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静：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

[内容提要]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策源东进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研究，都将中东欧地区视为控制欧亚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关键。在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格局中，这一地区也被视为处于两极潜在冲突最前沿的重要地带。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价值不仅充分反映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中，也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得到了印证。

[关键词]中东欧地缘政治两极体系冷战

自2007年1月美国正式提出在波兰和捷克两国部署反导系统的决定之后，俄罗斯做出了一系列激烈反应。虽然美国一再强调反导系统在波兰和捷克的部署目的是为了防御来自中东地区潜在的导弹攻击，但是，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波兰和捷克都并非是拦截中东地区导弹攻击的最佳地理位置。而且，这一系统一旦建立，它所构成的防御范围更是大大地覆盖了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因此，美国在这两个中东欧国家部署反导基地背后的地缘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又一次成为美俄对峙的关键原因，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纵观历史，中东欧地区一直是一个极富政治色彩的地理名词。按照世界地图册上严格的地理概念来看，中欧指的是波罗的海以南，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中部地区，包括有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及列支敦士登。而东欧则主要指原苏联的欧洲部分。然而，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中，“中东欧”、“中欧”和“东欧”这三个地理名词的指代却往往混淆在一起。“有些人将这片土地叫做东欧；有些人管它叫中欧；还有一些人按照更严格的地域划分，将其称为中东欧……这些称呼无一例外地指代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存在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多个国家的家园”[1]。作为一个与冷战历史密不可分的政治名词，这一地区并不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始终隶属于西欧阵营的国家。同时，从地理学角度来看，也并不包括苏联解体后独立了的中亚国家。由此，“中东欧地区”可以限定为位于欧洲中部的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位于欧洲东部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立陶宛。虽然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面积人口上来看，这些国家都称不上大国，但是却始终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动荡中备受关注，其原因同地缘政治一词密不可分。

广义的地缘政治一词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地缘政治学说和现实世界中的地缘政治关系。不同时期有不同地缘政治理论，每一种地缘政治学说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都是相应时代人们对当时地缘政治现实认识的反应，或是在当时技术条件、政治经济关系现实基础上，对地缘政治发展作出的预测或判断”[2]。同时，这些理论又引导着国际舞台上的各大力量在政治与军事战略上作出规划与调整，成为一系列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之一。在西方观点各异的地缘政治学说中，尤其是在以“陆权”为立足点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中东欧地区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地带。同时，中东欧地区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也如同一面镜子，验证了各种地缘政治学说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做出的判断。

一麦金德地缘政治学中的中东欧地区

在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创立的陆权理论中，中东欧地区首次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在其早期撰写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麦金德就较为含糊地阐述和分析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在该文中引用了《贝格豪斯自然地图集》和《牛津地图集》中19 世纪以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查理五世即位时以及当时的欧洲政治地图来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中东欧地区始终是欧洲民族与亚洲民族反复争夺的地区，而整个欧洲文明史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地区反复发生的欧亚民族争斗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过麦金德对内新月地区和枢纽地区的划定可以发现，德国、奥地利这些中欧国家都被他归入了内新月地区，而今天我们所说的中东欧地区则属于欧亚陆块的中心内陆这个“世界政治的枢纽”。在1919年发表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麦金德不仅将1904年理论中的枢纽区重新命名为“心脏地带”，而且还明确地以三段式警句的形式强调了中东欧的关键意义：“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3]

麦金德提出的三段式警句不仅同欧洲历史，也同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一战之后，这片在历史上几乎一直是“所有国家的战场”[4]终于迎来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这种独立却是由英法几个大国精心设计的。“为了削弱德国对这个方向的天然扩张，凡尔赛条约在那里竖起了一道由许多人为的效果组成的屏障，即小国群立的分裂地带”[5]。这个分裂地带也兼具了阻隔俄国和德国，防止两国联手向西方扩张的功能。而中东欧这几个刚刚独立的小国则根本无力抵抗这种作为“缓冲地带”的命运。可见，正是中东欧地区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中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成为了西方强国手中的棋子。

二德国地缘政治学说中的中东欧地区

20世纪初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被视为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理论依据。其中，对中东欧地区的重视更是其东进政策直接的理论渊源。

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中东欧地区的重视同当时德国学界对地缘政治理论的认识、德国自己所处的地缘位置与中东欧地区的历史渊源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当时对地缘政治理论的认识来看，德国地缘政治学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把国家看作一个像人一样有生命的有机体。在它的生存中，国家有很多需要，但没有比生存空间的需要更为基本和关键的。这种对生存空间的强烈要求成为德国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理论关注周边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德国所处的中欧位置以及它同中东欧地区的历史联系又恰恰为德国的“东进”意图提供了条件。“德意志的民族区、语言区和文化区这类概念难以制图表示[6]。这些概念与尚未定型的中欧罗巴概念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虽然这个概念绝不完全是德国人的，但它被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德国人的统治”[7]。从时代背景来看，凡尔赛体系对中东欧的安排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这片在一战后由英国帮助建立的“第三地带”(Third Tier) 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形容为捆在他们国家周围的一条可恶的魔带。德国的地缘政治思考和随后采取的东进政策都始终围绕着铲掉这道屏障，确保由德国的控制体系取而代之的目的。

正因为这些原因，在20世纪上半叶，数位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都围绕着中东欧地区展开各自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将向东延伸的巨大地域视为德国的命定空间。帕奇在1906年就提出中欧各民族应该为自己的生存团结起来。这些成员包括各日耳曼民族和其他种族(大部分为斯拉夫人) ，而德意志帝国有权利和义务去组织他们。1917年，弗里德里希・瑙曼也认识到围绕着“中欧核心”将有机会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欧。几年后，施本格勒也提出这样的观念：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处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欧之内；德国只有控制了中欧，才能与真正的世界强国竞争。卡尔・豪斯浩弗可谓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地理空间思想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关于陆权和海权的世界冲突的理论。他对由凡尔赛和约加以合法化的新的世界秩序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即认为一战后在中东欧地区产生的一系列小国弱邦无非是同盟国为了束缚德国向东扩张的手脚而建立的防御线。根据他所提出的泛地区思想，德国应该致力于在“泛欧洲”地区建立起拥有统治地位的新秩序，而这个泛欧洲的东部边界则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时期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对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定位与设想极大地影响到德国纳粹在二战中的军事战略选择，但是，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分子的主张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军事入侵并非是德国地缘政治学说在构架德国“向东看”战略时提供的必然手段。一些学者就曾提出过与这一地区的各个民族建立一种政治―经济组织的新形式，建立一种“天然与互利的关系”[8]。另一方面，德国纳粹所宣扬的“种族优越论”以及在中东欧地区实施的灭绝人性的民族清洗也是同地缘政治学本源的环境决定论格格不入的。

三冷战时期两极体系中的中东欧地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两德合并的40多年间，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中呈现出了几方面重大的变革。

首先，传统地缘政治学经受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德国地缘政治学为代表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之所以会同第三帝国的政策相关联，发展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武器，同它自身机械地运用生物进化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的这一特点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具有进攻性的特点在二战后遭到了广泛的抨击。

其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改变了人类过去狭隘的空间观念，进而改变了地理空间的政治意义，也颠覆了地缘政治学中的许多传统概念。例如，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欧洲地区始终是世界的中心。但随着二战后真正的全球观的普及，原来的欧洲中心论逐渐被多中心论、多层面论替代。例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科恩就认为，世界是分裂的、多中心的和按等级排列的。他把世界划分成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在每个地缘战略区中又包含着多个地缘政治区。被视为“遏制政策之父”的美国学者斯皮克曼也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看到了三大世界实力中心，它们是“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带”。又比如，新型武器――战略轰炸机、洲际导弹和巡航导弹等的出现使地缘政治学突破了传统的对海权和陆权的研究，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空权”甚至“太空权”范围。

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传统地缘政治学强调的“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二元对抗的体系让位于战后出现的两极对抗模式。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标志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因此，这种两极对抗和遏制的冷战模式成为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此时的地缘政治学中很大一部分研究也都成为对这种两极秩序的解读和分析。例如，美国的塞韦尔斯基就全面论证了大西洋主义的思想，把世界划分成两个巨大的、以美国和苏联两大工业中心为核心的圆形空域。以美国为中心的圆圈基本涵盖西半球，而以苏联为中心的圆圈基本涵盖“世界岛”。两个圆圈对北美洲和北欧亚大陆的控制力量大体相当。塞韦尔斯基认为，这恰恰就是世界统治的关键[9]。

在这场地缘政治学的新变革中，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度在麦金德的三段式警句中居于世界中心的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地位在上述变化中逐步下降。原因之一正是欧洲中新论的衰弱和世界多中心论的兴起。在抨击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轻视了世界的环球性和确定地理位置重要性所需的诸多因素的同时，新兴地缘政治学说强调更加综合与环球的视角。例如，斯皮克曼总结出了确定一个国家地缘政治强大程度的10条标准，包括领土面积、自然状况、人口数量、矿产资源、经济技术发展、财政能力、民族单一性、社会一体化程度、政治稳定性和民族精神[10]。克里西(Cressey) 也提出了势力的9 个地理因素，包括面积、可临近度、区位、矿产和气候等[11]。依据这些标准，中东欧被赋予的世界性的战略优势受到大大的质疑。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在核时代中，心脏地带已经失去了大半意义。“在当今世界中大陆腹地还是一种实力基地，但已只是众多基地中的一个”[12]。其次，两极对立的冷战秩序在欧亚大陆上的布局也降低了中东欧的战略地位。战后的欧洲地区已经被泾渭分明地分成了“自由世界”和“铁幕世界”。中东欧地区被纳入了苏联的控制之下，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中部欧洲作为一个地理政治概念全然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道遏制的铜墙铁壁。”[13]在地缘政治学者们眼中，世界力量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了海洋与陆地相接的边缘地带，或是美国这个新的世界堡垒和心脏地带。

在现实中，尽管美苏两极对峙的前沿分布在全球多个角落，尽管一道“铁幕”在东西欧之间垂下，但对中东欧地区的关注和争夺并未就此淡褪。对苏联来说，中东欧各国在二战后纷纷建立了亲苏的红色政权，成为它的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在军事安全等方面又加入了由苏联主导的华约组织，可以说，这一地区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军事安全方面都已经处于苏联的实际控制范围之内。