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亮：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摘 要：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关键词：微博；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性；话语权

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会化网络形式，如论坛、SNS、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 2009 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社会知识精英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他们凭借自己的言论，迅速成长为微博空间的新意见领袖。而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包括其公共性表现、影响力、局限性等，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作者的相关研究中，[1]已经结合实证调查资料和前人成果，分析、总结了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和状态；提出并论证了制约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本文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该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或者说，该如何介入微博，拓展话语空间，彰显中心话语权力，并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建构？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背景

（一）公共知识分子与其公共性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十年来，中外知识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 19 世纪的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意识，体现出公共良知的一群文化人。显然，知识分子的本义便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1987 年，美国学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首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2]在他看来，现代知识精英的学院化、专业化，正让其“公共”光环面临褪色，因此应强调“公共”两字，借此呼吁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也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有超越性的批判任务。[3]迄今，中国学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如陶东风、许纪霖等人，均沿用西方学者的基本界定。[4]《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时，也是遵循此标准，即：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5]当时引发一些争议，甚至招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虚妄的公共性”的批判。质疑关键在于，在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谁能未经省察地戴上代表公共利益、具有良知道义的光环？ 而为便于操作，朱苏力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肯定公共知识分子跨专业的公共事务干涉，强调对媒介的利用；但采用中性价值判断，抽离了褒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意识和意义感。[6]

我认同所谓“公共性”，不仅指面向公众发言、关注公共事务；也蕴含着代表公众利益、批判意识、公共良知和人文精神等多重涵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确实很难有超越阶级、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意识，完全置身于阶层利益之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很难苛求公共知识分子个体的道德纯洁；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来不缺普世价值建构及启蒙批判精神，“士志于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环境和传播语境中，我们无法回避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无论中国过去或当代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妨碍我们引用以上界定和标准，来关注知识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领域的话语权力和公共性身份建构问题。而本文在具体操作上，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指栖身于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人文科学学者；文化媒体人；部分作家、艺术家等。

微博“分享”与“裂变式”传播带来的表达自由，是人们最为赞赏的方面。但有了技术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人人获得了话语权。在西方政治学研究里，“话语权”（the right to speak）一词更多强调的是不受政治干涉的公民享有的自由，是社会公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兰西，福柯）。而在传播学语境中，话语权是公民自由表达权的一部分，指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空间，隐含着信息知晓权与接近权的前提；更指言语影响他人乃至舆论的“影响力”，即“话语权力”。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成为不同阶层行使话语权的有效方式。媒介话语权的争夺隐含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话语权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权力，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媒介权力。

（二）微博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技术赋权”

在现实的社会土壤中，“学而优则仕”也是知识分子内在的情愫。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全社会的意识中，一直存有极大的疑问，并非那么习以为常。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家体制与市场逻辑的奇妙作用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开始急剧分化，[7]批判性知识分子[8]处于失声状态；而媒体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二重奏，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虚假繁荣的公共生活。[9]当然，也有一批热衷于公共言说，具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以“公共”加冕，如王小波、陈平原等人。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深远，但人少势弱，而社会对其“虚妄公共性”的嘲讽和批判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变迁，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影响和冲击，也会促发社会话语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我们能够觉察到，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包括论坛、SNS、博客和微博客等，均是“分权化、去中心化”的媒介形式。它们的兴盛，可称之为一次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意味着公民表达自由权的拓展，大大增加了民主论战和民主干预的可能性和力度。像过去一样简单粗暴的控制信息流动已无可能，这激发了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微博表达便捷、自由与匿名，形成一种随意和不确定性的后台交往模式，刺激了大量原创却是碎片化的内容的产生；借助关注、转发、回复、评论和私信功能等“微型对话”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对话系统。发现与分享的技术理念，形成了微博短小精悍、弥漫式的传播特征。简单来说，全然不同以往的交往技术，塑造了一种新型的交往场景，进而塑造了相应的交往行为。总之，微博能够促成公众话语表达的“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

从 2010 年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 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一个个社会事件借助微博的发酵、蔓延，形成舆论影响力，并最终得到法制和公正的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但民主政治建设仍步履维艰，公民权利仍留于纸面上。而微博的广泛辐射面和深刻影响力，以及调整话语权结构的技术可能性，使人们对其衍生了“一种希望，一种寄托―――他们渴望打破传统媒体的‘中心化’结构，渴望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10]；期盼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进一步实现个体的权利。

二、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意见领袖化”生存

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媒介生存策略和话语权力的彰显，已被置放在微博这种全新的媒介环境当中，进一步接受审视和验证。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目前，微博意见领袖来源多样化，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了它有影响力的主要部分，却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综合考察当前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状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话语影响力初显。一些具有批判意识、与媒体关系密切的学者，因为与媒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敏感于新媒体科技的力量，自然率先进入，如张鸣、易宪容、贺卫方等人，但人数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种是非争端中。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和原来传统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网络统计技术所量化的。比如看他的“粉丝”数、跟帖数等指标。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带有多种头衔，如教授、作家、名主持人、主流文化刊物主编等，在各种言论中扮演着社会批判者和道义担当者的角色，如对旧有体制的抨击、对道德缺席的反思、对失败教育的谴责等。

2011 年 6 月 21 日，“郭美美 Baby”在新浪微博上炫富。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达带动了舆论，其专业的解读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方向、深度与广度。再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拥有超过84 万粉丝，他在 2011 年多起公共事件中的言论都受到网友们的关注，“江西抚州爆炸案”、“陈光标慈善注水”、“郭美美”等事件中，他都有转发、评论过千的微博。他在接受《环球日报》（英文版）采访中对“郭美美”事件的评价，被转发19461 条、评论 4367 条，其中网友基本持支持的态度。在现实中，于建嵘是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三农”问题、社会冲突，他非常关注现实中的一些集群事件或公共事件，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二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延续性归隐和缺位。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不敏感和不熟悉新科技、新领域，回答或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专业知识不够。其次，受到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因害怕“又时时触及讨论红线，只能继续进行‘动态归隐’（mobile privatization）”，“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以儒释为补充的隐逸主导文化下，真正精英型的公共分子的意见领袖很难现身微博。”[11]

其三，微博仍是一个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间。在微博碎片化和娱乐化的传播机制下，意见抱团和个人崇拜成为常态，而潜在公共知识分子偶尔的见解，极易被淹没在杂碎和娱乐化的信息底层，缺乏广泛的关注；或因不易被理解，而招至误解甚或攻击。因此，不能断言知识分子不关注微博，只是对一件事务的关注并不必然意味着思想交锋的产生。公共领域需要文化精英主导，现在看来，微博仍不是一个良好的、能够促成同一知识层面的对话的空间。

三是对非理性微博场域的迎合。目前微博意见领袖的权威和影响力，主要依托个人和信息的感性魅力，以及他们在诉诸常识中体现出的道德勇气。遗憾的是，当我们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微博意见领袖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某种程度上，肤浅的议题设置、对大众极端情绪的迎合、貌似公正公平的观点，是这些意见领袖的传播特点，“伪公共分子”快要成为他们的身份标签。

四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与公众话语主导权的博弈中，可能相互“裹胁”与“绑架”。在一个“平权”、“去权威”、但仍浮躁的言语场域中，公共知识分子话语主导权的发挥，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和风险的过程。微博所体现出的自我封闭和集群特征，可能对公共知识分子与粉丝群体的相互影响，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或隐忧。

首先，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化”生存，客观上形成了微博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再次中心化”和阶层鸿沟，不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和草根意愿的表达。其次，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 V”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一方面，可能采用迎合性的话语规则和话语方式，从长远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