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王立军事件穹顶效应

作者:罗昌平发布日期:2012-02-22

「罗昌平:王立军事件穹顶效应」正文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2012年以来的两大热点均由微博而起,先是以韩寒是否代笔为主题的方韩之战,持续两月如同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已索然无味;随之强势覆盖并成垄断之势的王立军事件,最大限度地摄取了大众视线与公共资源。

53岁的重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以“打黑英雄”立身。今年2月2日脱离工作28年的警界,以副市长联系重庆经济工作;6日,王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8日飞抵北京,重庆官方称其“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9日新华社通报称“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国人最近距离的一次集体围观高层政治,韩寒也感叹“重庆美剧”一出,“自己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显然,这得益于新媒体的崛起与扩张,重新建构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与传播可能。

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在此演进过程中,微博的即时更新可谓24小时滚动进行,网民在政治新闻高度娱乐化的饥渴状态下,对与此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有事实最新的进展,又有当事人过往的细节追忆;间以历史隐喻如“来俊臣”之类,或“钓鱼式”流言传布,也不乏对未来的多版本猜测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应,都会引起围观热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样――这个以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于1970年在沙漠开始创建的城市实验,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在信息荒漠中支撑穹顶效应的要件,不是单个或数个专业媒体所能够完成,它聚合了开阔的视野、微观的细节、海量的线索与分散的专业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从中亦可洞知民间掘密潜能、微博传播特点、舆情风向和公众意识等。

显然,官方的例外默许与民众的群起围观,促成了阶段性结果的相对能见度。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王立军作为重庆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调整获得冷藏或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种种猜测因缺乏更多信息而无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于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于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征。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于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于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后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此外,还有网民展示了王立军的名片,三个手机号尾数均为7777,中英文双语印刷,开列的九个头衔中国际占五个,唯独没有他的官方头衔,“王立军”三字则竖排手写。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市长后发微博称:“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后,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后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双胞胎”引来批判,到底是出于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复,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于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后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健康被视为秘密,“休假式治疗”的表述及微博发布过程的非正常失误,叠加重庆打黑由来以久的程序正义争议,引起了公众对王立军状态的担忧。当即已有法学界人士呼吁提高调查程序的能见度。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并剥夺律师资格的李庄亦表示:“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当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每个人都在射程之内,就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在众口难调的路径选择上,法治显然已是体制内外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信息的出口与内销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国内网民的外文阅读已不再是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于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后王离开领事馆,“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实际上,一直以来,官方“主动放话”被认为是存在的,而且“放话”往往是境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如香港报刊),这次也有“放话”的种种迹象,且破天荒地转移到境内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这一中国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确定性。

在穹顶边缘,网民们对照重庆、云南、广东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获得更多微妙的动静。当官媒与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别小道消息,通过穹顶望过去,正是均等开放的地平线。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网民分秒必争地刷屏,只为三个字:王立军。据监控数据,新浪微博2月9日的PV峰值为220000000,超过去年的最高峰值190000000(10月中下旬的小悦悦事件),并将今年以来的PV均值拉升至 201038400。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后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后,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于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于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于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热点红利并不仅仅针对个人或官方媒体,也应包括任何权力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传统媒体有限入席

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舆论场,目前已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是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二是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权威消息;三是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声势大、透明、高且转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风格各异,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则可能成为“周星驰”。

王立军事件中,第三个网络已完全覆盖了前两个场域。这类似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热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则热闹非凡。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与之相匹配的阅读模式业已解构了传统记者的报道模式,甚至出现了网民感慨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现象。

北京各主要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2月10日都在头条刊登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华社“微博体”通稿。《重庆日报》则将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时报》给予了王立军三个整版,《经济观察报》以一个整版还原《重庆病人》,《中国经营报》已在考虑《重庆进入后打黑时代》,《新世纪周刊》则称《再无英雄王立军》,《博客天下》、《看天下》杂志为之提供封面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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