，原不足恃”。他认为凡是敢于争夺天下者都属于“有才有器”之人。这些或者已经做了皇帝，或者“自号为帝”，大家都是就奔着皇帝这个目标去的。这些“帝贼”，也就是“真假皇帝”，张相文就收罗了七百余人，可见历代争做皇帝的人之多。还有许多没有造反、不敢造反的人们，但在内心隐蔽之处也有个做皇帝的梦，争做皇帝真是太多了，可以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我还看过一位出身农村的青年剖析自己皇帝梦的文章，他说许多青年都有“伟人梦”，而“伟人梦与天子意识狼狈为奸，互相催化”，孳生出天降大任，拯救天下，做“真龙天子”的狂想。这是与其他一些民族、国家不同的。

一位同事从日本游学回来，谈到日本民俗时说到，他曾向日本学者问过，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这个回答使我们这些了解中国传统民风民情的人感到很惊讶，因为这种意识正与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想法相反，日本人真是缺乏造反精神啊。

二、中国人的皇帝情结

自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个词以后，仿佛它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极崇高的地位，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到某个具体的皇帝不能形诸于口头笔下，皇宫中各种各样的巧妙的称呼，以避免直接说到“皇帝”。皇帝的通称是“陛下”，皇帝自称为“朕”，专用的东西要加上“御”字，“御膳”“御妻”之类；对于负面事物，还有一些遮丑的词汇如御敌不力，逃跑了叫“蒙尘”“巡狩”，死了叫“山陵崩”等；甚至用言语冒犯到皇帝就是犯罪，而且在律条上还创造了一个词，称为“指斥乘舆”，都不敢明白地把这条“罪行”说成是“指斥皇帝”。可见其地位神圣与尊崇。

可是与“皇帝”取得到极其尊崇的地位的同时，它也成为各个阶层的人们追逐的目标。秦末陈涉吴广起兵反秦，陈涉就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鼓励造反者，陈涉本人的目标就是做皇帝（这从他不尊奉楚国之后就可以得知）。项羽、刘邦看到秦始皇的威风和气派，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是贫雇农，项羽是没落贵族，刘邦是接近游民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想当皇帝，真是无师自通、不学而能。这种皇帝情结当然不只是他们三个人的，只要天下出现乱象，起兵争帝者便大有人在。

五胡十六国期间有件真事。据《资治通鉴》卷113所记，建平四年（403）南燕慕容德统治的泰山地区，有个叫王始的起事造反，聚众数万，自称为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百官，封其父为太上皇，其弟为征东王，征西王。但很快他就失败了，被俘虏，斩于市。在行刑时，看热闹的见只有王始和他的妻子，还觉得不过瘾，就问：“造反是要杀全家的，你的父亲兄弟呢？王始回答说：“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被乱兵所杀，我虽然没死，现在还有什么指望呢？”其妻赵氏听了十分生气：“就是你那张破嘴，老爱胡说，要不我们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王始回答：“皇后不懂天命，自古至今，哪有不亡之国？”才做了几天皇帝？对皇帝身份的认同感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可惜的是，他的力量不够，否则谁能说他错呢？

每到乱世都会出现大批的逐鹿者，在不断的征战杀戮中，更强者胜出，逐渐被当时和以后的历史承认。东汉末，天下大乱，曹操以武力平定北方，他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老实话，但是他还是没有亲自篡汉做皇帝，把这个辉煌留给了儿子曹丕。

皇帝的情节不仅出现在乱世，天下无事之时，想做皇帝的野心家也不能说没有。那些有可能逐鹿天下的人物有“帝王思想”，有“做皇帝”的野心，还情有可原。因为历史毕竟给了他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有多么小。可悲的是那些生活中的失落者，或是因为痴呆愚昧，或是由于狂妄无知，或是被他人利用也会生出“做皇帝”的幻想。他们更让人感到可笑和可悲。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第八十回就写一个算命的骗子，为了从一个富翁那里骗钱，谎称他的女儿有正宫娘娘的命，将来要嫁给皇帝。为了要圆上这个谎，骗子在大街上找了一个有些愚昧痴呆的樵夫，说他将来要当皇帝，在这个骗子花言巧语地说服下，樵夫居然相信自己有当皇帝的命，也自然而然地称孤道寡起来，在富翁的后花园里关起门来做皇帝，并以为自己是真皇帝了，直到被抓起来为止。

最近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也写了一个关在狱中的“皇帝”曾应龙。这个人想“做皇帝”，犯了颠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无期徒刑。虽然他以性格乐观、服从管理，警察、犯人都对他印象不错，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识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自称“真龙天子”，张口“朕”，闭口“口谕”，说自己的过去是“顺应天命，回乡登基”建国“大有”，可笑又可悲。听从事公安工作的人们说，解放以来像这样人物并非绝无仅有，而是年年都要出几起类的事件。都到二十一世纪，帝制被推翻近一百年了，做皇帝的意识仍然没有从许多人的头脑中退去。只要看一下荧屏银幕就可以感觉到，大辫子满台跑，满清入关后的十位皇帝轮流上，从创作者对他们的美化和观众对这些剧目的欢迎可见人们对于帝王威势的崇拜和羡慕。

三、帝情结来源

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皇帝情结，而且至今还不能完全消退？大家感到很奇怪，其实，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顺序上车一样，这种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上车时的争抢。

1.皇帝的权力

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因为从理论上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惟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所谓真理权，或说话语权，因为中国是政教合一的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荀子认为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养人、治人、用人、教育人。孟子也强调“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王是老百姓的老师，后代臣民称当今皇帝为“圣人”，其道理就在此。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永远正确的，是真理的代表，永远有理。他拥有话语权力，即使人们与他对话，也得在他的话语权力范围之内讨论问题。总之，在平民百姓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无限延伸。这一点对于没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们特别重要，因为它几乎包括了人在世俗中的一切追求。

2.皇帝令众生羡慕之处

皇帝让众生心生羡慕的除了物质上、精神上的享受的无穷无尽，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不受监督的权力绝对性。人有生以来，无不受制于人、无不受制于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