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 和磊：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生存状况

[提要]  学术集刊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在中国当下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集刊往往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双重夹击。在此情况下，集刊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首先不应当完全排斥体制，应通过与体制的协商和磨合，为自身赢得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坚持民间立场是学术集刊的立刊之本。其次，集刊要提高自身的学术质量，还需要强加自身的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做好选题策划，特别是对某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做深度挖掘。最后，集刊的发展还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以及集刊主编的个人学术声誉和学术公信力。

无可否认，人文社会科学集刊[1]在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集刊发表的论文就学术质量而言绝不在正式刊物之下，乃至不在那些所谓“核心刊物”、“权威刊物”之下。但即便如此，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生存状况仍不令人乐观。随着2008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同年 5月1日正式实施），以及2012年7月《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的出台，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生存问题更加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令许多富有学术使命的学者及刊物编辑人员忧心忡忡。本文将通过分析这类期刊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特别是制度性语境，关注它们的生存状况，并尝试提出这类刊物进一步发展的策略。事实上，这类集刊的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当下中国的知识生产状况。

一、集刊创立的文化体制语境

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创立，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体制语境。首先，国家对期刊的创办有着诸多的政策管控。从1988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起始，中国关于期刊的各种法规、规定、条例、办法等，不下十几个，而颁布者除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之外，还有国务院、教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科委等部门。这么多部门出台如此多的关于期刊的法律法规，可见国家对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视”。其实，法规的出台更多的是为了强化对期刊的监督与控制，比如国家对刊号实行严格控制。2005年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就明确规定，创立期刊必须“有符合新闻出版总署认定条件的主管、主办单位”[2]。单凭这一条，个人申请到刊号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个人办刊物是很难找到主管、主办单位的，尤其是主管单位；即便你有单位，而且单位采纳了你的意见并申请得到了刊号，它也会成立一个由单位党组织领导的领导班子（一般为“编委会”），并由党组织直接任命主编。这样的刊物不可能成为某一个或几个学者可以自主控制的学术阵地。而且即使由单位申报办刊，申报成功的概率也很小（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学者统计，集刊申请到刊号的例子极为罕见[3]。由于刊号控制如此之严，客观上使得许多想办刊的学者或单位只能采取以书代刊的办法，集刊的出现走的就是这个“曲线救国”之路。这是一种无奈，但也正是在这种无奈中，彰显了众多有志于中国学术发展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担当。已故著名学者邓正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4]创刊词中提出了“直面中国，以学术为本；求索发展，弘理性精神”的办刊宗旨，他还在《中国书评》（性质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词中提出了“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办刊宗旨。几乎所有创办集刊的主编学者们都怀有这样的使命和美好的愿望（虽然现实并不总如人意）。

其次，就国家出台的众多法规来看，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始终是第一位的，报刊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5]不断被突出强调。同样主要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国家把期刊分为时政类期刊和非时政类期刊（主要包括学术类和娱乐/商业类），前者的办刊条件远优于后者。而在这种划分中，学术期刊受到的重视是最低的，几乎完全被划在了非时政类期刊之中（除了一部分党政刊物之外）。事实上，学术期刊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与传递，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阵地，在建构中国学术传统和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学术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但在这些法规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区分对待（比如与娱乐类加以区分），甚至以“‘小、散、滥’”[7]为借口加强管控。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尚且如此，以书代刊的集刊类出版物就更不要说了。

最后，学术集刊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当下中国的学术评价量化体制，特别是高校职称评审及科研工作量考核的量化机制所致。这种制度一方面带来了学术论文的大爆炸，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期刊周期越来越短（经常搞增刊、或把双月刊改为月刊，月刊改为半月刊）、版本越来越多、页码越来越多、字号越来越小、文章越来越短等种种“期刊现象”。有学者指出，这些论文膨胀现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繁荣，而是学术浮躁化和泡沫化的表征，其根源在于急功近利的学术大跃进思维，而直接原因则主要是为了职称评定和学位获取等功利目的。

面对如此恶劣的学术环境，学术界某些有识之士展开了重构学术环境的艰难探索，希望在体制外构建一个崭新的“学术市场”，实现学术环境的变革。集刊就是这种探索的一种。

由是观之，集刊的出现，未尝不是中国学术环境重构的一线生机，[8]这也是许多人为集刊叫好的重要原因。[9]可以说，尽管办刊艰难，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集刊到今天显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这也促使国家相关部门不得不予以正视，不敢一刀切地予以封杀。2005年，周宪教授主持的《人文社会科学集刊调查研究》课题获得教育部立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10]，这可以看作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集刊的合法地位。同年9月19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集刊的调查，并于2006年8月1日发布《关于2005 年度CSSCI 来源集刊遴选结果的公告》，其中被纳入CSSCI的来源集刊共33种。2012发布的CSSCI来源集刊（2012-2013年）增至120种。[11]从中也可以看出集刊发展的速度之快，影响之大。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期刊主管者眼里，以书代刊的集刊好像是一个爱打擦边球、总想逃避管理的顽皮孩子，总担心“他”会闹出什么乱子来，甚至会出现政治性、导向性方面的偏差。[12]果不其然，2010年，韩寒《独唱团》出事[13]，对以书代刊的出版物的审查再次收紧，全国几乎兴起了一场查办集刊的运动[14]，有的刊物甚至因此被迫停刊，如《东方丛刊》[15]。尽管如此，丛刊依然在艰难中生存着，为人文学科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二、集刊发展之路举要

《文化研究》集刊的创刊完全出于偶然。大约是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文化研究》的创办者（本文第一作者）和几位对文化研究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史建先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觉得文化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生产领域，欧美国家和港台都有专门的刊物，但大陆却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第一作者有意牵头，朋友们愿意写稿，史建愿意出版，于是就做起来了。《文化研究》既没有挂靠单位，也没有主办或主管单位。因此，从创刊伊始大家就明确了《文化研究》的民间的、非体制化的性质，或曰同人性质：没有主管单位或挂靠单位，没有编辑部。创办此刊完全缘于几个朋友对文化研究有共同兴趣，完全没有名利观念。从政治立场和学术兴趣的角度看，从公共性的角度看，他们更多希望它成为一个公共平台小圈子的喉舌，“左”“右”兼顾。可以说，本着纯粹的学术理念办刊，是很多优秀集刊主编们基本的办刊宗旨。比如《中国研究》编委会在《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这份刊物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它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16]

就具体的学术研究方向而言，《文化研究》在第1辑《前言》中就指出了办刊的初衷和目的：“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历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央的文化理论家，翻译西方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如大众文化问题、传媒与公共性问题、后殖民批评问题、民族文化认同与族性政治问题、性别政治问题、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问题、知识分子角色与功能问题等），考辩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关系等。”办刊的宗旨是“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包括理论家、理论观点及流派等）与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并重”[17]，而在并重中，更“注重发表以中国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尤其注重本土学者的成果”[18]。

可以说，文化研究在传入中国大陆之后，立即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对推进中国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人文学科新的知识增长点和理论探索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文化研究》这样的学术期刊，无疑会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怀着美好愿望、负载巨大现实意义的学术期刊，其生存和发展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我们先看下面这张到目前（2013年3月）为止《文化研究》全部14辑的统计表：

这张表很明晰地呈现出了《文化研究》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坎坷经历。首先，出版社一换再换，一共才14辑，但有四家出版社参与出版，其中一家只出版了一期。其次，出版时间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虽然与约不到好的稿件有一定关系，但与出版社频繁更换也紧密相联。比如在第4辑到第5辑更换出版社之间空了近两年，2004年一整年就没有出版。第8辑到第9辑更换出版社之间也有一年多，2009年一整年也没有出版，不仅无法实现一年出两辑的最初设想，一年出一辑竟然也难以实现，实在让人唏嘘。再次，主办方有一定的变化。最初可以说是主编个人集合了一批对文化研究感兴趣、希望为文化研究做点事的学者教授，如金元浦教授、高丙中先生一起出版的，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后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参与进来，主办过一期，再后来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合办。2012年，随着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文化研究》变成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合办（轮流主办），并几乎成为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主办方的变动一方面与学术联合有关系，比如身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的周宪先生在文化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建树，他的加入显然可以增强期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设立主办方的背后有明显的经济考虑，尤其是在第9辑之后，刊物有了明确的资金资助，也就是从这辑开始，《文化研究》的出版才算真正走向正常，当年（2010年）就出了两期，而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更使《文化研究》的出版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仅2013年3月就接连出版了两期。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所走的路的确不是很平坦，但这绝不是因为论文质量出现了什么问题。《文化研究》始终把学术质量看得高于一切，宁缺毋滥。事实也雄辩地证明，《文化研究》所刊文章大多数经得住时间考验。2008年《文化研究》被确定为2008～2009年的CSSCI来源集刊[19]，正明确显示了它的质量。《文化研究》所走不平坦之路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体制方面的原因。作为一本体制外的学术集刊，根本不可能获得什么刊号，也很难受到出版社的青睐，这不仅在经济上出版社基本上无利可图，在当下学术评奖机制下，这样的体制外的学术集刊也几乎没有多大的资源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