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中国社会的两极振荡与传播革命」正文
传播革命正扑面而来，要理解这场革命，就得理解它所处的时代。
基层社会的山寨化
前不久一个记者跟我闲谈时说到，他说刚刚落网的某高级法官，特别荒淫无耻，以致每周都要嫖一个大学生处女，而且专门有人为他物色，他到哪儿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学生处女送到哪儿。
据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让我立刻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场情色传闻。譬如某贪官以收藏不同情妇的阴毛为乐，某贪官以安排工作为诱饵同时包养多个大学生二奶，等等。近些年来，我一直纳闷某些现实中的龌龊者强烈的优越感都从哪儿来的？现在我知道他们的自我感觉为什么那么好了。他们拼命追逐权力，而现实中几经事实上的三宫六院，声色犬马，这不就是帝王、起码是山大王般的生活吗？他们自然会有帝王般的感觉，要睥睨天下了。那么他们认为自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又何足怪哉。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不断列举。这足以证明，当下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密布“山寨”，成千上万个“山寨”。如果说高层还有一定程度的集体领导，有一定程度的规则，那么愈往下，权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就愈强大，以致几乎每个碎片都有一个自我感觉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区区一个小村长都可以做小帝王。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山寨化局面到底是怎么来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稳定观作祟，它助长了地方上“一把手体制”的不断强化。“一把手”既可以将几乎无边的权力用于保障稳定，也可用于寻租。而一旦寻租产生严重后果，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动不动上升到稳定层面。而一上升到稳定层面，就什么手段都敢用，什么代价都敢付，甚至动员整个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买单。稳定就这样成了他们手中的核弹，往往用来要挟、绑架、敲诈整个政权，尤其用来对付体制的制约，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长期化。
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最大的中国奇迹
山寨化是中国现状的一个很重要的断面。但与此对应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断面，则是健康的、积极的，能带给我们希望，鼓舞我们信心的。这个重要的断面，就是公民社会的成长。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成就。这个成就的伟大，已经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现了出来。那么多民间组织争相驰援灾区，在中国六十年救灾史上是空前的事情。民间力量那么主动、那么强烈地介入，并且在整个救援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汶川大救援是公民社会意识的大普及、大启蒙。直到现在，地震灾区仍是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密度最大的地区。灾区重建仍离不开民间力量，尤其离不开民间公益资金。甚至有学者呼吁，要把地震灾区建成中国公民社会的特区或者说示范区。
这足以证明，民间力量已成长到什么程度，以及对中国未来的转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是跟互联网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民间力量在现实中本来很难找到突围方向，互联网却意外地敞开了天窗。具有公共关怀、公共情结的一大批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网民。他们不能在现实中聚合，但互联网让他们走到一起，互联网让他们开始了精神上的聚合。这种精神聚合的扩展，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
但是，如果说这个公民社会最初只停留于虚拟，现在则越来越走向实体化。即便最初是虚拟的，但他们关注的方向，讨论的主题，仍大多是现实的，而且这种关注和讨论，越来越跟现实的力量结合。其一是跟现实中的平面媒体结合，虚拟世界的许多素材，最终都转化成了平面媒体的素材；其二是跟体制内的高层决策结合，成为高层决策者突破下属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主要通道。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层决策，就这样开始了多方互动。
这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公民社会就这样突破了制度屏障，先从互联网找到突破口，实现虚拟世界的自发联合。再以公民集体行动逐步渗透现实，影响现实，推动现实，改变现实。借助互联网，借助互联网带动的公共舆论场，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它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舆论场，以整个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来为中国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到了这种地步，公民社会就不再是假想或虚拟的，而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尽管它还比较初级，还有很多不足，但中国公民社会才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无论如何是个奇迹。当下评点所谓中国奇迹已经成了新时尚，但我认为，只是从这个角度，才谈得上中国奇迹，这也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最大和最可自豪的奇迹。
传播革命正在发生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矛盾的时代，一个山寨秩序与公民社会并存的时代。它的弹性和复杂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说是史所未见。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幅员的空间。你是哪类人，你想做哪类人，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时空，都能让你心有所属；做不做事，做什么事，怎么做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主观选择。总之，这个时代固然有很多问题，让我们常常无助无奈，但这并不是我们抱怨这个时代的理由。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多选项。
公民社会与山寨秩序的两极振荡，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那么这种两极振荡究竟怎样改变着中国的新闻生态呢？
稍远些的案例，有重庆钉子户事件和厦门PX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大批公民记者自发涌向现场，发回大量的第一手报道。但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仍是汶川大救援。过去的公民行动无论怎样轰轰烈烈，都限于个人行为。汶川大救援颠覆了这个传统范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公民集体行动的新范式，并被广泛效仿。
从此之后，哪里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哪里一定成为整个公民社会关注的焦点，哪里一定成为整个民间资源汇聚的中心，哪里一定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高地，也是公民新闻的高地、信息自由发布的高地。
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是这方面最新的案例。随着IT技术的突飞猛进，现在信息自由发布的门槛更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就能直接从前方发布新闻，根本不需要前后方配合。而且，现在公民记者介入公共事件的冲动更强烈。巴东本来地处偏远，但自然的和人为的重重屏障，仍挡不住数千网民自发结伴而去，以致当地宾馆全部爆棚。这些结伴而去的网民大多有大学以上文化，大多熟悉网络传播，大多有基本的法律和社会政治素养，其平均素质并不在平面媒体记者之下。而且，他们更自由。
周瑞金有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已经出现了新意见阶层。而所谓新意见阶层的主体，在我看来倒未必是那些在书斋中指点江山的素手书生，而是热衷公民集体行动的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大的个人资源和旺盛的精力，有着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参与激情，是典型的“吃饱了撑的”的一群人。他们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们的个人偏好，只是他们践行公民社会理想、履行公民责任的平常举动，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虑，就跟他们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游一样简单。
在公共舆论场翻云覆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新意见阶层，他们就仿佛中国新闻版图上的一支游牧民队伍。他们借助新技术天马行空，成为信息自由传播的主力，主导着公共舆论场的方向。中国新闻划时代的革命，正从这里发端，全民新闻、公民新闻时代正从这里起步。
如果说，山寨秩序是国家统一政令和统一法制最大的敌人，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因为山寨的切割，一度变得没有统一，没有标准，没有法度，没有共识，那么，如今这个危险的局面正在改观。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已经给我们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正在走向统一，开始有了标准，有了法度，有了共识。就此而言，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福音，它们是这个断裂社会中的人心粘合剂，它们是这个偏执社会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谐社会只有朝这样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间正道，也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