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 李彦冰：微博恐惧凸显官员群体几大软肋

十八大以后，“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流行现象，“雷政富事件”的曝发，“表哥”、“表叔”、“房叔”、“房妹”等的频繁出现，微博的揭露和爆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媒体和自媒体对权力腐败、道德堕落的揭露，面对网络上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吁，官员大有人人自危之虞。关于新媒体的兴起和自媒体的日益发展，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党政官员的重视：一是从观念角度如何看待微博的兴起，二是微博时代自身应具备哪些素质。这看似不同的两个问题，其实是前后相连的，对待微博的不同态度能够折射党政官员自身的素质。

清明廉洁正直的政治操守是基础，掩人耳目的政治遮羞和丑陋的涂脂抹粉，只能加剧人民的不信任

清明廉洁的政治操守是一个党政官员的必备素质。这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党政官员能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坚持权力的人民来源观;二是要能坚守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底线。一个针对的是公共权力的行使，一个针对的是党政官员的个人生活。纵观因网络反腐而落马的官员，要么因以权谋私而锒铛入狱，要么因个人生活的堕落腐化而身陷囹圄，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操守所带来的不同的对应效果。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反腐大潮，有良好政治操守的党政官员不必惊慌也无需恐惧，“身正不怕影子斜”的简单道理想必每个官员都懂。如若相反，惊慌、恐惧是必然。

清明廉洁正直的政治操守是进行正确的政治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党政官员本身深陷贪腐的泥淖，再高明的政治传播战略和策略都会变成拙劣的政治表演、低级的政治操纵、掩人耳目的政治遮羞和丑陋的涂脂抹粉，而这些只能加剧人民的不信任，将网络舆论推向新的高潮。

开明宽容的政治观更能获得网络舆论的认同

开明宽容意味着不是任何负面舆论都要采取行政的力量来解决。微博反腐是社会情绪的网络表达，是民意的网络呈现，是舆论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新途径，甚至是现实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时的无奈发泄。微博对腐败现象、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的挞伐，是正义的声音，党政官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采取行政的手段勒令删帖、甚至动用司法人员抓捕发帖者。采取围堵封锁的方法不仅会因信息的不透明而带来谣言的传播，还有可能带来进一步的对抗，而采取开明宽容的政治观更能获得网络舆论的认同。

不了解新媒体的官员，将是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成为政治场域中的笑柄

党政官员必须熟悉新媒体技术是大势所趋。在新媒体时代，党政官员不了解新媒体的特点、属性和功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成为政治场域中的笑柄。某地素质低劣的官员因不懂微博的公开性而进行的色情聊天已经成为人们调侃官员的谈资。现代政治在新媒体技术的助推下将越来越透明，而现代的政治思想也必将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政治推销、政治谋划和政治传播。

党政官员熟练驾驭新媒体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用新媒体技术解决人民所反映的问题，不能让微博成为一个摆设和道具。政务微博的更新滞后已经成为“懒政”的一个新形态，更有甚者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抛出各种“神回复”，如面对民众的网络咨询，答以“不知道”、“贿赂我，我告诉你”等等。

熟练驾驭新媒体技术要求党政官员能实时跟进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知识素养。

把握舆论变动的辩证特征，对于党政官员辨别民意大有助益

仅仅懂得并熟练驾驭新媒体技术还远远不够，党政官员还应该能够对网络所反映的民意进行甄别分析。准确把握并准确分析舆情在当下中国尤其重要。

准确的舆情分析能力首先要求党政官员必须认清舆情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舆论首先是群体或公众意见，而且是社会的优势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显然，社会舆论是民意的表达，不同的群体意见或公众意见表达的是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民意。至于哪些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民意，需要党政官员去甄别和判断。

准确的网络舆情分析能力要求党政官员能时刻关注舆论和民意的变化。舆论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惯性。一种舆论伴随个体心理、社会心理、制度环境、突发事件等因素的变化，会不断出现变化，呈现出波动的特点。尽管一种舆论会被新的舆论所取代，但是它依然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存在，甚至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卷土重来，这就是舆论的惯性。把握舆论变动的辩证特征，对于党政官员辨别民意大有助益。

当下中国的舆论场纷繁复杂，甚至舆论争锋已经在局部演变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斗争。在这些舆论争锋中，党政官员既不能沦为无原则的墙头草，也不能倒向穷凶极恶的资本，只能坚持人民立场，站在人民大众一边，顺应主流民意，甚至引导舆论。

部分官员头脑中依然持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落后观念

媒介素养应该是党政官员内在政治操守和政治传播观念的自然升华，而不单纯是应对媒体的一套套策略。

成熟的媒介素养要求官员能泰然自若地面对媒体。中国部分官员还没有从传统思维中解脱出来，头脑中依然持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落后观念，还没有建立起“官员应该熟练运用大众媒体，甚至驾驭新媒体”的现代治理观念。这样的政治思维，导致部分官员面对媒体时要么支支吾吾，不知所言;要么遮挡镜头，羞于表达;要么气急败坏，殴打记者。如若自身确实存在负面问题，更是如此。泰然自若、气定神闲地面对记者和媒体在某些官员心目中简直就是奢望。

成熟的媒介素养要求官员能训练有素地向媒体释放政治信息。在中国，行政力量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导致政府和党政官员对信息的占有具有垄断性和权威性。党政官员如能恰如其分地利用这些特点，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媒体为我所用，还能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和个人形象。如若相反，则会遭遇政治信息“梗阻”，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会在政治信息传播不畅的情况下不断流失，最终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让我们的党政官员面对微博亲切而不畏惧，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沉重性在于，理论上既不能正确认识微博，实践上由于自身的“不干净”而十分害怕微博的“正能量”燃烧了自己。但是，这都不能构成躲避微博的正当理由。面对微博，党政官员首先需要做到理论自觉，用政治传播的理论去指导具体的行政行为，真正实现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目标。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北京联合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