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瑞钢：公共话语应与社会一道变革」正文
６月21日，央视《24小时》栏目连线江西防汛部门采访，被采访者在电话中反复强调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主持人不得不打断话头，才将采访拉回正题。此事引发人们对“官话”的讨论。这里所说“官话”，是指相当多的党政官员不假思索说出的一连串套话（正确的废话）和空话（仅在语言上显得动听，却无法落实），以及像这次被采访官员没完没了介绍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的指示之类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相当多官员自觉不自觉地一开口就是一连串套话空话？
官员的语言与日常语言发生错位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存在一种奇怪的语言现象，就是官员在公共场合使用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脱节，两种场合下的词汇和语调的使用产生了错位，形成了两种话语体系，莫名地把一个世界的真实分成了两种表达。这就是说，官员在公共场合的表达，使用官场的语言和思维模式，代表官话所蕴含的价值判断，遵循官场的游戏规则。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则回归了自我，使用脱离官场政治需要的语言，使用每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都会用会讲的生活平实语言。就像演员演戏，明明知道戏剧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上了戏台，就要戏腔戏调讲那一套；回到台下，一切如常。
这种现象说明，官员习惯用“官话”对待政治和公共生活，官员的话语和百姓的话语错位。其结果最大的危害是掩盖真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官员们滔滔不绝的套话空话之下，百姓真正关心的事情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导致一些问题越来越严重，误国误民。上个世纪有关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苏联那里的人们曾经长期生活在私人愿望（privatepreferen-ces）与公共愿望（publicpreferences）相分裂的状态；他们甚至能够蒙骗自己，认为自己真的应该接受现实。
其实，官员们选择套话空话不是作为一种交流策略，而是官场话语体系相对于革新的社会语言，异常滞后。很多官员并没意识到，他们的讲话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重要的公共话语。公共话语应该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改革，而他们却还沉浸在用“官话”这一载体来释放和体现自己的权力与官威。
一位省级官员最近对省政协说了一段话，受到了热烈鼓掌的反应。他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他叙说的情形便是“官话”的对立面。我们的官员需要用真实的语言说话，政治修辞也要“与时俱进”，有时代精神，说直了，也就是要说人们最常说的实实在在的话。
“官话”背离了马克思的人民政权理论
“官话”被人们诟病，在于官员们忘记了其权力的来源，认为自己头顶的“乌纱”是“上面”赐予的，开口闭口讲的都是“上面”爱听的，唯权、唯上进行谄媚，进而，“官腔”的大小，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作为衡量标准，官话成了“权力”的外在体现。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在这句话中，他确认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1871年，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出现时，马克思就指出：“旧政府权力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恩格斯20年后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进一步提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恩格斯说：“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也可能防范他们。”根据马克思人民政权的理论，我们的官员只是人民的“负责的公仆”，不能是正襟危坐敷衍了事的“主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干部要作人民的勤务员；邓小平讲的，领导就是服务。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开宗明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这是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的。摒弃“官话”，就是让官员们搞清楚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他用，不要忘记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官话”的盛行表明，相当多的官员头脑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相当淡薄，这是要不得的。
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官员们把“官话”当作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和技巧，究其原因，就是现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强调党政官员有接受传媒监督的义务，事情就会起变化。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写道：“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因此，要使“官话”不成为官员对手中权力的一种炫耀和对肩上责任的一种敷衍，只要让官员们经常置于传媒的关注之下，则这套官话体系就会受到监督，得到改变。
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展开博弈，在不断构成新的利益群体。本来，改革的推动者应该是我们党的各级干部，然而，官员本身亦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群体，或被特殊利益集团挟裹，成为代言人，而“官话”一旦成为特有的话语体系，则会被当作这种利益的冠冕堂皇的遮盖物。
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语言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民主政治下，多数人为语言确定规则，就像他们为任何其他事情确定规则一样。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政治家、官员都必须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语言说话；因此，语言自然趋向以真实的日常生活语言为基准，从而不断打破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形成的“小圈子”语言规范，促成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一体化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官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大问题。让“官话”没有生存的环境，我们每个官员都应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