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莉：民国城市正一火居道士群体研究

所谓正一道又称正一教、正一派，是在天师道龙虎宗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以龙虎宗为中心、汇集各符道派组成的道派，与全真道同为中国道教后期两大派别，主要盛行于南方。正一派道士大致可分为三类：聚亲不娶妻的观主道士、聚亲接嗣的坛主道士、没有宫观坛场散居家中的道士。后二类即散居道士，亦被称为火居道士。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道教内部文献和档案记载，有学者对广东、福建及上海正一道教历史与演变进行了阐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①。作为兴起历史短暂、移民众多的新兴工商业城市，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汉口，各种宗教于兹发展，尤其是正一道士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由于当时武汉三镇除了东岳庙等个别道观由正一道士主持外，绝大部分宫观属全真派，因此正一道士基本处于散居状态。关于汉口正一火居道士的历史，传统文献的记载仅有只言片语，我们主要根据正一火居道士登记档案，并结合其他文献及口述史料，对民国年间正一火居道士群体在汉口城市的活动状况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其他城市正一火居道士生存状况，由此探讨其时正一火居道士在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正一火居道士的来源及传承

早在三国时期，今武汉地区就有道教的传入，北宋在今天的汉阳建起了武汉有记载的第一座道观玄妙观。宋末元初，全真道进入武汉，并很快得到发展，周边地区的道观绝大部分成为全真道观，②但正一道一直流传下来，并以武昌东岳庙为联络中心。明代中叶以后，汉口与汉阳分离，由荒芜芦洲逐渐变为繁华商镇之后，伴随各地人口纷纷迁入，正一火居道士也将目光聚集于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从档案来看，汉口的正一火居道士大部分来自于汉口的周边地区，尤以汉阳、黄陂为多，此外尚有湖南、江苏、安徽等地③道士进入汉口。总之，汉口正一火居道士与移民的地域来源是相同的。④这表明他们是随着当地人口的移人而来到汉口，或是“躲避灾祸”，或是淘金，其主要服务对象也是当地人，至少最初是如此。这些正一火居道士一部分来自于脱离宫观的正一道士，一部分则是承袭天师道的传统――在家道士而来，另外，还存在着地方乡土性的法师传统，他们不属于全真，也不属于清微灵宝派两大教团。⑤

其实不仅是汉口，凡属新兴的移民城市都是如此。上海开埠后，人口猛增，各方移民纷至沓来。下层市民在这种空前变动的社会里，容易产生许多精神困扰，只能主要向宗教寻求即时而廉价的安慰，于是道教各种延生、度亡的经忏法事兴盛起来。由于正一派斋醮法事与地方民俗相融甚深，仪节、服饰、唱腔、音乐互有差异，各地移民中的正一派住家道士便各自开设道院、道房，作为散居道士的联络点，为同乡信众服务，由此形成近代上海道教地方性帮派分立的现象。⑥而上海本地人需要做法事，一般只请本地道士，⑦客帮则主要为移居于上海的同乡服务，地域性强。

汉口正一火居道士与其他城市情况类似，以世袭即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要传承方式。如汉阳籍道士喻养之，于民国二十五年上市政府呈文，请求发给执照时云：“缘民祖业道士事务，现因分房析居，理合具禀，呈请登记并恳发给执照以便实行事业”。⑧他的祖父辈均从事道士业务，因自己独立居住，从事道士业，也需要单独申请执照。熊明发、刘明华，汉口人，“民以接替先祖道士为业历有年载”。⑨上海浦东地区182名散居道士，“祖传道业或者亲友中有人从事道业”的比重为100%，⑩广东地方也是如此。(11)

因是祖传，故道士多自幼年开始学习，终生以此为业，(12)而且往往家中数人从事此项业务，(13)父子兄弟相续，有的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成为道士之家，如道士金振之、金浩然民国二十五年呈文称：“缘民父子世居汉上，执行道士业务数百余年”。(14)

也有部分道士通过拜师学道后加入道士队伍。拜师学道最少要三年，一般四至五年，“因为道士做的东西很多，要吹，要敲，要写，还要念，样样都要会”，“有时满师后还要给师父帮一年工”。出师后要摆满师酒，宴请各班首(道教法事活动的承接人)，意思就是告诉各班首“我已经满师了，如果有什么生意可以叫我做”。道士中能念的称为法师，只能吹、弹、打的称为音和，其余的称为道众，只有法师能主持法事。如果要学法师，所下功夫还要大些。一是道士的技能多半是师徒口耳相传，师傅要肯教你。二是要下本钱。“首先道士的法衣都要由自己准备好。这些法衣不止一件，而是很多件，比如发符一件、表一件等等。还有朝板、牙简、格之类的……而那个时候，买一件法衣对一般人来说很贵。另外还要交拜师金”。(15)因此，苏州道教界流传“出一个秀才易，出一个(苏州方言，读音近似“夹”，意为能干)道士难”的说法。(16)

关于汉口正一火居道士的具体人数，史料无确载。民国十八年市政府曾对火居道士进行过登记，但详情不明，只能依据民国二十五年政府再次登记时道士的呈文来推测，杜子卿在呈文中称：“具呈人杜子卿，年三十九岁，黄陂人……缘民道士业务，于民国十八年在前汉口特别市社会局登记领有道字四百二十二号道士营业执照”；(17)汉阳籍道士吴少孚则为“四百二十八号”；(18)武昌籍道士孙承昌“于民国十八年在第二次补行登记中领有执照一纸，号数为四百六十三号至四百六十五号之间，尾间一字事隔经年记忆不确，尤以联号第四百六十二号为刘云卿足资证明，并且有案可稽”。(19)可以看出当时登记在案者至少有460余人，当然尚有部分道士未能登记在册，如黄陂籍道士章镜亭等76人就未曾登记，民国二十五年仍在汉口执业。(20)保守估计，当时火居道士人数超过500人。当然这并非汉口一地的火居道士人数，而是包括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不过三镇之中，汉口的火居道士居多则是事实。民国二十五年汉口市政府对正―火居道士再次进行了换照登记，当时登记的汉口正一道士有106人。(21)伪政府时期也曾有换照登记，具体人数不详。民国三十五年换照时只有84人成功登记在册。当然这不能理解为汉口实际的正一火居道士人数，因为每次政府的登记换照都需要以前一次执照为凭，导致大量道士无法登记在册，如汉口宝庆码头湖南籍道士就从未在政府登记备案，法事活动却照常进行。(22)

在其他城市，民国年间正一火居道士的活动也如常在进行。上海抗战前后，城派道士大概有800多名。(23)从1840年至1949年，正一派道观在上海地区就有17所，以承接经忏为职业的在家式正一派道院、道房约有117处之多，“抗战胜利后，更甚。正是路路见道堂，条条有道房”。(24)在苏州，1922年以前有道士(正一道士)809人，1922年有512人，直至1949年还有221人。(25)在杭州，1932年全市宫观280所，至1950年全市宫观还剩下78所，其中全真派的44所，正一派(正乙派)的34所，全市道士217人，其中道姑14人，非住庙道士80人。另外，在社会上从事吹唱的“道士”约有百余人，生活来源主要靠香火、经忏，或从医及摆做小贩等。(26)在民国时期的福建，住家世袭职业的正一道士遍布福建各乡各村。仅福建市区有“八路道行”组织，即东、西、南、北、井楼、汤门、水部等七个城门及南台共八路，道士四五百人。(27)1936年广西省的宗教团体调查，原本流行的以桂林五岳观为代表的出家道士，由于“寺产多归公有，无处栖身，无不数见”，较多的是火居道士，他们“不事入山修炼，平时不着道装，饮食男女与常人无异，遇建醮或修斋时始衣之，借登坛诵咒”度日，“流为商业化性质，分布省内甚广”。(28)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是比较普遍的。

自晚清以来，道教，尤其是正一道遭受沉重的打击，道观曾多次被地方政府严加取缔，尤其是散居于城乡的火居道士更是被当局视作迷信群体，其生存更为困窘，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逐步衰弱，人数的逐步减少也是事实。尽管如此，为民众提供专门化的礼仪服务的正一火居道士仍很顽强，在广大城乡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二、正一火居道士的身份认同及确认

从档案披露的材料看，火居道士的自我认同是一致的，即认为他们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以此谋生。他们在上政府的呈文中一般声称业道士，(29)也有称业道教者。(30)社会上对他们身份的认同也是一致的。如当时的报刊就称之为“业道士”。

吴寿臣，年三十二岁，住本市童家十八巷，业道士。该家晒台上，昨日下午失火。吴道士取火扑灭，幸救济得力，尚未成灾。晒台上板子烧了一角，经当地岗警陈海清将吴道士带至该管第7分局。该局以吴道士失慎未成，依罚法三十二条款处罚金二元，以示儆征云。(31)

在一般人眼里，道士也就是一种职业，身份地位并不是最低的。如上海老道人顾冠福不来自祖传的道士家庭，他的娘舅一直叫他学唱沪剧，“但那个时候唱戏被人看作是不入流的行业，祖母不同意我学戏，让我跟堂姑父曹焕元去学做道士”。(32)在当时人眼中，道士社会地位好过“戏子”。

陈撄宁在分析旧中国道教界的状况时说：“往昔各大城市及人口繁密的乡村，总有道观(大庙)、道院(小庙)或俗家道士(无庙)杂居其间，可以说，某处有医生，某处就有道士，医生为病人服务，道士为亡人服务；凡是带有服务性的行为，在社会上都承认它是一种职业，因此，道士也就职业化了。道教本旨并非专为度亡而设，后来道士所以变成职业，不能不说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群众既然相信超度这件事于亡者有利，道士也乐于接受群众的邀请，以便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其他非职业化的道士大概都是靠香会、施主、庙产为主，游方道士也有借医(卖草药)卜星相以博暂时糊口之资的，但是极少数。”(33)

进入民国，由于国家控制日益加强，强化了正一道士的身份认同。正一道士为创建正一道教社团的努力就是证明。由于政府的打压，除日伪时期，在上海白云观，正一与全真两派联合组成全国性的教会――敌伪中华道教总会外，终民国之世，正一派全国性的组织一直未能获准成立，但各地方正一道士仍通过种种努力建立自己的社团。如在上海，1912-1926年上海正一派建立了地方性的组织――上海正一道教公会，1927-1931年上海正一派重新组织地方性的道教组织――中国道教总会(34)等；安徽也成立有省道教会及各地分会。20世纪20年代怀宁县道教会的会员有500―600人，均为正一道士。(35)武汉正一道教徒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武昌、汉口、汉阳先后成立“正一道教会”。汉口正一道教会会长为李明清，副会长为熊宝均，会址设在广益桥木兰宫。(36)虽然民国年间正一道士在争取成立全国性组织方面经历了挫折，但地方性分会的建立表明在民国社会社团组织风起云涌的趋势下，正一道士群体意识的强化和为此付出的努力。

正一道士身份的确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度受”和“传坛奏职”。对正一道士而言，受是很重要的，不受就无法遣使中的兵将听命法坛。自元代龙虎山张天师主管三山符，天下符出此龙虎山一家。清乾隆元年至三年(1736-1738)清政府重新调查登记全国地方道士，把道士分为三种类别：出家的全真道士、清微灵宝道士、在家火居道士；并重新建立限由官方道录司颁发度牒(或部照)的制度。(37)乾隆四年(1739)以后，清政府禁止龙虎山天师府拥有为各地正一道士开坛传度和执照的许可权，(38)目的就是要抑制江西龙虎山在传统中国宗教上的影响力。但现存文献显示，直至清末，张天师仍竭尽所能地实施合乎程式的道士晋阶制度。当然张天师只能透过劝说方式，要求信众守法，若有纷争，也只能经由地方官谕令派员解决。(39)

自清以来，正一道士拜受“经”的条件主要有：(1)从道较久，精通道教的朝仪科范；(2)举止端庄，有文雅的仪容风貌；(3)结交广泛，能筹措必须开支的经费。因为举行相关的斋醮法会至少3天。为了扩大影响，还得办酒席，叫做升职酒，多的100多席，少的也有几十席，花费很大，不可能每个道士都可以受。(40)受的主要途径有：(1)亲往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受。如在福建的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