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在重商主义时代站在记者一边

7月28日，南京发生化工厂爆炸事件，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直播该事故现场，连线记者在介绍抢救进展时，被一名官员堵住镜头，逼问“哪个让你直播的？”在官员的阻止下，连线记者无奈中断了直播。

这位记者是比较幸运的，重庆晨报的三名记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6月底，有两位记者在QQ群就希尔顿酒店被查一事进行了“不当讨论”，重庆晨报网站工作人员廖异在网站发表了希尔顿被查的“不当言论”，皆被重庆警方带走调查。

在这两个事件中，认为自己遭到冒犯的权力部门直接对记者出手，轻重不一，态度相同。最近还发生了另外两个事件，则显示当代中国记者面临着双重压力。

《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连续刊发位于浙江省遂昌县的上市公司凯恩股份某些新闻，被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浙江省公安局介入后，遂昌县所在的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依法撤销2010年7月23日对《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并指出，遂昌县公安局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

与此相关的是，据媒体报道，不认识仇子明、也不认识凯恩股份人员的公民，杭州市紫晶置业公司财务总监翁安余，因在网络上转发仇子明有关凯恩集团的报道，而被杭州警方带走，并被迅速移交遂昌警方。7月29日，翁被取保候审。

但这并不是记者遭到非法侵害的唯一案例。媒体报道，7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参与报道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记者邵芳卿家属驾车，驾驶室门被人撞烂，所幸大人小孩有惊无伤。同日，与其并肩揭开紫金矿业公关记者黑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家属的车辆也被撞，所幸也没受伤。这两个事件纯属巧合吗？

在这两起事件中，遭到媒体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的，都是地方的上市公司。媒体已经清楚地揭示，紫金矿业与福建上杭县各个权力机关之间，存在错综复杂而十分紧密的关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政商合谋网络，这家公司可以在多年时间中放肆地制造污染。同样，根据仇子明的报道，凯恩股份实际控制人王白浪与遂昌县方方面面关系十分紧密，因而能够在集团改制过程中上下其手。

总之，从公的方面说，这两家上市公司作为地方经济的活跃主体，得到政府悉心呵护，公司可以为官员们创造好看的GDP政绩；从私的方面说，这两家公司与官员个人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输送管道。于公、于私，政府与企业、权力与商业之间相互依赖，形影不离。

这种情形似乎相当普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种种制度因素作用下，出现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现象，实质是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围绕着GDP、税收等政绩指标而在上级面前展开锦标赛。各级官员都有“亲商、安商、富商”心态，各级政府都形成了“亲商、安商、富商”的政策体系。凯恩股份与遂昌县、紫金矿业与上杭县的亲密关系，不过是这种重商主义体制的两个缩影。

当有人，比如说记者，试图揭开这套体制的帷幕的时候，政商合作体系就会密切配合，摆平那些不识趣的搅局者。

首先是商人出面，直接进行金钱收买。当代中国商人普遍是金钱拜物教徒，他们总是把记者理解为自己和官员的同类，相信用金钱就可以摆平他们。仇子明发表第二篇报道后，新闻报道中的主角、凯恩集团实际负责人王白浪多次打电话给记者，要求见面，被记者拒绝。尔后又电话记者的直接领导，提出沟通要求，也被拒绝。之后，王白浪通过媒体中间人暗示，可否通过私下交易，不再后续报道。《经济观察报》拒绝了王白浪中间人的撮合。

惊人相似的是，前往福建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多家媒体记者表示，他们在采访期间均遭遇了紫金矿业的公关。一家财经类杂志驻福建记者站的站长称，站里7月七八日收到一笔6万元汇款，经查是紫金矿业汇来的。当然，愿意拿出“封口费”的企业所在多有。

当金钱收买无效之后，躲在后面的权力就会适时出动。上杭县政府可以帮助紫金矿业压制那些维护自身权益的污染受害者，遂昌县公安局则可以积极地用刑事手段对付报道凯恩股份的记者。而刚刚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也曾经得到权力机关的照顾：2006年6月15日和22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记者王佑的两篇报道，内容涉及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富士康认为报道不实，侵害其名誉权，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王佑和报纸编委翁宝，要求王佑和翁宝分别赔偿2000万元和1000万元，并提出财产保全请求。而深圳市中级法院果然立刻满足了富士康的要求，果断地查封了两名记者的房产、汽车和存款。

凡此种种情节惊人相似的事件，令人忧惧。商业与权力紧密配合、压制新闻记者的现象，令人不能不怀疑，当代中国社会已经陷入某种结构性僵局之中。政府权力不受约束固然令人恐惧，资本肆无忌惮也令人厌恶，两者结合，则显然会让一个社会完全丧失向上的可能性。

不过，仇子明、邵芳卿、陈强、王佑等记者，也让人看到了打破这种固化结构的可能性。一位美国学者说，民主的运转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但其实，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要维持其社会的正常运转，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不论是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还是那些与权力勾结的商业的准强制性力量，都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

当代中国社会尤其如此。这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公民并没有有效的组织，因此，即便他们知道，腐败、权力滥用无所不在，也没有办法调查和对抗。在公民政治匮乏的背景下，记者的力量就显得异常宝贵，即便这力量本身十分微弱。因为，新闻记者们可以利用其专业利器，刺入权力、商业腐败的肌体，把腐败公之于众，并且把公众分散的情绪、感觉、意见，汇集、凝聚成为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公共舆论事件。这样的舆论，或许可以让这个僵固的体制略微摇动一下，让它能够略微面向民众的呼声解决问题，哪怕只是非常局部地解决一丁点儿问题。如果说中国的公共治理在过去十几年来还有那么一点点改进的话，不可爱的新闻界所发挥的作用肯定是最为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尤其是那些希望这个社会向上挣扎的人们，都有十二分的理由呵护新闻界。事实上，也正是在来自方方面面的舆论的压力下，仇子明被解除了莫须有的罪名。社会对新闻界的呵护，也是他们人身安全最大的保护。社会保护了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也就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其撼动僵固的社会结构、拉动社会艰难前行的功能。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