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地名、历史和文化

“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无论点还是面，是通过地理坐标，用具体界限划定的。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还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尽管我们对它们的具体内容还不了解。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又如，山东好几个地方地名都带“不”(音夫)，其实这也是反映某一个族群的流动或者分布的特点。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几个地名有这个字，最著名的是苏州，被称为姑苏。对“姑”字以前有几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但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认为“姑”没有具体意义，只是越人的发语字。但这类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再如敦煌，从汉朝开始就有人根据汉语解释“敦煌”二字的含义，后来日本学者指出敦煌不是来源于汉语，而是来自土著民族的语文，汉字是采用音译，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释。不仅敦煌，我国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地名，当汉朝人记录下来时已经无法考证它们的含义，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响，但在这些方面我们目前研究很不够，将来或许能通过这些地名破译民族成分的密码。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刘邦的封地在汉中，成为汉王，以后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汉朝。因为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基本上奠定统一中国的疆域，所以这个民族主体被称为汉族。这些地名经历具体的事件后发展成国名，因为开国皇帝或者统治者往往会把这些地方作为发祥地，以后成为朝代名称。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北京郊区有很多以山西州、县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体迁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这样一种地名搬家也出现过败笔，我认为最大败笔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新疆”原指在贵州境内一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被设置为几个县，所以当地称之为新疆。乾隆年间，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称为新疆，以后建省时也用了这个名称。这当然是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赫赫武功。尽管这不会改变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还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外国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到乾隆年间才占有新疆的，因为你们自己都承认新疆是你们新的疆土。其实清朝学者已经发现漏洞，所以他们解释为“故土重新”，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左宗棠从阿古柏叛乱中收复新疆。这至少是改地名的败笔，如果沿用西域，与2000多年前一致，岂不更好!

还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类似地名还有很多，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历史。

又如重庆本来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细了解研究一下它的来历，往往就是对本地历史的重要记载，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同样，地名在对外关系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是解放时被称为镇南关的地方，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谊而改名睦南关，以后为了突出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又改为友谊关。20世纪80年代，我去友谊关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谊关屋顶打穿的洞还在，那时候看到友谊关这几个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时候，不仅友谊关楼已经修好，而且我已经能够站在新划定边界线上照相留念了，现在至少这个关的确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关系上也有表现：解放被称为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为呼和浩特；比如乌鲁木齐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却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新设了一批府级政区，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辖县原来都是土司，新设府县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还有很多纪念性质地名，从最早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作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卫立煌，曾在安徽六安县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各市都有马路改名为中正路，上海的爱多亚路也改名为中正东路。台北有罗斯福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还有颂扬性的名称，并不太明显，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说中共一大会址的地方，原来是望志路，是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兴业路。这些地名有些存在时间很短，有些持续至今，这就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府与民众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纪念者的影响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有的是当初概念与今天不同，有的当初是对的，但现在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具有规律的，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我们研究历史上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根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后，一些地名发生了变化，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为1922年英国王储爱德华到访以后，将一条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就是当时为了纪念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霞飞路是用法国著名将领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后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淮海路。

总之，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称谓的变迁和含义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发现是在一件青铜器上，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它是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被发现的。尊上面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中叙述了这样的大意：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

“国”(繁体写成)也是一个象形文字。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杠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围起来的，有人守卫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古代又称国。

“中国”的含义就是在很多国里，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说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但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却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也自称中国了。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连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或者与中原关系密切的政权也都自称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了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而骂对方是“索虏”“岛夷”，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但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号，如清朝称大清、大清国。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是用中国了。

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

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中国”两个字从30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与中国的国土、人口、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所蕴含的意义，不是简单以多少万平方公里或者地理坐标所能诠释的，是一部活生生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史。

“北京”的演变

以北京为例，“北京”这个地名我们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北京这一块土地它的名称有过哪些变化；一是北京这两个字在历史上曾经代表过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间范围。

北京这个地方最早能找到的地名是燕和蓟，在周武王封燕以前，“燕”这个地名已经存在了，又称为蓟。到秦汉时，出现了广阳郡，郡是县以上一级政区，在汉朝郡与国并行，所以一度被置为广阳国。附近两个与广阳郡关系密切的，一个是渔阳郡，一个涿郡。所以，也有用渔阳、涿郡来代表北京的说法。东汉以后又出现了幽州，燕国还曾被称为范阳郡、范阳国，燕国后来一度又出现燕郡，这些名称都是交替出现的。“燕”实际上最早是燕城，以后有燕国，有燕郡，涿郡更靠近原来的蓟县。到了金朝，北京这块地方被称为中都大兴府，后来又有了大兴县。元朝时被设为大都路，成了首都。

明朝地名变化最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