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三鹿”死于过度的舆论保护

三鹿事件一周年，显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日子。在国企负面新闻缠身，以至需要专设新闻发言人来引导舆论之当下，从国企如何应对危机舆情的角度来反思，也许更有必要。

舆论监督之难众所周知。这种难，不单限于社会政治层面，而是延伸到了市场领域。权势背景深厚的国企往往成了舆论监督的死角，这是最近几年来的一个新现象。国企对付舆论监督的牌那是太多了，比如用钱收买记者，比如用巨额广告收买媒体，比如用官司乃至用黑社会恐吓记者和媒体，等等。如果穷尽所有这些手段还不能摆平，也没关系，它们还有最管用的一张牌，就是借助其深厚的权势背景，以行政干预迫使媒体收声。

面对权势背景深厚的国企，媒体不能不沦为弱势群体，大而化之的批评或有一定空间，但涉及具体国企的批评报道，却很难冲破权钱编织的重重天网。这就养成了三鹿集团一类具有深厚权势背景的国企的病态的自大和自信。三鹿之死，归根究底就死于这种病态的自大和自信。事发之初，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消费者和公共舆论的位置，不是第一时间向消费者和公共舆论坦诚相告，而是幻想借助常规手段,即借助权势压制舆论，渡过危机。哪知道权势也有不管用的时候，对权势的过度依赖使他们一拖再拖，终至拖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舆论监督之于国企，相当程度上类似于免费体检。如果能坦然面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么任何病灶都不难提前发现，在其蔓延之初即可有效诊治。拒绝舆论监督，只要好听的话，只要政治口红，那么无论表面上如何光鲜亮丽，但如果所有病兆都无从发现，所有最佳诊治时机都被延误，就终不免病来如山倒。再强大的权势背景，这时都回天乏力，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

本来跟三鹿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对舆论监督的态度则迥然不同，不惜家丑外扬，宁肯蒙受巨大损失，也要主动揭开黑幕。这实际上是不同企业文化的一个折射。恒天然从来无缘享受舆论上的过度保护，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单独应对舆论市场，只能以自己的认真、诚实和谦卑来应对挑剔的消费者和公共舆论，这反而培养了他们坦然和从容应对危机舆情的过硬素质。他们在三鹿事件中的表现让中国消费者耳目一新，其实在他们自己的日常运营中都不过是企业常态。

中国不乏像三鹿集团那样，自恃权势背景深厚，而向来傲视阔步的大型国企。他们不仅在公共服务方面往往极其低能，而且在应对危机舆情方面也往往极其无知。过度的舆论保护使他们能够享受法外免责的特殊待遇，因而无须直接面对消费者和公共舆论，他们视消费者和公共舆论如无物，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他们哪里知道，这种过度保护恰恰是害了自己。三鹿这点上教训惨痛，只不知，有多少国企能因此而稍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