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德贵：道教易学命运观的现代性反思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西方文明的视角，从命运观切入，在理性与非理性、宗教与道德、哲学与思维三个方面，对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进行了全面反思，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提供一个全新的参考。

[关键词]：命运；术数；巫术；科学；宗教；道德；思维；哲学；理性

作者简介：谭德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何处去”，“我的路在何方”――主体命运（个体与类）的认知、安顿与改变，是一切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纵观世界文明思想史，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到多神教，直至亚伯拉罕一神教体系；从巫术、方术到前科学、现代科学（非理性到理性）；从巫术禁忌、礼仪约束到宗教戒律、道德律令、良知良能；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都离不开命运问题的探讨。从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惟上智与下愚不可易也”的上智、中智、下智之人，还是“刑不上”的大夫与“礼不下”的庶人；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亦或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不论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或是变化不定的女人，都必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思考过命运问题。纵身跳江的屈原和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不过是中西方命运探讨的两个极端代表而已。从根本上讲，命运观就是关于人类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世俗安顿与终极关怀之间张力与平衡问题的深层思考。

命运观在中华文明思想史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本为卜筮之书”而逐渐上升为宇宙观、哲学观，内涵象数与义理，外展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源头活水，具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结晶，并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的《周易》，在东汉时，由于过度的象数化，尤其是谶纬之学的神秘化，导致了象数与义理的分裂。此时正值综合先秦方术、神仙道、民间巫术、以老庄为精神领袖并具备中国特色的道教开始形成，两者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结合，形成了道家易学和道教易学。其中，王弼所开创的道家义理易学，经过后期儒家的改造，特别是二程的新诠释，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易传》义理思想的基础上，变成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群经之首的根本内容（儒学义理）。而由于“王弼扫象”被清理出意识形态的象数思想，与道教有机结合，产生了道教易学，这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术数文化的形成。所谓术数文化，就是易学象数思想、三教（道教、儒教、佛教）思想、天象、五行、中医等传统科技思想融合为一体的专门研讨与顺化或改变个体与人类命运的方法与观点的思想实践体系。

当然，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毕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与中华文明的总体特点密不可分。由于农耕文明特定格局的影响，导致中国原始社会转型不彻底，文化分化与发展不独立。中间虽经各种外来文明的冲击，基本特质却没有大的变化，形成了天人不分、道术不分、道器不分、主客不分、灵肉不分、政教不分、道俗不分的文化特征，并且成为五大文明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文明。然而，当今中国，在经历了近现代以西方文明为主的外来文明的全时空冲击，一个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思想交织；中国、欧洲、阿拉伯、非洲等文化杂居；巫术、科学、道德、宗教、哲学交融的更为复杂多变的文化并存局面已经形成。以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思维模式核心化（道统、政统、学统）为核心的儒道释文化已经消亡，传统文化的边缘化趋势已无可挽回。喧闹一时的国学热，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文本游戏。但是，当今中国，制度化传统文明的消亡，正好提供了民俗文化、民间宗教等的大好发展时空（“礼失而求诸野”）。

与西方等文明不同，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中，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政治军事还是伦理宗教，也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世俗民间文化，包括物质实践与精神修炼，主要以命运观为前提和基础。时至今日中国，这种以命运观为核心的术数文化，不但没有消亡或弱化，反而逐渐强化。如果说，民众对意识形态化、制度化的儒道释思想，主要是一种知识需求，大多并无信仰追求，那么，对于术数文化，则不仅仅是知识的需求，更是一种信仰追求，不仅是理论的认同，更是实践主要指导思想的需求。术数文化以民俗化、多元化、私人化的特征融合并承载了传统意识形态文化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术数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从影响力的角度看，占据首位。

在世界文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要实现中国精神为主体、中华文明自我发展道路为核心、大国强国的中国梦，却不能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尤其是在目前所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更应该秉持一种包容天下的心态与理念，用西方文明的观点和方法，再次从深层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反思。因为，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与沙漠文明的产物，是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的有机结合，虽有中世纪的宗教一体化时代，但其根本特点却是天人二分、神人二分、道器二分、道术二分、灵肉二分、主客二分。尽管其理性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科学中心主义以及自由民主至上思想、普世价值等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全方位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天人、人神、灵肉、人人、现代与后现代、文明间等的冲突，但其文明主导性、科学性、普世性是很难改变的。当然，这种视角转换与对话，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而是经过深层碰撞后，产生一批有价值的思想，并通过整个民族的几个世纪的努力，真正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为主体、多元文明有机融合的文化体系，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础。最重要的是，对于传统术数文化，学界多是对其进行文献、训诂的研究，并在理论上总体定性为封建迷信，而民间信仰则把许多思想附着其上，更造成了理论的混乱。所以，用西方文明的观点与方法，对以命运观为核心的传统术数文化进行深层的解剖，尤为重要。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理性、逻辑、自由为主导的思维模式占绝对统治地位，虽然后现代思想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但不过是其内部自我反思形成的互补，这种思维模式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并且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重要理论条件。所以，本文将以此为基础，从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宗教，哲学与思维三个维度，探讨中国术数文化中思想张力与平衡的深层结构，在解构基础上，为将来新的建构做好理论准备。

一、理性与非理性维度

以命运观为核心的中国术数文化，其最终目的不过是解决人类命运的认知与改变问题。从其思想的历史演变看，经历了从巫术到科学，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历史，巫术文化是所有原始文明的起点。而所谓巫术，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人类为了认识宇宙的规律（或神意、命运），在顺应、祈求或控制规律（神意、命运）的意愿下，通过一定的中介（物质、语言、精神）和特定仪式，从而实现主体主观愿望（顺应或改变命运）的认知和实践行为。“易本卜筮之书”，龟卜与筮占，其最初的目的，确是先民通过巫术方式对命运的初级把握，但以此为标准，从而把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贬低为巫术、迷信，全盘否定其中包含的理性科学内容，则是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极左观点。从出发点与最终目的看，巫术与科学并无不同，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需求如何实现的问题。但其根本差异则在于，巫术把物质精神等同，设定万物有灵，臆想人与万物的因果联系，夸大主体的精神力量，认定可以通过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中介物（物质的、语言的、符号的），直接掌握万物的本质，且可以把主体的精神需求直接变成物质结果。科学则正好相反，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通过物质的手段与方法，揭示宇宙存在的规律，并进而最大限度地改造宇宙，最大程度地达到主体的目的，客观化、形式化、程序化、普遍化、试验化、交流化是其主要特征。以此为依据，术数文化则是巫术与科学的组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同体，这种特征，是以二分为主的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但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一体化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内部铁板一块，而是不同的文化内容在一个相对动态平衡的思想体系内，通过不同时空的占有，适应不同主体群，各安其位，各呈其能，最终达到文化上包容和谐，社会安定团结。

对命运的探究和预测，是术数文化的根本性内容，从方法的角度看，可分为动态预测与静态预测两种。理性根据在于古人采用严格的符号体系（64卦、八字、河洛图式）与时空观的有机结合。比如静态预测中的八字预测就是根据个体出生的年月日时（固定时间），相术根据人的体相的空间结构，风水根据阴阳宅的小结构与所处大空间结构（固定空间）；动态预测中的卦测、奇门、六壬等，都是根据初始时间（几――动之微）的感通与把握，来预测命运。现代唯物主义认为，时空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不同的时空必然体现了不同物质（存在）的不同运动轨迹（规律）这是静态预测的理论依据（古人有此意，表述语词不同）。而爱因斯坦相对论，从数学上解决了时空差异导致的运动与物质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子力学解决了信息的超时空传递问题（命运信息的传递），并以波粒二象性解决了线性与非线性关系，超弦理论、突变论与黑洞、虫洞等天体物理学理论，一起解决了初始状态问题、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虽然表面上看，动态预测的反概率性（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与西方科学的概率论相悖，但其所依据的符号体系却是在大尺度时空观中形成的，解释体系同样需要大数据与云计算（大量的实践经验与无数不同的案例），八字与相术、风水等也需要大量的数据。进一步讲，在具体的推演过程中，中西文化的计算方式差异更大：例如预测一场体育比赛的胜负，术数文化的动态预测方法只需要很简单的信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几分钟）预测出未来的比赛结果（纳甲筮法、六壬等），而西方式的预测就需要大量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信息、文化信息、场地信息、天气信息等，经过较长时间的计算，才能有相似性结果。对于更为复杂的如经济发展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战争成败、大的自然灾害（汶川地震）个体的命运轨迹等，西方科学仍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西方科学从本质上还没有解决非线性、偶然性、初始性、反概率性问题，因为网络时空与大数据，包括波理论与场理论，或是模糊数学的相似度理论，其基础还是确定性、线性。当然，西方科学的理性模式却永远是我们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这一前提和基础，我们的术数文化就会变成一种非科学、非理性、巫术的文化。古人当然不可能如此解释，但是，古代的智者（上智之人），同样采取一种理性的模式，非常重视其中的逻辑运算与经验积累，反对抽签式的占卜与神煞式的解释。

同样，术数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非科学（巫术与神秘）思想。一方面表现在术数文化中的某些命运信息的获取方法上，神启（启示）法就是一种（梦中信息的传递，庙观抽签），更多的是所谓神仙附体式（神汉巫婆的跳大神或萨满的舞蹈）。外应法（根据询问者出门所见物与事，或询问现场所见的现象的吉利与否判断所问事情吉凶），就是一种巫术的遗存。还有一种骗术（或魔术），例如通过腹中鸽子说话、鸟算、鹦鹉语等传递所谓不可更改的命运信息；另一方面，就是术数文化的解释体系的思想混杂性，由于夹杂了大量神煞、星象思想、阴宅的通灵思想，或者许多毫无根据、模糊不清的神秘预言（谶纬之学）与图式，必然造成极大的混乱，使人难于区分科学与巫术、理性与非理性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在改变命运方法问题上的大量巫术、神秘等非理性手段的运用，例如，辟邪物的摆放，发财物的求请，符、开光物、神像的供奉，语言、颜色、数字、日子的禁忌等，这些思想的存在是为了适应下智之人。

所以，要使术数文化真正被世界所理解，并被现代理性所接受，必须在西方理性的视角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评判，并加以分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以《周易》理性符号体系为理论基础的术数文化，真正理性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