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内：媒体札记：因为谣言

《人民日报》“诚信大家谈”今天开议微博：“微博的广泛应用，使人们的交流更加简便、直接和快捷。但发布和传播不实信息、造谣诽谤、甚至蓄意捏造歪曲事实的事情时有发生，又使人们对微博能否健康发展感到忧虑。微博需不需要加强诚信建设、加强自律从而减少乃至杜绝不实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诚信微博该怎样建设？”

在《趋利避害，善用微博》一文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丁俊杰宣告，“微博打破了传统社会信息编辑和传播权利的集中化，使每个人都拥有了一支可能影响近两亿人的‘麦克风’”，在提出“应当谨慎设定造谣的判断标准”、“微博具有一定的自我净化功能”和“应当强化政府及主流媒体在微博上的话语权”这三条面对微博虚假信息泛滥时的立场后，文章提出应对谣言建议：“谣言止于智者，网民尤其是经过微博认证的名人，要加强自律，不信谣，不传谣；鼓励、支持网民自发的辟谣组织如‘辟谣联盟’，通过网民自发纠错，自发辟谣；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加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应当跟进。同时加强执法，对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形成心理威慑；微博的运营机构应该加强管理，建立网络信用体系。”

右侧评论更加明白地宣示立场：《真实诚信，微博的伦理底线》。在例举了动车追尾事故中的飞短流长后，作者强调“趋利避害”：“在必要的监管之外，我们呼吁微博使用者恪守真实诚信的道德底线……在现实生活的有限交往中，我们都要求彼此诚信，何况是在理论上可以无限传播的网络交流中呢？”

为这组报道配发的数据是人民网人民微博的调查结果，显示七成投票者认为“微博是新媒体平台，应该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以及一封读者来信，由来自浙江的陈健敏呼吁“失信应依法惩戒”：“得知真相的网友纷纷呼吁，微博上的消息也应真实可靠。正如食品制假需要打假惩处，以减少社会危害那样，微博也需要打假，对微博造谣者给予相应惩处来维护微博诚信。”

《光明日报》头版系列文章《让阳光照进微博》今天更是已经发到第五篇，《怎样看微博的“两面性”》，讨论“如何发扬微博的正面作用，规避负面影响”。

中国政治排序中前两位的报纸同期介入，足以证明这场旷日持久的微博伦理大战远未结束。以“辟谣联盟”为导火索和主战场，以“散布谣言”、“言论自由”为各自武器，对微博这一新型传播工具的争执在过去一个月中如火如荼，“五毛党”和“带路党”的互相攻讦满溢屏幕。

五天前正是新浪微博内测上线两周年，在这两年中，新浪作为最大赢家，赢取了股票市值和用户流量的共同上升。人们发现，与其美国先驱Twitter主打日常社交功能相比，在信息管制严格的中国，微博以其即时发布、火速转播的特性渐渐吸附了更多媒体属性，尤其成为那些抱怨社会不公、批评官商贪腐者的便利平台。于是，面对这样一件威力惊人的武器，中国执政者和异议者都试图娴熟运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开通实名认证账号，同样，越来越多的民间意见领袖则凭借蔑视权威而赢取数百万粉丝。

2010年7月，一些敏感的微博用户开始感受到凉气－－多家门户网站提供的微博服务在运行顺畅的情形下，突然加上“测试版”标记。而后，更多的迹象让他们猜测，“共产党要对微博下手了”，证据包括，一些与官方有紧密联系的媒体发表批评微博混乱的报道，更多的帖子和用户被“小秘书”们删除或警告。虽然在那些乐观者看来，中国高层领导并不会逆潮流而动贸然直接关闭微博，但悲观的异议者则警惕一切“别有用心”的批评，认为那些呼吁监管的声音不过是在为当局整肃营造舆论氛围。

3个月前，那个名叫“辟谣联盟”的新浪微博集体账号更是搅动一池春水，把所有的争执吸引到这个自称并无官方授意的民间组织身上。在图文并茂地揭发指斥了几桩夸大官方过错、虚构民间冤屈的谣言（例如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费用“人均近800万”、“大同政府架机枪”、“卖淫女裸体受审”、“出血性大肠杆菌已入侵北京”）后，很快，“辟谣联盟”声名鹊起，不过，多为骂名。在发现窦含章、吴法天是核心成员后，他们的老对手李承鹏、五岳散人认定这必是官方“打手”，“以辟谣之名行恐怖之实”，批评集中性地指向其“选择性地只辟民谣不辟官谣”。

面对批评，辟谣联盟坚称自己就是一个网友自律组织，“只辟事实，不辟观点”，“一方面约束自己，另一方面为净化微博舆论生态贡献力量”，批评“谣言就是谣言”，“正确的观点不需要借助虚假的事实去传播”。他们指责那些粉丝众多的名人精英“毫无社会责任感”地参与造谣传谣，妄加评论挑拨情绪，并且在事实澄清后不肯认错。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在联盟创立之初就针对《南方周末》那篇《信息通常是最好的谣言粉碎机》表示异议，从心理学角度强调“传播过程中，真相并不能自动击败谣言”，“不管信息如何充分供给，人们几乎必然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出谣言来。”

不过，迄今为止，辟谣联盟及其核心成员的微博听众总数都远远不及李承鹏一人，这至少可以在数量上预示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少数派”命运：中国互联网上弥漫冲天的民怨，使得这种要求发布指控者严格自律的原则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辟谣联盟”很快有了贬义外号：“屁摇连蒙”。

在这种互相围剿还基本限于微博论坛之时，作为前新华网评论负责人，窦含章们率先获得了通过官办媒体讲述理念的机会：继7月28日人民网总结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八大谣言”之后，8月3日，央视《朝闻天下》播出《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已经转任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总编辑的窦含章和他的战友“点子正”出镜，揭发腾讯微博上名为“郭瑶”的用户如何伪装成遇难者家属行骗，“破坏了微博的公信力”。于是，拥有亿万观众的CCTV将辟谣联盟推向了更广阔的公众视野－－与此同时，在异议者看来，这个组织作为“政治工具”的罪名也就更加坐实了。

战事升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再只是上网喊打，转而依仗市场化媒体时评版反唇相讥。就在央视推介次日，《青年时报》即刊《“辟谣联盟”为何不招人待见》，宣布多数网友对其“极端厌恶”：“你做‘义务清洁工’可以，但你若是把别人摆放的物品都视为垃圾，或者把所有人都视为可能扔垃圾的人，把每个玩微博的人都视为可能造谣的人，那往往将令人生厌；你做‘义务清洁工’可以，但动作不要太夸张，又是扯标语，又是放喇叭，又是巡逻，又是挥扫帚――没你之前，百鸟争鸣，百花齐放；有你之后，尘土飞扬，乌烟瘴气。最后落得群情愤慨，又该怨谁？”

《21世纪经济报道》与《经济观察报》跨界跟进。前者在8月5日发表社评《民间辟谣者不具备信用优势》，直言辟谣联盟是“民间好事者”：“民间辟谣者以自身掌握的不完备信息证明别人的信息是谣言，如同任何人和组织都可以未经授权就私设公堂剥夺他人的权利，不仅涉嫌对公权和私权的双重侵犯，还终将导致公私权利边界的失范”；后者更是直接反驳，“微博的伦理底线就是社会的底线”：“即使是被CCTV报道的郭瑶的谣言，也在一天之内就在微博中被证伪了，这难道不正是微博坚守伦理底线的最好例证吗？”

8月9日，《人民日报》曾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追求真相的愿望”为题，聚焦吴法天、窦含章、点子正的微博言行，称赞他们“不会为了迎合网友的期待或者扩大组织的影响力而第一时间介入事件贸然发表观点，都是查证之后再提供事实。”不过，这篇报道并不能证明中共中央机关报内部不存在对辟谣联盟的异议，因为就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再发评论，赫然写着一句，“是像某些辟谣者那样标榜自己‘骑着自行车替某一方说话’；还是不偏不倚，一切以客观公正、力求真相为皈依？答案不言自明。”

所谓“骑着自行车替某一方说话”，暗指窦含章。还是在8月9日，《新快报》以两整版发表对这位辟谣联盟秘书长的专访，并在封面就用标题注明他的身份：微博“左派”。这位“微博控”自述“我是左右都不讨好，替政府说话没什么丢脸的”，文末更是宣告，“那些质疑我们的人，可以单独成立一个反‘辟谣联盟’的辟谣联盟啊，我乐见其成。‘辟谣联盟’的价值，是一群自带干粮的网友在平衡一种声音，为防止言论的偏执贡献了一份力量。”

但在《微博时代我们怎样辟谣？》的问号下，这则“人民时评”显然不认为辟谣联盟的平衡工作做得很好。以“成立不到3个月的微博‘辟谣联盟’，撩动了新媒体舆论场里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开篇，在承认其作为舆论自净的一种尝试有“正面意义”后，文章分析窦含章们何以遭遇严厉质疑和嘲讽的窘境：“任何话语都有它的语境。‘辟谣’这个词之所以让一部分人心生反感，是因为此前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它成了对抗监督、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的挡箭牌。那些朝三暮四的‘辟谣’本身就经不起推敲，甚至造成‘越辟谣，越信谣’的恶果。”

如果不计较评论倾向的话，这的确是属于窦含章和他的辟谣联盟的时段。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谦逊辟谣，弥合撕裂的网络共识》、《东方早报》刊论《窦含章：一种真诚的偏执与盲从》之后，南方系悍将《南方都市报》终于发力，以“止息微博时代谣言有待信息自由流通”为题，称赞《人民日报》8月10日之文“持论基本公允，有别于之前某些借所谓‘谣言’而兴起的对微博的刻意非难。”在这篇8月11日社论中，作者认定互联网“在开放言论的前提下就已然自带了自净的设计”，并再度以“辟谣党”相称：“只辟‘民谣’却对‘官谣’视而不见，并在此期间以官方说法作为辟谣的立场与判断基点。这一致命的选择性失明，已经成为并将可能继续成为‘辟谣联盟’的团体短肋。”

文章重申“流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公开”之论：“人们对于复杂公共事件的认知，从来都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真相正逐渐明朗化的路上，很大一部分怀疑、质疑的提出与传播，不仅本身不应被认定为谣言，而且是推动真相最终浮出水面的可贵力量。没有谁愿意被代表，包括不愿意被辟谣者代表，在对公共言说保有制度性宽容的社会里，判断权应该交给每一个普通人，谣言不仅不足畏，它会在信息的自由表达与传播过程中，被人们予以理性分辨。”

《环球时报》可能是仅有的愿意向辟谣联盟成员提供版面的市场化报章。8月9日，吴法天（本名吴丹红）得以在此表明观点，强调“民间辟谣的出现，其实与自净并无矛盾，而且恰恰是增强了微博自净功能”，进而斥责“微博上的某些精英人士感觉如坐针毡，不惜拉下身段用各种恶毒的语言攻击”：“造谣有理，辟谣有罪。一天到晚抱怨政府没有公信力的某些‘公知’，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公信力……反对辟谣的人，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却试图掐掉求真的声音，无疑把自己推向了真相的公敌那边。”

次日，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畅销子报也向“公知”吴祚来提供发言机会，由其讲述“不必害怕网络谣言”的道理：“无害的谣言只会提升公众的免疫力，就像要提高人的免疫力，不能将他放在纯净的生存空间里。网络具有社会原生态属性……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堵住水流，那只会是徒劳的，并造成巨大灾难。”

即使是同一份报纸，版面上亦暗藏角力，微博论坛上此时就更加战火纷飞－－因为一段聊天记录。《云南信息报》8月5日以标题“‘辟谣联盟’踩着网民往上爬？”来形容事态，《潇湘晨报》10日引用的网友描述更称，“双方的几名主要成员，可谓冲锋陷阵，耗尽心血，大门前更是一片狼藉……”。口水战由网名“老榕”的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王峻涛发动，这位因为发布大量与中国官办媒体口径不一致的利比亚战争外电消息而获得关注的微博用户，从8月3日起发布辟谣联盟QQ群对话截图。根据图文所示，联盟成员正在议论“老榕和李承鹏之间，打击李承鹏很合适”、“加V的影响大，我们要集中清理一次”等，其中那句“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人不对事”更是引发哗然。不过，窦含章迅速发布解释，称“‘对人不对事’实际上是打错了，5秒之后就得到了更改”，指责老榕“断章取义，故意不贴出聊天记录中紧跟的一句”。

立场之争，绝无妥协可能。陶短房在8月8日《东方早报》上就此叹息，《选择性辟谣与揭短都有失公允》，在同指“辟谣联盟”选择性辟谣、公信力流失的同时，亦痛心于某些网络知名人士抛出的“敌友论”：“‘真假不重要，立场最关键’，甚至只管猛攻‘辟谣联盟’及其成员，而不去甄别哪些谣是辟对了的，哪些是辟错了或该辟而未辟的，这种‘屁股论’……把谣言问题、辟谣问题都抛在脑后，咬牙切齿、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地开始挖隐私、揪小辫子，这当然会更有‘杀伤力’，却也会加速围观者的散去。”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吵闹声中，8月17日的《南方都市报》决定用《深度周刊》讲述“微态度”，他们至少做到了在报道体量上的中立均衡：编辑们放上一幅窦含章与老榕在“辟谣”大旗下刀来剑往的漫画，由前者叹息“搞不懂我错在哪”，由后者质问“谁给你权力？”

文中，窦含章认为，关于辟谣联盟的种种责难是“公众的整体舆论是受操纵”的结果，“将个人恩怨，迁怒到‘辟谣联盟’上”。针对选择性辟谣的诘问，秘书长的解释是，“辟谣联盟主要是针对微博上最低级的谣言，这才导致给人一种辟民谣多、官谣少的印象，‘就是因为很多低级的谣言都是网民提供的’。”但“反辟谣”领袖老榕对此嗤之以鼻，作为互联网行业人士，他信奉“去中心、反组织”：“真的要有人来管理，凭什么轮到你呀，说两个理由出来我听听？你比别人多一个脑袋还是一个手？”

如果真的有人来管理，“老沉”肯定逃不脱干系。这位新浪网总编辑同样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星的采访，在重申“微博20年内因政策风险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后，亲自审核每一条新浪微博官方辟谣的陈彤承认，“我们公认的谣言止于智者在这里都未必成立，有时候智者是少数，有时候智者不站出来说话。”根据记录，他对辟谣联盟的命运预测是“注定失败”：“我觉得很遗憾，辟谣的意思是对的，但辟谣联盟一开始就注定就要失败。这个组织太松散了，大家凭兴趣爱好和冲动……这样怎么可能成功呢？辟谣是个极端严肃认真的工作，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和“老沉”一样，更多人是站在了光谱两端的中间位置，他们承认微博确实谣言纷飞、辟谣是件好事，但又担心过于严厉的监管会因噎废食，以正式媒体的要求来衡量微博是种苛求，特别是会打击民间反腐热情。而“抢了戏”的辟谣联盟，正卡在手持双刃剑的虎口上。

今晨最新注脚，联盟成员、人民网专栏作者李牧发表声明：“辟谣联盟是一个网络群组，确实没有任何背景。非常不理解，这个群组的作业始终明显倾向政府，采信政府信息。我尽量校正这一倾向，并认为反辟谣大战，‘只辟民谣不辟官谣’的合理批评会起到触动作用。很遗憾，现在接收的信息，辟谣联盟在‘政府VS网民’这一对立中，仍站到网民的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