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建：美国中东政策调整与中、美、阿关系互动

摘要：迫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外舆论压力，布什政府从2007 年开始调整中东政策，把遏制伊朗作为政策重点。为此，美国重新扮演了巴以和平调解人的角色，主动缓和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美阿关系的发展对正在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中东仍是美国对外战略关注的重点，“美国因素”在中阿关系中会更加频繁，三者互动将更为密切。中国对中东问题的积极立场及对中东事务的主动参与，对于推动中、美、阿关系的良性互动将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美国；政策调整；美阿关系；中美阿互动

一、美国中东政策：回归传统主义？

美国在“9・11”后推出了新的中东战略，即倡导基于军事实力与道义目标的外交政策。［1］其主要内容一是强调军事打击恐怖主义，不惜发动战争来终止一些国家对所谓的恐怖主义的支持；二是推动民主化进程，试图用所谓的民主政权取代暴政和极权。美国国务卿赖斯曾就此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是以牺牲民主换取稳定的政策――结果哪个都没有得到。今后美国将改变这一政策，积极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发展。然而近些年来的实践证明，根据这一战略制定的新中东政策，不仅依然“哪个都没有得到”，反倒“使中东问题雪上加霜”[2]。

美国国防部前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美国前驻沙特大使蔡斯・弗里曼历数了这些年来美国错误政策造成的恶果：美国可悲地落入了伊拉克的战略陷阱，至今无法脱身；美国实现了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伊朗却实现了对伊拉克的政治占领；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变革外交”催生了无政府状态与教派冲突并存的灾难性局面，即使当美国配合什叶派对逊尼派阿拉伯人进行压制和清洗以及后来当美国为摆脱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境而拼命挣扎时，美国还是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的政治问题，从而排除了以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能性。美国显然计划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从而实现对该国的持久占领，以图控制阿拉伯世界，但结果美国倒是成功地让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团结到了一起：他们都反对建立此类基地。此外，美国决定支持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人的起义，而不是坚持通过斡旋达成巴以和平。此举损害了美国作为公正调解者的声誉，既没有为以色列带来和平，又助长了巴勒斯坦人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气焰。美国与以色列联手，试图孤立并推翻民选的哈马斯政府，此举又令哈马斯不得不进一步投入伊朗的怀抱，并激化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促使以色列决定以武力或饥饿等方式令加沙巴管理当局屈服。巴以之间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前景变得越发渺茫。更有甚者，美国原本只想抓捕“基地”组织领导人并严惩庇护他们的塔利班分子，结果却愚蠢地把这次远征变成了对阿富汗的长期占领，目的是防止激进派穆斯林参与国家治理。然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干预行动招致了伊斯兰世界的反对，不仅让塔利班重新焕发了生机，还赋予了它名不副实的民族抵抗运动的色彩。美国还公然鼓励以色列打击黎巴嫩。这一举动不仅巩固了黎真主党与伊朗的关系，而且使真主党成为在黎巴嫩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同时，由于黎巴嫩的代理战争不断，使叙利亚依然依靠伊朗，美叙关系无法摆脱僵局。

“以上这些错误政策导致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遭到灾难性损害，显然需要做出调整。” ［3］迫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外舆论压力，布什政府去年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将其重点从伊拉克转移出去，“把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当作了美国的重中之重”[4]。与此同时，美国力图重新扮演起巴以和平调解人的角色，“安纳波利斯和会”就表明了此种意向。

这样的调整既有布什政府对过去几年美国中东政策的反思，也是迫于中东形势和国内政治变化的需要。布什政府把中东外交的重点转移到伊朗，一方面是因为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可以动用的国内外资源已经不多，驻伊拉克盟军纷纷撤离后，布什面临撤军的压力越来越大。自2007 年初布什宣布调整对伊政策、向伊增兵三万以来，伊局部安全形势虽有所好转，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已经能够完全控制伊拉克的局势。相反，伊拉克总体形势仍不明朗，导致动荡的主要根源依然存在。一方面，大选之年，布什不希望伊拉克问题成为民主党可以拿来对付共和党的一张牌。另一方面，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扯不断的联系以及伊朗在伊拉克不断扩大影响力的现实令布什意识到，在伊拉克问题上，伊朗是绕不开的坎。“如果伊拉克到了处于激进的伊朗影响下的程度，那它就必须处于遏制之下。”[5]

由于在遏制伊朗势力扩张方面美国与阿拉伯国家有共同利益，布什政府于2007年开始加强了与埃及、约旦以及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接触，与这些国家达成了大规模军售协议。为寻求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布什还缓和了要求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压力，刻意淡化了与阿拉伯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不禁让人联想起20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采取的战略：与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世界结成政治联盟，共同遏制伊朗势力在中东地区的扩张。美国推动召开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顺应阿拉伯世界要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呼声，缓和阿拉伯国家对美不满情绪，挽回因推行错误的中东政策而受到严重损害的形象，恢复其影响力，在遏制伊朗方面争取阿拉伯世界支持。

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究竟是一种战略回归还是策略性调整目前尚难定论，尤其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仍存在很大变数。尽管表面上布什仍对伊朗保持强硬态度，但布什政府被迫回到传统主义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出台，其实“是布什政府内部讨论的结果，是布什知晓和赞成的情况下做出了应该把报告公之与众的决定。”该报告认为，伊朗已于2003 年秋终止了其核武器研发计划。这同时表明：“反战派在美国政府中比赞成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一派强大得多，”[6]也“使下一任美国总统和伊朗展开外交接触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因为布什政府已经开始了接触。”[7]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中东政策向传统主义回归的势头很可能在后布什时代将得以延续。在大选之年，连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纷纷批评布什的外交政策，并都回避了布什世界观中最核心的部分，即“美国外交政治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在海外传播民主”，声称将在处理全球事务时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共和党候选人迈克・赫卡比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改变风格和态度。”另一名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则批评布什政府“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不充分，没有一个地方获得了必要的关注度、资源和承诺。”[8]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罗伯特・艾恩霍恩则表示，尽管新的共和党政府可能要比民主党政府更加谨慎，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会更愿意和美国的敌人对话。”[9]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东问题研究中心在2007 年发表的一项题为“恢复中东地区平衡”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为了保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美国未来新政府将不得不寻求卓有成效的战略。鉴于使用军事手段是不能奏效的，美国应回到外交轨道上来，研究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新办法，恢复中东地区的平衡，重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如果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还反映出美国对其全球影响力下降、霸权地位削弱的不安。尽管美国如今仍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总体实力占统治地位的唯一超级大国，但近来美国国内所谓的“美国衰退论”正被炒得沸沸扬扬。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金融动荡，也加深了美国人对本国经济可能走向衰退的担忧。此外，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也令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在内的美国人感叹“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10]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表示，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全球化时代的失败者，而是来自全球化时代的胜利者；不是来自昨天的炸弹，而是来自明日的工厂。因此，“下任总统的关键任务是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把重心从中东转向远东。”［11]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下届总统面临的最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与远东而不是中东有关。”[12]种种迹象表明，美国重新审视其全球及在中东地区的长期安全利益并为之采取更为现实的政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二、安纳波利斯和会：美阿关系回暖？

如上所述，由于推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中东政策，“美国对该地区的霸权明显地大势已去，”[13]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下降到了多年来的冰点。现在，美国政策出现了回摆迹象，布什从理想主义和对新保守主义的偏爱被迫回到现实主义或可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14]布什在2007 年7 月提出召开中东和会的构想显然有试图缓和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考虑。美国宣布向埃及和沙特等“可靠的”海湾国家出售武器计划，除了有遏制伊朗的战略需要外，也有修复与阿拉伯传统盟国关系的现实需求。

布什政府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也有了较明显的改善，如在与叙利亚的关系上，布什政府一些官员公开向叙示好。据西方媒体披露，联合国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人泽格・布拉莫茨宣布叙利亚与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害案无关是得到美国认可的。此外，美助理国务卿戴维・韦尔奇要求黎巴嫩出席安纳波利斯和会的代表塔里克・迈特里选举米歇尔・苏莱曼将军为黎总统。而不久前苏莱曼将军还被美国评价为亲叙利亚派，现在却被介绍为“中立的、得到一致认可的候选人。”[15]美国国务卿赖斯2007 年已经和叙利亚外长进行了两次会谈，美国还在最后一分钟争取到叙利亚参加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布什已在安纳波利斯和会上承诺要在2008 年底前促成巴以签署和平协议，但哈马斯可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布什政府已经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但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支持度，如今实际控制着加沙地带。美国若要持续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就不能无视哈马斯及其所代表的相当一部分的巴勒斯坦民众这一现实，此举将可能引发巴勒斯坦内部新一轮冲突，和平进程也将再遭挫折。因此，不排除美将在哈马斯对和平进程的政策表现出一定灵活性后会默认阿巴斯与哈马斯重新实现和解的可能。

综上，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淡化与阿拉伯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缓和“中东民主化”压力；2.修复与阿拉伯“温和国家”的关系，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争取叙利亚等中间力量，孤立伊朗，打击地区激进和极端势力；3.更多地回到外交轨道，通过对话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中东热点问题；4.平衡各方力量，维持美国治下的地区稳定。

就阿拉伯国家而言，虽然这些年它们在一些中东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依旧，矛盾迭起，安纳波利斯和会也还远未消除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疑虑和不满，但阿拉伯世界与美国之间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事实上，多数阿拉伯国家仍将发展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重点，对美国平衡伊朗力量膨胀、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上应发挥的关键作用仍抱有较大期待。阿拉伯国家同意出席安纳波利斯和会，一方面是因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其一贯的主张，而美国是唯一拥有制衡巴以双方力量的仲裁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美国之力应对伊朗在本地区扩大影响力。此外，一些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依然有求于美国的援助，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安全上仍需要美国的保护。

一些海湾国家学者指出，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有着传统关系。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这一地区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双方在地区安全、能源和反恐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可以说，对美关系是海湾国家的重中之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想法总是一致的。事实上，海湾国家与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但当前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疑虑很深，对伊朗可能成为核大国更为担忧。它们认为，海湾国家国小民弱，没有能力对抗伊朗的挑战，不得不靠美国提供安全保护，接受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16]综上分析可以看出，伴随着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9・11”以来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紧张关系似乎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其原因是：一方面，布什政府迫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收敛其过度强硬的单边主义政策，暂缓了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阿拉伯世界――不管是追求传统的现实政治目标还是理想主义地促进民主。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在遏制伊朗势力扩张、维护地区力量平衡及自身安全方面对美国有所需求和期待也是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