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

引言

“农民工”是对进城打工农民的一种称呼，是“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叠加，即“在工地上我就是工人，回了老家我就是农民”[1]，这些像候鸟一样定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迁徙的流动人口，从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效动力，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和繁荣。

在城市空间中，“农民工”的身影经常是“不可见的”，他们或者被屏蔽在建筑工地的围墙内，或者被封闭在厂房里，或者在深夜从事着城市的环卫及其公路的维修与保养，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白天是他们的夜晚，城市的夜晚是他们工作的时间。但是，他们的身影会在每年的“春运”中浮现出来，会在因拿不到工钱而被迫自杀的新闻中出现，会在一次次矿难的深度报道中出现……“不可见的”农民工以“可见的”图象、叙述再现于“大众传媒”之中。而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包括笔者和本文的读者），关于农民工的想象、理解无疑通过这些大众传媒的中介，或者说过滤。

简单地说，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之后，农民工一般被称为“盲流”，一些新闻记者和社会学者也以报告文学或社会学调查的方式开始关注农民打工问题[2].不久，就出现了《外来妹》（1991年）等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随着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民工潮”成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发表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刊物《佛山文艺》、《外来工》获得了几十万的销量，“打工文学”也成为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中引人注目的热点。但与农民工相关的话题更多的是关于维权、拖欠工资等法律或社会问题，这包括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等安全事故、“河南人惹谁了”等地域与身份的歧视、春节前后农民工因拿不到工钱而出现自杀或报复承包商的事件以及外来工与外籍老板之间的劳资矛盾等等。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农民工归入“弱势群体”，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3]，农民工也逐渐地成为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2003年借“孙志刚事件”，新一届政府废除了实行近二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年底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钱的行为成为新一届政府确立亲民形象的重要举措，关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追讨欠款的新闻也大面积出现在官方/主流媒体的报告中。而最近的政协十届常委会，又提出“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的说法[4].

这些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中浮现出现的农民工表述，成为建构农民工想象的重要媒介。尽管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是“小众”[5]的，除了电视或者准确地说是无线电视可以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外，其他的媒介方式包括有线电视都被封闭在无论是人数还是地域上占大部分的乡村之外，这与大众传媒作为现代都市传播方式有关，但是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在当下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大，这与其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出现的标志，不如说是大众传媒成为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抑或“在权力交换与重组中变动不居的”的文化的“共用空间”[6].

在这个空间中，农民工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借重，有时甚至成为支撑彼此矛盾叙述的修辞，比如“民工潮”一方面表述为中国实现非农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标志，另一方面也被表述为“现代奴隶”、“包身工”等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而媒介自身的背景也影响到关于农民工的表述，比如下面我要分析的《三联生活周刊》使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来指称矿难与《真理的追求》使用“包身工”来指称农民工，虽然都借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典文本，但是其不同的选择与这些刊物自身在90年代的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农民工”的叙述，并非来自于“农民工”的自我建构（当然，在“打工文学”中参杂了些许自我想象），而是“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追认、整合和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农民工”的话语可以读解为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统识”的争夺战，农民工在不同时期、不同媒介中被再现为不同的身份，是不同意识形态运作或协商的结果。

所以，本文并不是对农民工现象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而是把“农民工”作为不同的文化表象进行意指实践的“表征/再现”，或者说一个不断被建构为“他者”的景观，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把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学研究领域中的关于中东或近东的文化表述作为建构西方主体身份的一部分，而关于农民工的表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同样的功能。这些在大众传媒中指认“农民工”的不同方式，与“农民工”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呈现这些大众传媒中关于“农民工”的表述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关系。或许，这样一篇研究报告很难被“农民工”所阅读，这依然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再现而已，但我希望这是一种关于再现的再现。

一、“农民/工”的起源或谱系

“农民工”来自于工人与农民的组合，而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农民”及其所从事的生产似乎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农业生产是在与工业生产相对比的结构中才获得意义的，因此，“农民”也是在与工人的关系中获得意义的，可以说，农民的命名与工人一样，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或者说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是现代性叙述的衍生物[7].而关于农民/工人以及阶级的话语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逐渐确立起来的，或者说晚清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近代的工人阶级，随之农民也获得了新的含义，这成为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背景。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叙述中，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被描述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个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可以说，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即工业化大生产，在政治上属于革命的主体即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在进步论和目的论的历史叙述中被预设为人类历史的主体，而农民的位置则被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

一方面，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来源，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民被强制剥夺土地而变成除了出卖劳动力“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9]，支撑这种叙述的历史经验是英国的圈地运动，而与这种叙述相伴随的是用“大工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即“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10]，在这种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叙述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前身，而工人阶级是农民转化的结果，这种叙述直到今天依然成为对“农民工”持乐观态度的依据。

另一方面，农民或者准确地说是“法国农民”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被比喻为“一袋马铃薯”，即“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1]，这就决定农民如果作为单个的马铃薯，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被装进“袋中”又是一个阶级[12]，只是他们不能自已把自己装起来，或者换作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13]，这种叙述是为了解释路易・波拿巴如何获得小农支持的，但也在政治上否定了农民的自主性，当然，农民阶级更不占据历史的主体位置。

在这种以生产关系为参照标准的历史叙述中，农民阶级由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而处于低级和需要被历史“剿灭”的命运上。如果按照经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并没有给农民阶级预留下任何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农民阶级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但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按葛兰西的说法是“反《资本论》的革命”[14]，也就是说发生革命的区域不仅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而是那些以农业为主体的工业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得纯粹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被历史验证，反而是像中国这样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作为同盟军而完成的革命，农民恰恰处在历史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赋予了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体位置，或者说把农民建构成一个“阶级”，是对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葛兰西无法在西欧发达国家发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克服。

进一步说，农民是被线性进步的历史观排斥在历史之外的[15]，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视野下所展开的对历史目的论、进化论、阶级还原论的批判，为反思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中的尴尬位置提供了可能。吕新雨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中从第三世界/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去物化或者说符号化的分析，推论出当代工人阶级丧失历史主体性的原因是“资本离弃了工人”，而“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主体性失落的前提”[16]，并提出“不是马克思所期望和设想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在它所确立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旧世界的反抗，恰恰是这种革命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成功，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农民革命的结果”[17].这样，用农民替换工人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把农民与工人放置同等的历史位置上，就颠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历史主体性的叙述。可以说，农民阶级不但没有离开历史，反而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叙述也建立在以沃伦斯坦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弗兰克的依附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之上，通过对“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划分，把东方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结构内部的因素或者说把西方/东方、中心/边缘作为共时的结构来处理，从而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以西方为中心的进步观[18].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农民工”看作是从农民演化为工人的过渡状态，从而预设着历史的进步与进步中的代价，就掉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叙述的陷阱，尽管这种叙述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背后预设着乌托邦的前景，或者说用“明天更美好”的允诺来化解今天的苦难。

但是，现代化/工业化依然是当下世界或中国的宏大叙事，“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对农民、农业的掠夺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都是同一个历史动机的不同演绎”[19]，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问题也不得不放置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诸如社会主义革命、户籍制度等深刻影响中国当下社会生活的“历史事件”，都与这个“宏大叙事”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其说这些“历史事件”阻碍了或逃离了“宏大叙事”，不如说它们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20]，历史也远没有终结[21].

二、“盲流”与民工潮

“民工潮”第一次出现在1989年春天，“引起了全社会的震动，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2]，当时的媒体普遍使用“盲流”来指称“农民工”。“盲流”是对“盲目流动”的简称，这来自于1952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要“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的政策，到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还依然使用这个名称。

当时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震动，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农民是不能进城打工的。乡下人/城里人作为一种不仅仅是区域分隔更是等级或阶级分化的身份标识，使农民户口/城市户口成为众多社会身份中分外重要的一个。这种户籍制度或者说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更好地从农业生产中积累原始资金而不得不采取的制度安排[23].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启动的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后是城市双轨制的改革。但1984年出现卖粮难以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调整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当时的政策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就地解决农业人口非农化的方案没有形成民工流动。随着“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986年农业一号文件），农民开始离开乡土，这样就出现了由西部向东部、乡村向城市、欠发达向发达、内陆向沿海的内部移民，当然，许多农民工不仅流向城市或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